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素有中共“特工之王”的李克农大将在北京病逝。在其悼词中，周恩来总理亲笔加了一句话：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周恩来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龙潭三杰”中，胡底年龄最小，他遇害时，还不到30岁。
北平结识钱壮飞
1905年3月出生的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其父亲是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
胡底幼年启蒙于大伯胡继章的私塾书。14岁那年，正值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胡底在闭塞的小城内也呼吸到了新鲜的政治空气，于是决意告别私塾，进入了当时舒城县城关的一所洋学堂——私立植民小学高小班就读。
1921年，胡底高小尚未毕业，就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在省立二中，胡底对器乐的喜爱曾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没有多久，风琴、琵琶、鼓号、箫笛、古筝，无一不会，吹拉弹唱，样样擅长。时人誉他为“舒城才子”。
胡底虽出身于富有家庭，但自幼就有平等思想，与雇农、牧童相处亲密，常常帮助身边的穷苦百姓。
1923年，志存高远的胡底来到古都北平，考入孙中山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中国大学，就读于国文系。李大钊、李达、吴承仕等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教授”都曾在这里传道授业。
胡底有幸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大学期间，胡底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强健的体魄。每次离家赴京，他都先步行两天到安庆，再由安庆乘轮船到南京，后坐火车北上。他能两手平举32公斤重的一对石碓很长时间，而面不改色，口不喘气。他还通拳术，会剑术。他游泳更是技高一筹，有“浪里白条”之雅称。
在同学吴鹿鸣的介绍下，胡底与与他后来的“铁搭档”钱壮飞相识了。
彼时，钱壮飞和女友张振华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婚后住在了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去他家里做客，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挚友。
1925年，经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胡底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奔走号呼，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胡底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极富表演天才。1926年，胡底与钱壮飞等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 拍摄了一部由胡底主演的武侠片《燕山侠隐》。他们机智地以电影公司为掩护，一面宣传革命思想，一面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4月，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在北京，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也举起反革命屠刀。4月28日，张作霖下令绞杀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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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胡底、钱壮飞等，也上了反动军警捕杀的“黑名单”。胡底得到内线报警后，改名“胡马”，字“北风”，从北京迅速转移到上海。钱壮飞也秘密来到上海。
上海“东方范朋克”
1927年底，一艘从北方驶来的航船停泊在了上海码头，从船上下来一位衣着考究、老板派头的人，他正从北京脱险而来的胡底。
此时的上海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大街小巷乱窜，一辆辆警车不时呼啸而过。
形势如此险恶，在偌大上海滩，到哪里寻找党组织呢？一番思忖后，胡底决定先找份工作安顿下来，从长计议。
彼时上海的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各种武侠片颇为流行。胡底拿出“看家本领”，顺利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
由于俊逸潇洒、演技娴熟，很快，胡底被选为电影男一号，先后拍摄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片。因他已在北京主演过武侠片，所以这回演起来更是驾轻就熟，出手不凡，尽情演绎着侠肝义胆。
胡底主演的几部武侠片一经上映，便票房火爆，观众似云，好评如潮。他被“粉丝”们誉为“东方范朋克”。
美国演员道格拉斯·范朋克，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武打明星，也是第一位在电影中扮演“蒙面大侠”佐罗的杰出演员。把胡底比作范朋克，足见胡底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影响，非同寻常。
一时间，胡底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这为他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
1928年7月，胡底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周恩来安排下，他继续以演员身份为掩护，暗中打探情报。
凭借在上海影坛的地位，胡底可以轻松出入国民党高官举办的酒会，以此获得了不少政界大佬的信任。就这样，被中央特科安排到“台前”的胡底，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一手情报。
但是狡猾敌特机关终于在1928年底发现了胡底的共产党身份，派出大批军警和密探前往电影公司抓人。胡底于以其轻捷的技艺和不凡的武功穿堂走屋，跃过高墙，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枪击声中逃出了围捕圈，潜入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在一起。不久，他又在敌人的追捕中避往温州，隐居几个月后，转移到杭州。
胡底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进步青年，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曾被他的父亲骗回家拘禁起来，逼他接受由祖母和父亲包办的婚事，迎娶表妹张敏清。
