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的这些国宝见证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_义勇军_云南省_进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然而国歌的作曲家聂耳,你们又了解多少呢?在云南省博物馆中珍藏着一系列作曲家聂耳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小提琴、吉他、照相机、手稿以及家书等非常珍贵的文物。

下面我们一边欣赏这些镇馆之宝,一边回顾人民音乐家聂耳伟大的一生以及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

聂耳

1912年2月14日,在昆明市的甬道街73号的一个小小的医馆中,有位男孩诞生了,他就是聂耳。他的父亲为这个小儿子取名“守信”,希望他长大后做一名信守承诺的男子汉。聂耳四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了,母亲接过医馆的工作扛起了一家五口人生活的重担。母亲彭寂宽是位傣族人,虽然她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但是她在跟随丈夫多年的行医中不但学会了中医,而且认识了不少字。聂耳的母亲医术比较高明,因此经营的“成春堂”医馆勉强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但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去上学。母亲平时言传身教,教会子女们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她常对子女们说:“这个家,这个窝,虽然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

聂耳母亲手书的识字卡片,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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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母亲送聂耳到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上学,后来又转学到昆明私立求实小学学习。聂耳从小时候就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他的邻居邱木匠是位懂乐器的人,他经常给人制作或者修补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每天晚饭之后,邱师傅都会坐在家门口吹笛子,优美动听的笛声总是让聂耳听得入神。后来聂耳时常跑到邱师傅家门口观察他吹笛的动作,回家后拿向同学借来的笛子反复练习。邱师傅得知是聂家的小娃,就主动教他吹笛。聂耳在闲暇之余也会到邱师傅家中帮忙制作乐器,在邱师傅那里他接触到了云南当地的滇戏、花灯、洞经调等民间音乐。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之后的求学和工作过程中,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追求。

聂耳小时候使用过的笛、箫,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1925年,聂耳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此时云南地区也和内地一样,五四精神已深入年轻人心目中。在学习期间聂耳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热情地投入到进步学生的运动之中(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在他的作文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心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同时,每天晚上聂耳会去跟法国教师柏希文学习英语、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白天有时间了会积极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8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开始跟随音乐教师张庾候学习小提琴。这年聂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加入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济难会”,多次接济被关押革命同志的家属。1928年11月,出于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愿望,聂耳瞒着家里参加了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到湖南郴州接受所谓的新兵训练,准备北伐。1929年3月,随部队到达广州,此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4月8日部队被遣散,聂耳流落在广州。后来靠朋友的接济才得以返回昆明,继续在第一师范学习。由于聂耳多次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他得悉反对派要抓他,因此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聂耳演奏小提琴中

1930年7月18日,聂耳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找到一份打杂的工作糊口。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了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聂耳经常为工友们演奏音乐或为其他工友演出的话剧伴奏。他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买了一把德国制造的二手小提琴,练习演奏世界名曲。从此以后这把小提琴一直伴随在聂耳身边,成为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武器,创作出《开路先锋》、《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四十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从1931年到1935年聂耳心爱的小提琴始终伴随着他,如同亲密的伴侣,成为他从事音乐生涯,成就人民音乐家不可或缺的神圣乐器。

聂耳使用的小提琴

聂耳使用的小提琴,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这把小提琴琴箱内有德文两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罗斯工作室;第二行,制作于德国马克诺伊基兴镇 。这是国歌曲作者——聂耳使用的小提琴,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4年2月由聂耳的哥哥聂紫鸣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根据聂耳日记记载,聂耳拥有这把小提琴,是在1931年2月,他刚到上海不久。此后这把小提琴始终伴随着聂耳,见证了这位人民音乐家短暂而辉煌的音乐人生。

聂耳使用的白朗宁照相机

聂耳使用的白朗宁照相机,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这是聂耳使用过的照相机,是20世纪50年代聂耳亲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的。从聂耳1931年2月10日的日记得知,聂耳是在上海一家旧货店里以50元买下了这台美国制造的“白朗宁”牌旧照相机。聂耳亲切地称呼这台相机为“我的小朋友”,生活中总是随身带着的。

1932年上海 “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革命军19路军在前线向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抗击,2月11日,聂耳带上自己的相机,只身一人深入战区进行冒险摄影,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战斗”。在拍摄停在外滩的日本军舰时,被巡逻的日本军官发现,要将他带上车。这时来了两个守护租界的美国士兵,对日本军官说“你们不就是要他的底片吗?让他取出来就是。”聂耳取出胶卷扔了过去,顺势抢回自己的相机。待日本人走后,聂耳给相机装上备用的胶卷,重新拍了几张,回到替他说情的美国士兵那里,为了表示感谢,聂耳提出要给他们拍张照片作纪念,几个美国士兵高兴地答应了。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这些照片及相机均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

