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未能回到延安是父亲王政柱一生抹不去的痛_父亲_叶挺_延安

叶挺未能回到延安是父亲王政柱一生抹不去的痛

在父亲王政柱73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两件让他最为痛心的事情。第一件是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在日军五一大扫荡突围中壮烈牺牲。父亲在左权身边工作五年，左权参谋长不仅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和恩师，而且是母亲罗健(时任八路军总部机要员)的救命恩人，因此，左权的牺牲是父母一生的痛；第二件是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壮烈牺牲。父亲未能护送叶挺将军回延安是他一生中抹不去的痛。

今天是2023年4月8日，是“四八”烈士罹难77周年纪念日，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特撰此文以纪念。

叶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

叶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原新四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之一。

战争年代，父亲一直在领袖和老帅身边做参谋工作，留下大量的珍贵资料，包括日记（从参加红军写到去世）、笔记本、书籍、电报、作战命令、战利品、地图和照片等。他编写出版了日记形式回忆录《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和文集《战地黄花》（回忆与怀念），还把自己一生的著作汇集成册（取名小品集）留给了我。父亲留下的史料详细记载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一起（简称朱彭左）领导八路军总部指挥抗战的光辉历程，其中有多篇回忆左权将军的纪念文章，先后分别发表在党报、军报和各种刊物上。他多次在左权牺牲纪念日，给部队指战员报告左权的英雄事迹。但父亲对他赴重庆谈判接 叶挺出狱这件事却一直守口如瓶，仅在《烽火关山》第351页写道：

“（1946年）4月8日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和前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国解放区联合会筹备主任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由重庆飞回延安途中，因大雾于山西兴县东南黑茶山飞机失事遇难。遇难的还有中央军委第一局参谋李少华等工作人员。起飞前，周恩来副主席赶到机场为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送行时把王政柱叫下飞机，说还有些事要王办，等下一次回延安。使王幸免于难。”

父亲生前从不接受记者对“四八”空难的采访，不参加有关的纪念活动，没有写过回忆文章。本文将解读其中的原因，并揭开父亲王政柱与“四八”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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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柱回忆录《烽火关山》和《战地黄花》

奉命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接叶挺出狱

1945年4月23日，时任中央军委一局（作战）二处（情报）处长的父亲，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开幕式。6月11日，七大胜利闭幕，父亲被任命为一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原一局局长伍修权调往东北战场，李涛（后为开国上将）被任命为代理局长。

11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成立，由父亲兼任主任。因为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为了保证父亲随叫随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父亲把家从王家坪中央军委总部搬到中共中央驻地枣园，被安置在距毛主席窑洞西侧50米远的一个窑洞住下。毛主席秘书叶子龙亲自接待并为我们拍摄了第一张全家福。

1945年11月，在延安枣园照的第一张全家福。左起罗健、王延、王政柱。

由于原军委一局副局长钟人仿后被调往东北战场，副局长只有父亲一人。他每天早晨要赶到王家坪，与李涛代局长一起协助朱彭 首长处理作战军务事宜，傍晚回到枣园，把当天最新军情战况标注在作战室的大军用地图上和黑板上，以便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让首长们一目了然。

1946年夏，王政柱在延安枣园作战室前的小树林留影。

枣园作战室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1946年2月底，周副主席通知父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对外身份是中共代表团参谋组长，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接 叶挺将军出狱。根据“双十协定”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经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努力，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和廖承志。父亲生前回忆说，延安对叶挺出狱非常重视，派专人赴重庆迎接。出发前，毛主席交代父亲：要尽快安排叶挺同志回到延安，我要亲自迎接他。

陪伴叶挺度过人生的最后35天

1946年3月1日，父亲带着作战参谋李少华飞赴重庆，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简称红岩村），这里也是中共代表团驻地。三楼东侧是电台室，肖贤法台长把卧室让给父亲，便于父亲直接与延安联系。3月4日晚，父亲到重庆江北的一座国民党秘密监狱接 叶挺出狱。当叶挺将军出现时，只见他长发长须，发披肩、须过胸，这是叶挺为表示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和对他非法关押五年多的抗议，父亲被叶挺将军大义凜然、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当晚，叶挺被安排住在红岩村一层，与一个多月前被释放的廖承志促膝夜谈。

第二天上午，叶挺做了出狱后第一件事情——向毛主席并党中央发出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电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晩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寅微（签字）”

