清朝武器发展落后是因为康熙吗 康熙真的是千古罪人吗_火器_康熙_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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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康熙和武器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66历史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康熙是不是导致清代火器发展水平落后的“千古罪人”?

  很长时间以来,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玄烨是导致清代火器发展水平落后的“千古罪人”。这种说法曾经流行一时,甚嚣尘上,康熙遭到网文写手们的口诛笔伐,完全成了一副愚昧昏聩、保守无知的“老顽固”形象。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否与历史真相相适合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康熙不仅没有打击或者抑制清代火器的发展,恰恰相反,他还对此非常重视,对清代火器技术的革新、火器装备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康熙当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主英主”,但把清代火器水平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于他,是不适合历史事实的。

  康熙打压清代火器发展的谣言起源:戴梓流放案

  无风不起浪,清代十二帝中,只有康熙被莫名其妙扣上打压火器发展的大帽子,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戴梓流放案”密切相关。

  戴梓(1649年~1726年),字文开,浙江仁和人,清代著名火器专家,是清代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的人物。清代文人金兆燕的作品集《棕亭古文钞》中有一篇《戴耕烟先生传》,详细记载了戴梓的生平事迹。

  戴梓出身于一个军旅之家,他父亲戴苍明,在东南沿海一带担任武职,以勇烈善战闻名。在一次剿灭海贼的战斗中,戴苍明“断肋破脑”,身负重伤仍然死战不退,以身殉职。

  戴苍明死后,戴家家道中落,生活困窘,戴梓就在缺衣少食的贫寒处境下长大。但戴梓穷且益坚,“抱经世大略,凡象纬、句股、战阵、河渠之学,靡不究悉”,“自喜于书,无所不读,尤好兵家”,大概是受家庭熏陶,他酷爱兵书战策,对武器装备制造研发尤有造诣。

  康熙十三年(1674年)爆发的平息“三藩之乱”战争中,戴梓挺身从军,跟随康亲王杰书的部队挺进福建,在剿灭耿精忠之战中,他以非凡的胆识“单骑入贼营”,劝降敌将刘进忠、韩大任,为平闽之战立下大功。

  战后,在康亲王杰书的保荐下,戴梓入宫见到了康熙皇帝,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成为高士奇的同事。精研武备的戴梓,很快受到康熙的欣赏和信任,致力于对西洋火器的仿制改进工作,成就斐然。

  他根据西洋“红毛国”进贡火器,仿制出火力强劲的“蟠肠鸟枪”,博得康熙的赞叹。他研制的“冲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成为清军火器装备的大杀器,在平息噶尔丹之战中初试啼声,就显露锋芒,令世人叹服不已。

  但戴梓为人耿直倔强,不善于处理应对朝廷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康熙宠臣南怀仁不睦,还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明末义军首领张献忠的养子之子陈宏勋降清后,也与戴梓有了矛盾。戴梓的处境日益艰难。在这些人的中伤构陷下,康熙三十年,戴梓被康熙撤职查办,发配辽东。戴梓在辽东度过了三十余年凄苦时光,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清代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戴梓的后人曾说过,戴梓在世时曾研制出“连珠火铳”,一次可以连发28发弹丸,惋惜未能用于实战和批量装备大军。

  由于戴梓在火器研发方面的突出贡献,加之他遭到康熙流放的不幸遭遇,这就构成了“康熙打压火器发展”谣言的根源。

  戴梓生平事迹疑云

  戴梓流放案以及他生平事迹的始末缘由,史料来源正是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但客观地说,这两部作品都属于清代文人的野史笔记,道听途说,信手写来,真实度与可信度大可存疑。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自不必说,其中种种怪力乱神和荒诞不经之处,简直可以和《聊斋》媲美。金兆燕《棕亭古文钞》在真实度方面稍好一点,但《戴耕烟先生传》一文中,也有颇多令人匪夷所思之处。

  比如《戴耕烟先生传》记载,导致戴梓被流放的关键人物,是张献忠的养子之子陈宏勋。文中声称,陈宏勋不仅摆下鸿门宴,公然向戴梓索贿三千两白银,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带领“健仆数十”,闯入戴家大打出手,恣行劫掠。这段记载就很值得推敲。

  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白文秀、艾能奇,降清者唯有孙可望一人。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降清,于次年被召入京城。但清廷对农民义军首领出身的孙可望毫无信任,除了一个“义王”的空头衔,孙可望没有任何实权和政治地位。

  随着南明势力衰微,孙可望在清廷眼中已毫无利用价值,动辄遭到御史的敲打和皇帝申斥,处境非常尴尬难堪,只能夹着尾巴做人。1660年,孙可望在失意中死去,民间有传言他是被清廷暗害而死的。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和孙征淳、孙征灏,先后承袭爵位,但俸禄和爵位一降再降,至康熙十一年被降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孙家被再度削爵,降为一等轻车都尉。到乾隆三十六年,孙家的爵位被彻底取消。

  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养子孙可望的爵位,都由其嫡子承袭,《棕亭古文钞》中的“张献忠养子之子”陈宏勋,实在不知何许人也,令人莫名其妙。

  即使真有陈宏勋这一号人,但孙可望降清后,其家族发展日渐衰落,处境日益艰难,自顾尚且不暇,其养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闯入翰林院侍讲戴梓家里大打出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清初康乾时期法度森严,政令清明,一个降臣的养子敢闯入皇帝身边的近臣家里打家劫舍,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由此可见,无论《阅微草堂笔记》还是《棕亭古文钞》,对戴梓生平事迹的记载,都有不尽不实之处,难以令人信服,戴梓在火器技术发展方面的真实贡献和成就,恐怕也是虚实参半,不可尽信。从康熙流放戴梓就引申出康熙打压火器发展,实在有些牵强。

  康熙对清代火器发展的真实态度

  事实上,康熙对火器技术的研发改进和火器装备的普及推广,都非常重视。清代以骑射定天下,“弧矢之利,精强无敌”,但开明的康熙却并未保守,他很早就注意到火器对提升大军战斗力的重要价值,多次下旨并制定实际措施,推动火器装备发展应用。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就亲自敲定,八旗兵每2万1千人中,配备鸟枪兵不得少于1737人,火器兵第一次正式成为清代正规军兵种。康熙十五年(1675年),康熙下旨在陕西宁夏驻防八旗军中,增设专职鸟枪部队,设立鸟枪前锋校、鸟枪前锋、鸟枪拨什库、鸟枪马甲、鸟枪步甲等,进一步完善火器部队组织架构。

  在康熙的大力推进下,火器装备在清军中迅速推广普及,自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先后在八旗、汉军各营、荆州、武昌、江南、广州、蒙古、奉天、河南等地驻军中,都设立了专职的火器兵种。

  在康熙时期的内外战争中,无论是平息噶尔丹之乱,还是雅克萨之战,清代的火器装备都曾大规模用于实战,并发挥了显著作用。

  由此可见,康熙不仅不是打压清代火器发展的“罪人”,反而做出了推动促进的良好作用。

  参考资料:《清圣祖实录》《清代火器述略》《棕亭古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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