聂耳原来名叫“聂守信”,他从小对音乐特别敏感。只要聂耳听到的音乐或者别人说话的特征,他都能唱出来或者模仿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一次联欢会上,聂耳不仅先后用英语、法语、日语、上海话、粤语等来了一段搞笑的讲演,并且表演了他的拿手绝活——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起来。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工友们都被逗得大笑起来。举办联欢会的老板给聂耳发礼物时,亲切地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聂字的繁体字是聶)。后来云丰申庄倒闭了,他报考了“明月歌剧社”,得到了主考人黎锦晖先生的赏识,破格录取了他,并且为他改名为“聂耳”。

在上海期间,聂耳使用的吉他,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1932年4月,聂耳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北平聂耳和田汉先生相识了,他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加战友。田汉介绍他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从此开启了为无产阶级创作乐曲的伟大之路。这年聂耳返回了上海,在联华影片公司找了一份为新影片谱写歌曲的工作。

有一天聂耳在路上遇到了一名饿得快要昏了过去的卖报小女孩,他帮小女孩捡起来了散落一地的报纸,并且买下了她的全部报纸。后来聂耳只要遇到这个小女孩,就会买几份她的报纸,别人都叫小女孩“小毛头”。小毛头在街头呼喊着“卖报!卖报!”的欢快声音总是萦绕在聂耳的心中。每次看到,小毛头总是高高兴兴的,她并没有因为悲惨的生活而放弃努力,她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聂耳。聂耳专门和田汉的夫人安娥合作,为小毛头创作了那首著名的《卖报歌》,这首短小精悍的儿歌以跳跃的节奏,活泼的音调,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天真活泼的报童形象。音乐的情绪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卖报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勇敢地面对困难。

小报童杨碧君(小毛头)

聂耳的创作源于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他从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 提炼音乐形象, 并把自己的音乐创作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3年——1935年,聂耳创作了《卖报歌》、《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码头工人》、《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小工人》、《采茶歌》等一大批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歌曲。

上世纪30年代正是日寇加紧侵略我国的时候。聂耳和他的好友田汉深深地感受到了亡国的危机。来往于北平与上海之间的聂耳看到的却是多数国人的麻木不仁以及那些所谓的精英们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的状态。社会上充斥的都是“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的淫词艳曲。他和田汉决定创作一首歌曲,来打败靡靡之音,唤醒激励起国人的斗志。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这几首歌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2月,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他将歌词写在了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随后田汉就被抓进监狱。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创作者,田汉

他们的好友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和田汉一起商议的创作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了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后来国民党反对派也在追捕聂耳,1935年4月初,经朋友帮助聂耳暂时去了日本,他想途经日本到苏联去考察、学习。在日本,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在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的利益”。日本军国主义磨刀霍霍的行为更激发了聂耳的创作灵感,他更改了曲谱,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更加高昂雄壮。随后他迅速将歌曲稿件寄回国内。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离奇身亡。一代英才就这样陨落在异国他乡,令人无限遗憾!

聂耳的最后一份家书

聂耳的最后一份家书,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这封家书是1935年6月4日,聂耳自日本东京寄往中国昆明给母亲、哥哥、姐姐的信。从时间看,距聂耳到藤泽度假身亡仅一月余。这是聂耳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除了每日四小时的上课外,有许多事要做,什么考察啊,日本音乐的研究啊,赴音乐会啊,忙个不休。”,“昨日是东京艺术座谈会(全是中国留学生)请我去讲演,我的讲演题是‘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讲演时间约二小时余,结果受到极热烈的欢迎,以后要我组织音乐研究会这类东西,他们认为使这艺术座谈会增色不少,我已经答应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什么预兆,在此之前他给家人写信,开头的称呼总是为 “亲爱的妈妈”、或“亲爱的二哥”、或“亲爱的三哥”,而这一次,他却用上了前所未有的称呼“亲爱的妈妈、哥哥、姐姐”,把全家都称呼到了。这封信经过两个多月才辗转到了他的母亲手中,但是母亲的心肝宝贝已经不再人世了。

聂耳和田汉合创的《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着中国人民顽强的站起来和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抗争到底!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1949年,十月一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庄严的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长眠在地下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终于可以瞑目了!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图片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图片,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这张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图片来自1935年12月31日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辑出版的《聂耳纪念文集》。此书中除了有聂耳工作和生活的照片,还有聂耳在日本的房东关于聂耳遇难情形的记述,还刊载了聂耳音乐作品《走出摄影场》、《义勇军进行曲》手稿。这也是唯一的留存下来的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影像。

1938年,聂耳终于回到家乡归葬于昆明西山。1954年云南省政府重修了聂耳墓,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亲手书写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且郭沫若还亲自为他书写了200余字的墓志铭。1980年5月昆明市将聂耳墓迁于西山太华寺与龙门之间,新墓形似一架弹拨的乐器。另外,在聂耳遇难地日本藤泽市鹄沼海岸边也立有一座纪念碑。1988年聂耳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塑造中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作曲家,被后人称为“人民音乐家”。他是云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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