僵持多日之后，胡底回校心切，只好被迫应允，但婚后便一去不复返。
听说胡底到了杭州，其父又将张氏送来。胡父一离开，他就与张氏协商离婚。不久，一则“胡百昌、张敏清离婚启事”刊登在上海《申报》上。自此以后，胡底就再也没有结过婚，用他的话说：“干我们这行工作的，要钱和结婚生孩子都是麻烦事。”
三杰相聚入龙潭
先于胡底由北京“南飞”到上海的钱壮飞，为了落脚，曾给上海市公用局填写人力车牌照，后来报考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
当时的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与钱壮飞同是湖州人。徐恩曾见钱壮飞身材修长，戴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斯文俊逸的样子，已有几分喜欢。再加上钱壮飞不爱嘻笑多嘴，办事稳重干练，又颇能“体察”上司好恶，徐恩曾更是赏识有加，很快把钱壮飞从广告业务员的位置上提拔为局秘书。
钱壮飞站稳脚跟后，便开始寻找挚友胡底。此时胡底已成为上海滩如日中天的电影明星，钱壮飞按图索骥，没费多大周折就在上海影片公司找到了胡底。
1929年冬季的一天，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李克农，按照组织指示，找到了正在片场拍戏的胡底。李克农与胡底同是安徽籍老乡。对于李克农在中共革命阵营的大名，胡底早有耳闻。
老乡见老乡，再加上相同的革命理想，两人一见如故。言谈中，胡底谈起了自己的搭档钱壮飞，而正好钱壮飞有消息要向党组织汇报。趁着李克农在，胡底便通知钱壮飞来拍摄现场见个面。
如约赶来后，在摄影棚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英杰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可谓传奇的“摄影棚三杰聚会”。
钱壮飞如此着急会见李克农，所为何事？
原来，1929年冬，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苏区，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勒令国民党特务首脑陈立夫尽快扩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的特务组织。
陈果夫、陈立夫是徐恩曾的表兄弟，陈立夫与徐恩曾是留美同学。于是，陈立夫便把这项特殊使命交给了徐恩曾，并委任徐为调查科长，并让他立即到南京走马上任。
徐恩曾虽然担此重任，但他是个纨绔子弟，精力主要放在吃喝玩乐上，就请钱壮飞代为物色特务人选。
钱壮飞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人机密情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摄影棚与李克农会面后，钱壮飞迅速把这一重要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
李克农同样认为机不可失，又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他说道：“只要敌人的特别组织中有我们自己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顺利得多，损失就会少得多。”
周恩来立即召开中央特科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一新情况。鉴于钱壮飞已取得徐恩曾的信任，有条件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派遣一两位忠实同志，到国民党部队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的计划，中央特科决定批准钱壮飞的建议，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进行特殊战斗。
中央特科还决定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直属中央特科，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由党小组讨论决定。还决定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和他们联系。
根据中共中央特科决定，钱壮飞答应了徐恩曾，为他筹建特务组织。为便于工作，钱壮飞带着女儿钱椒、女婿刘杞夫(内定为沪宁间交通员)、儿子钱江，跟随徐恩曾去南京上任。
1930年初，国民党指挥各地特务的最高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一座中式小楼上开张了，小楼的屋顶上架设了天线，但大门上的牌子却是“正元实业社”。
钱壮飞向徐恩曾建议：“正元实业社”应以制造无线电小型发报机为主，这样可以掩人耳目。而收集情报，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开展最合适。因此还应在各地建立新闻通讯社，招徕一批能干的记者、编辑，为我所用。
徐恩曾对这个主意拍案叫好。于是，他在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并让钱壮飞任社长，统管各地通讯社发来的情报。
钱壮飞又向徐恩曾建议在南京丹凤街成立了民智通讯社，作为长江社的分支机构。徐恩曾仍然让钱壮飞兼任社长。钱壮飞此机会举荐胡底担任民智通讯社总编辑。
1930年蒋冯阎大战爆发前夕，徐恩曾派钱壮飞和胡底前往东北侦察东北军内部情报。他俩拿着国民党特务总部的经费，肩负着中共交办的任务，在中央特科和驻华北、东北地下人员的帮助下顺利潜入东北。
一个多星期后，钱壮飞和胡底返回上海，为中共中央带回许多机密情报，并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人员建立了联系。
为了应付徐恩曾，胡底与李克农在上海东方旅馆内，东拼西凑，写成了一份4万余字的情报资料上报。不明就里的徐恩曾审阅后竟然赞赏道：“了不起，哪来这么多好材料?”还伸出大拇指，对钱、胡的东北之行的成果表示“钦佩之至”。
不久，为搜集东北、华北地区的情报，徐恩曾要求钱壮飞在天津建立长城通讯社。钱壮飞于是安排胡底出任长城社社长、自己的内弟张家昽为编辑。这样，胡底由上海滩来到了天津十里洋场。
在天津体魄健壮的胡底，俊逸多才，对文学和艺术造诣颇深，不仅文笔酣畅，而且谈吐诙谐风趣；加之他性格开朗活泼，为人豪爽大方，很快积累了人脉。当时天津的政商名人都热衷于打麻将，胡底就主动陪他们玩。虽然自身麻将水平很高，但胡底每次都是巧妙认输，不让人看出来。没过多久，胡底就在天津站稳了脚跟，也在国民党特务总部内获得了信任。
李克农也施展了“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腹内”的法力。当时国民党CC特务组织——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在上海以招聘新闻编辑的名义扩大特务组织。李克农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应试，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徐恩曾对李克农考察了一些时日之后，便委以重任——特务股股长，负责管辖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
