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返城后当了玻璃厂工人，抛弃怀孕妻子43年，如今儿子拒绝养老
作者：肖寒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当年在返城时义无反顾，因为在陕北这些年，吃够了苦头，时时刻刻都想回到北京，吃妈妈做的红烧肉，即使已在陕北结婚，可我无法放弃大城市的生活，父亲并不认可我的婚姻，即使我想把妻子刘常春带回北京，可现实不允许，我如果在当时大胆一次，也许就不会和妻子分别43年。
整整在陕北生活了11年时间，见证了陕北的变迁，一个个的送走了三批次的知青，很多老乡都以为我会扎根在陕北，当一个教书匠，可我没有这样做，离开那天，除了怀孕的妻子苦苦哀求，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来相送，在他们心里，我是个负心汉。
几十年过去，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生活，当然那个时候我和陕北的妻子没有办理结婚证，在法律上得不到认可。回到北京的第三个月，我便在父亲的帮助下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的一家玻璃厂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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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陕北我曾爱过的女人，愧疚了一辈子。
1968年，响应国家号召，去陕北插队当上了知青，那个时候我和30多个同学到陕北插队，坐上知青专列，父母也到车站送别，那个时候被锣鼓喧天的气氛围绕着，压根不知道陕北有多艰苦。
经过十多天的奔波，最终到了目的地陕北延安一个叫冯家坳子的村庄，和我一起被分配到冯家坳子的有九名知青，其中有我的初中同学吴月月，她也是我一直暗恋的对象。
到了冯家坳子，村子里给我们举行了欢迎会，还拉着横幅写着欢迎语，因为是第一批到达陕北的插队知青，当时公社的领导还专门来为我们接风，感觉在陕北会度过美好的几年时间。
腊月的天，冰天雪地，光秃秃的山头，有几棵杜梨树倔强的挺立着，任凭风吹雨打，吴月月胆子小，再加上当时听不到陕北话，和老乡们沟通都成问题，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都了解了对方，也慢慢开始熟悉当地的方言。
冯家坳子的人很多，原住民是以刘氏为主，后来村里有从河南以及陕西榆林移民下来的十几户人家，让冯家坳子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不过当时的情况并不太好，毕竟增加了人口，土地也就不够用了，很多人想吃一顿白面条，都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大部分人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还有小米粥。
而知青的待遇不同，有供应粮，我们九个人没有一个会做饭，只有吴月月一个女孩，所以大队长就安排了人专门给我们做饭，吴月月也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的做饭，在半年后，知青的伙食就需要独立自主，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吴月月身上。
来年开春，老乡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希望风调雨顺，能够有个好收成，那些年的陕北干旱少雨，完全是靠天吃饭，冯家坳子被分成三个生产队，刘家人是第一生产队，来自河南的冯家人是第二生产队，来自榆林的董家人以及常家人在第三生产队。
因为三队的人少，所以我和其他四位知青被分配到了三队，而三队的劳动环境也是最差的，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上，山上因为没有被开垦过，到处都是酸枣树以及杂草，除了种应季庄稼，其他时间都是在开垦荒地，而一队和二队则是打水坝，相对来说工作的地方要平坦一些。
我们九名知青，被分配到两户人家，我的房东叫刘志青，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刘常有，二儿子叫刘常富，小女儿叫刘常春，刘常春比我五岁，我去的时候只有14岁，熬过了一整年，没想到供应粮被停了，以后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工分，这对于我们来说压力很大。
好在不是拖家带口，在那个年代，一向挑食的我，也变得什么都吃，好在饭量不大，每年还能结余几十斤白面，而房东刘志青家的孩子多，口粮不够，再看到刘常春美丽的容颜，便偷偷的把自己结余的粮食送给了刘常春。
第三年的时候，我成了村里小学的教师，意味着以后的生活就能过的轻松些，不需要上山劳动，不过还是在学校旁边的一块自留地种了不少蔬菜，种子都是爸妈从北京给我邮寄过来的。
陕北缺粮，还缺蔬菜，当时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会在山上找寻一些苦菜，用水煮熟晒干，冬天的时候拿开始一烫，可以炒着吃，也可以拌成凉菜，生活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着。
乡里来了放电影的，全村人第一次看电影，有的人早早的就拿着板凳去占位置，而我忙着改作业，所以就去的晚，当我站在后面看电影的时候，身边来了一个人，转头一看，是刘常春，她对着我笑了笑，那一颦一笑，让我陶醉。
此后对刘常春的关注就多了，周末的时候还会帮刘家人干活，这也引发了很多人对我和刘常春之间的关系猜疑，刘志青好面子，知道我的心思，但为了避险，让我以后安心在家休息，不需要帮忙，毕竟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壮劳力，不缺我这个劳力。
可我和刘常春的感情，越来越深刻，从眉来眼去到偷偷见面，最终刘志青看不下去，让我们结婚。
不过说到结婚，我退缩了，随着我们这批知青返城，我自愿留下来，后来又来了一批咸阳的知青，呆了两年便走了。那个时候有返城的消息，但还是来了第三批知青，不过此时刘常春已经24岁，我也快三十岁，除了是村子里的小学老师，还是大队会计，最终老书记撮合，我们结婚了。
父亲在信中写的很清楚，让我回去，不要带着陕北妻子，而那个时候我们刚办过喜酒，算是夫妻，可全村就我一个知青，想回城，又割舍不下妻子，思来想去，挣扎了半年，最终我决定回城。
当然那个时候只是说回去说服我爸妈，以后一定会带着妻子去北京生活，可我的这个决定，全村人反对，说我忘恩负义，没有责任，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送我。
回到北京父亲安排了工作，还给我又找了媳妇，那个时候心里惦记着刘常春，但并不知道她怀孕的事情。
父亲担心我的心思还在陕北媳妇身上，就托媒人给我介绍了对象，前前后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结婚了。
刚开始，和新婚妻子一点感情都没有，但她很温柔，从不说我的任何坏话，还在我爸妈面前替我说好话，人心都是肉长的，最终被感动，也就这样踏踏实实的过起了日子。
结婚第三年生下一个女儿，虽然有了孩子，可心里还是不得劲，女儿长得很漂亮，妻子对我也很不错，可在1994年，妻子去河北外婆家的时候，出了车祸和女儿永远的离开了我。
那个时候责怪过自己，再加上对刘常春的愧疚，也就没有再结婚。
人老了，就会回忆青春，也很怀旧，2015年我回到陕北，看望当年的乡亲们，虽然几十年过去没有人指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知道刘常春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并且嫁给了一个二婚男人。
晚年无依无靠，便想和儿子相认，我知道自己很自私，但还是厚着脸皮去找到刘常春和儿子，儿子的后爸去世了，母子俩在城里生活，请求母子原谅我曾经的自私，纵然得到理解和宽容，可在养老这件事上被儿子拒绝，甚至当我拿出所有的存款的时候，被儿子拒之门外。
那一刻，我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只能怪自己走错路，卖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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