1946年3月5日，叶挺发出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电文。

3月7日，毛主席亲自复电同意叶挺入党申请，电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重大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中共中央 三月七日”

1946年3月7日，毛主席亲自批复同意叶挺入党的电文。

3月9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叶挺与从广州赶来的夫人李秀文、小儿子阿九（当时未起大名）和从延安来迎接父亲的女儿叶扬眉团聚。周副主席命令父亲安排照顾好叶挺的生活住 行。叶挺和家人被安置住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

1946年3月7日，叶挺照于重庆红岩村。

出狱后的叶挺积极要求为党出力、协助周恩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周副主席考虑叶挺安全，嘱咐叶挺安心休息，恢复身体，不公开露面和发表言论，防止敌人新的加害，等待回延安的飞机。周副主席对叶挺说：你与世隔绝五年多，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政柱 同志可以向你详细汇报。叶挺对党的忠诚与他对周恩来的高度信任密不可分，对周恩来的要求他言听计从，把自己封闭在公馆里，谢绝访客，每天看书写字、安心静养。父亲仍住在红岩村，除完成参谋组工作，每天都要到公馆，带去叶挺所要的书籍资料，照料叶挺一家生活，认真检查安全和保卫工作，防止敌特破坏。父亲向叶挺报告国共谈判进展情况，回答各种询问；还向叶挺汇报了八路军抗战历程和发动百团大战的前因后果。

叶挺一家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给公馆工作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闲暇之余，扬眉和阿九姐弟也会拉着父亲到公馆花园里玩，听父亲讲故事。父亲生前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扬眉这样聪明美丽和富有涵养的女孩子，稚气的阿九也特别可爱。

3月下旬，经批准，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的记者，先后到公馆采访了叶挺将军，在公馆花园为叶挺及家人拍照。4月7日，记者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父亲，父亲打算第二天在飞机上交给叶挺，因为周副主席命令父亲护送叶挺和家人搭乘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的专机回延安。

4月8日上午8时，父亲陪同叶挺登上美军C-47运输机。8时半，周副主席赶到机场登上飞机，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一一握手道别时，对坐在角落里的父亲说：“王政柱，你跟我下飞机，我有重要的事要你办。”

这架飞机9时起飞，中午在西安加油，下午2时在山西兴县东南的黑茶山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美军C-47运输机

母亲罗健生前回忆说，她当时在枣园中央直属队帮助工作，听一位与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一起到延安东关机场迎接飞机的老大姐说，在机场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不知为什么声音向东北方向逐渐消失。母亲见到父亲后，得知前一天登上飞机后被叫下，惊出一身冷汗。

周恩来因何把王政柱叫下飞机？

1996年4月8日，是四八空难50周年纪念日，父亲对黄顺海秘书交代说：“下旬赴兰州，参加第一野战军战史办公室工作总结会后，经成都参观四川甘孜红军总部旧址（1936年4月2日，长征途中，父亲在甘孜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作战科长），再到重庆，参观红岩村和接叶挺出狱的监狱旧址。一心父亲丁秋生政委去世一周年了，我和罗健陪 高波同志（丁秋生夫人）散散心。”这样，我和夫人丁一心特地请假，有幸全程陪同几位老人，受到深刻教育。

1996年5月13日，左起：丁一心、高波、王政柱、王延在重庆红岩村。

5月13日，我们来到重庆红岩村旧址，父亲在三楼当年的住室回忆了往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后，他题写了“缅怀革命先烈 红岩精神永存”几个字。

1996年5月13日，王政柱在重庆为红岩革命纪念馆题词。

随后，父亲向陪同的领导、纪念馆工作人员和观众讲述了当年被周恩来叫 下飞机的原因：

周副主席第二天要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落实“双十协定”控制区划分有关问题，要我准备一份“国共两党、两军控制区对峙的态势图和双方兵力装备的对比表，因此临时把我叫下飞机。我从机场回到红岩村即着手写材料，下午5时，周副主席通知我说，飞机没有回到延安，失去联系，估计发生意外，你要做好立即回延安调查的准备。我连夜把材料和地图赶写绘制完成，当面交给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我说：飞机为什么飞到西安正常，离开西安就失联，机上驾驶员都是富有经验的飞行老手，机长兰奇上尉是美军资深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往返重庆延安多次，熟悉航路，不可能发生操作失误，除了天气原因就是飞机故障，不排除敌特破坏，要想方设法查明失事原因。

第二天，我奉周副主席命令参与调查，乘另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回到延安,机上有美军人员临时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当晚，我向毛主席汇报重庆之行和飞机失联情况，毛主席指示说：飞机失事极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事故，目的是消灭战场上的对手叶挺同志，空难敲响了内战即将爆发的警钟，延安是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重点，枣园作战室要尽快拟出成立野战集团军保卫延安的作战方案。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枣园作战室制定出三路扼守延安的防御作战计划。

11日晚，军委作战局收到晋绥军区电报，报告飞机在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美军机组人员）。空难现场处理和事故调查由晋绥公安局长谭政文负责。18日，谭局长乘 美军飞机从岚县机场起飞，亲自护送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李秀文、叶扬眉、叶阿九等七位烈士遗体回到延安（另 六位烈士遗体后送回延安）。毛主席当即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19日上午，延安组织了三万多人参加的公祭烈士大会。

毛主席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当时，由于技术条件落后，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始终无法分析出偏航原因和找到敌特破坏的证据。军委一局派专人陪同美军人员到达事故现场，了解到当天黑茶山确有大雾，4月8日全天下雨，飞行条件很差。由于国民党破坏落实“双十协定”中双方控制区划分、整军方案等，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决定冒着恶劣天气回延安与党中央商讨对策。关于事故调查结论问题，周副主席指示：如果没有证据去指责对方，会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为了国共合作大局，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内战，各方对事故调查达成的一致结论是：“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把偏航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所致。尽管我方为寻求和平一再忍让，但两个月后的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出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1996年5月15日，王政柱、罗健夫妇参观完曾经关押过叶挺将军的白公馆监狱后，来到渣滓洞集中营，表情凝重。

情系“四八”、踏着烈士足迹前进！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四八”烈士是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心情大好的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我虽然被放回家，但还在专案审查中，不允许出海军大院。叶挺和家人遇难前的照片在我手中保存整整30年了，听说叶挺长子叶正大现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你要想办法把照片当面交给他。”我才知道父亲心中存有这么久远的秘密。

父亲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我时，母亲提出翻印一套留作纪念，父亲不同意，说要原封不动地物归原主。恰好有一张底片印有两张照片，母亲留下其中一张并亲笔在照片背面写下注释。母亲问父亲：你在重庆为什么不与叶挺合照？留个纪念该多好啊。父亲解释说，叶军长曾让我过来一起合影，但当时有严格纪律规定，不允许记者对我拍照和报道。

母亲罗健留存的叶挺在重庆的照片。左起李秀文、叶扬眉(前)、阿九（后）、叶挺。

父亲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在彭德怀身边工作16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不肯落井下石，被打成“彭黄 分子”，定性为“彭德怀安插在海军的钉子”，被免去海军青岛基地党委副书记和司令员职务。“文革”期间，父亲在海军又遭人诬陷，被隔离审查关押达四年之久。父亲遭难后，全家受到“株连”，我也被办学习班变相隔离关押三年半之久。当时我刚刚恢复工作，打听到叶正大是我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长，他的秘书也是我高年级同学，在叶正大办公室，我把照片和底片交给了叶副主任，他看后很激动，流出了热泪。我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后既兴奋又遗憾，父亲如能面交，一定会告诉叶正大他父母弟妹在重庆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父亲问题后指示：立即解脱、分配工作。12月，父亲被任命为军委总后勤部 副部长。遵照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的指示，复出后的父亲除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战史编写工作，先后参加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志愿军后勤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和“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等，均负责具体编写审查工作。为征集史料，总部、各大军区编研部门和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先后采访过父亲，留下宝贵的影音资料。

1996年5月初在兰州，原兰州军区 司令部编研室主任用了两天时间采访父亲，留下6个小时的录音带。其中，有关“四八”空难及总结的经验教训（部分）整理如下：

“‘四八’惨案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未能完成护送叶挺及家人回到延安的任务，是我一生之痛。我作为幸存者愧对烈士及亲人，故从不参加有关纪念活动。未能查明‘四八’空难的原因，是我一生之憾，谢绝记者采访、不写回忆录，皆因无法说明和公开空难真相。

俗话说，百密终有一疏，前期对叶挺的安全保卫非常严密，原以为国民党不敢对美国人下毒手，乘美军飞机安全，没有想到，问题竟会发生在回延安的飞机上，自己还差一点遇难，教训极其深刻。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空难发生后，我方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正式要求：今后凡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将军陪同。理亏的对方心知肚明，立即答应。

这次重庆之行让我明白，作战局工作不仅要完成作战任务，更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必须做到百密无疏。

父亲吸取了“四八”空难的经验教训，在领袖和老帅身边认真做好参谋工作，协助彭习首长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重任。

父亲一生始终以左权、叶挺为榜样，对党赤胆忠心，一生虽坎坷曲折、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但都化险为夷。父亲告诉我们：左权1932年被王明打成“托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直到牺牲都未撤销，但左权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战斗，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父亲虽然和叶挺在一起只有短短的35天，但被叶挺崇高品质打动，叶挺在党内和新四军中曾先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误解，但他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出狱后交父亲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要求重新入党的电报。

父亲无论在庐山会议后受到批判打压，身处逆境，还是在“文革”中身陷囹圄，都能忍辱负重、矢志不移，并告诫家人要向左权、叶挺学习，永远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牢记毛主席决策撤离延时的教导，做到人地皆存、善始善终，经受住党的考验。

父亲生前每到4月8日和5月25日，都会告诫我说：“没有左权将军，你妈妈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没有周恩来总理，我就成了“四八”烈士之一，就不会有你弟弟和妹 妺两个孩子。”父亲一生都牵挂这两个日子，教育子女要感恩先烈，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

难忘和痛心的是，在据“四八”空难发生55周年之后的2001年4月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到总后20年中，除例行检查身体外，没有住过医院。他每周坚持游泳三次，每次游 1000米。2001年1月15日游泳后感冒，第二天住进 301医院，被确诊白血病，转到血液科，匆匆忙忙上化放疗，使父亲遭受极大痛苦。当时院方与母亲约定对父亲的病情保密，但一位医生值班时对父亲说：“首长，您的病很难治。”做参谋出身的父亲过于敏感，认定自己得了绝症，第二天起拒绝吃药打针输液等治疗。医院领导赶来时，父亲说，不要再浪费国家财产了，我的老家西 张店人民缺医少药，把给我治疗的药品都留给乡亲们。之后，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心率衰竭，3月下旬就处于昏迷状态，眼睁不开，话说不出。

4月8日早晨，当值班人员报告说今天是4月8日时，他突然睁开双眼，口嘴不停地翻动，发出嗡嗡的声音，似乎想表达什么，我们以为回光返照，到了下午，他就停止了呼吸。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心系着“四八”烈士。

2006年，“四八”空难60周年，多家报刊转载台湾军统特务杜吉堂临终前爆料当年空难的原因：他指派特务在西安机场化妆扮成地勤人员登上飞机，在高度表和罗盘表背后放置磁铁，导致飞机偏航失事。叶正大和秦邦宪之子秦铁等“四八”烈士后人发起调查，但最后没有找到军统有杜吉堂这个人。秦铁和叶正大于2012年和2017年先后去世，使追查难度更大，空难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延安四八烈士纪念馆

2017年以后，为传承红色基因，我每年都要去陕西延安干部培训学院讲课。每次我都要去瞻仰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在壮观肃穆的陵园里，当我听完工作人员的生动解说，走到叶扬眉和叶阿九烈士墓前，看到烈士遗像时，我感慨万分、思绪万千，叶阿九只比我大一岁，3岁遇难，已牺牲70多年，而我幸福生活至今。我不由自主地对扬眉、阿九姐弟说：“王叔叔让我来看望你们，王叔叔在2001年4月8日到天国去寻找你们了。”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题词：“缅怀革命先烈，红岩精神永存。”耳边响起列宁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物介绍：

开国少将王政柱 （1915.10.15—2001.4.8）

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兵团（后 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任西海岸指挥所参谋长），回国后历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海军后勤部部长和原总后勤部 副部长、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4月8日，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86岁。

罗健（1923.10.18—2014.10.21）

1923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宿州市，1937年7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入伍，1939年6月在抗大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所司令部秘书组长、海军青岛基地子弟小学校长、红四方面军战史办 资料组副组长、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离退休办公室主任、原总后勤部 管理局师职离休干部（享受副军级医疗待遇）。

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独立自由功勋荣誉章。

2014年10月21日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91岁。

王政柱与罗健长子王延

1944年4月15日生于延安。

1962年7月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伍，学习导弹遥控遥测专业。

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海军驻航天二院总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大校。

荣获四项军内科技进步三等奖、052工程研制二等奖，立三等功一次。

井冈山红军后代授课团成员，延安儿女故事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