李克农虎踞上海，钱壮飞撒网南京，胡北风扎根天津——经过这样一番周密布局之后，全国各地各党各派的情报，通过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之手，全部为中共中央特科所掌握。
徐恩曾建立“正元实业社”等特务组织的“功绩”，得到陈立夫乃至蒋介石的夸奖，因而他对钱壮飞更加信任，让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凡往来电文、具体事务、甚至自己的家事，徐恩曾都交给钱壮飞去办理。
徐恩曾还经常在人前人后炫耀自己手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员干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几位得力干将悉数是中共的忠诚战士，他引以自豪的特务网竟是共产党人的杰作，而他送到陈立夫、蒋介石手里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同样的复制品同时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案头。
就这样，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战略情报由胡底和钱壮飞处汇集到李克农手中，然后再由李克农送到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处。因此，蒋介石政权内的许多核心机密，中共都能迅速获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蒋介石第一、二次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情报。蒋介石的兵力部署、进攻目标、进攻日期、进攻战术及指挥人员等，刚刚确定，我方就迅速掌握，由中央发往红色根据地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指挥部。这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这三个奋斗在环境险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龙潭虎穴的斗士，称为楔入敌人心脏的“铁三角”，后来又将他们赞誉为“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从左到右：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金蝉脱壳出虎穴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化名“广化奇”，在汉口耍魔术时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因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拷问，当了可耻叛徒。
顾顺章掌握着中央特科的核心机密，他的叛变，让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被“一锅端”的巨大危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心脏”的棋子发挥了回天之力——身处南京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密电。他当机立断，连夜派人通知上海的中共中央迅速转移。
关于钱壮飞截获并传递国民党特务绝密电报的惊险情节，我在2021年6月19日的头条文章《钱壮飞在危急时刻挽救了中央机关，长征途中神秘失踪，真相何在？》，进行了详尽揭密，感兴趣的读者可去查阅。
李克农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立刻给身处天津的胡底发去了密电：
“胡底，克潮病笃”。
“克”是指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因他还有个名字叫“钱潮”。“病笃”意为情况紧急，抓紧撤离。
胡底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与钱壮飞内弟张家昽商议：“我已被敌人发觉，身份暴露，决定今晚就走，迟了恐怕走不脱。你不用害怕，你是无党无派的，反动派不会对你有什么为难。”
一番踌躇后，胡底又说:“我打算从海道到上海，路费还不够……”未等他说完，张家昽就明白了，表示一定想办法解决。
张家昽回去与妻子商议后，将一副手镯兑换成现洋一百元，送给在天津海河码头边英国租界公园内等他的胡底。这是他们约定好的会面地点。
为预防不测，机警的胡底交替乘坐轮船和火车，终于平安抵达上海的真如车站。中共闸北区一个支部的负责人奉命将他秘密送到一个同情中共的白俄侨民家隐蔽起来。
胡底金蝉脱壳后，国民党特务当局会同天津日本租界捕房巡警，气势汹汹地冲进秋山街长城通讯社。然而，此时社内4楼胡底办公的大房间空空如也。
钱壮飞和李克农也于4月27日在上海潜藏起来。
在上海的隐藏点，胡底见到了“铁搭档”——李克农和钱壮飞。三人相视，一声长叹：“终究还是暴露了！”
中央苏区显才艺
1931年8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胡底离开上海，由香港绕道潮汕地区，溯韩江而上，冲破广东大埔封锁线，进入闽赣中央苏区根据地。
他的“铁搭档”李克农和钱壮飞，也先后安全抵达中央苏区。
在红都瑞金，胡底先后担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预审科长、侦查部部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分局局长兼执行部长等职务。
1932年春，胡底兼任了红军总政俱乐部主任，除督促连队文化娱乐工作以外，主要是组织晚会和演出节目。
胡底发挥自己的特长，以满腔热情投入中央苏区红色戏剧活动中，集编辑、导演、演员三种身份于一体，把苏区文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红军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和中央苏区最大的剧社——工农剧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起义，加入工农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官兵来自北方，在江西水土不服，思想上产生了波动，军心不稳定。
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早就知道胡底在上海滩曾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这次，他要人尽其才。他交给胡底等人一项任务：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慰问起义将士，宣传我党政策，稳定起义将士的政治情绪；要想法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
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胡底与钱壮飞、李伯钊等文艺骨干，突击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为谁牺牲》。这部话剧的故事梗概是：
一位青年农民为生活所迫，从乡下挑菜进城去卖，不料被国民党强行拉去当兵，参加了“围剿”苏区的战争。不料，国民党军被英勇的红军击溃，这位青年当了红军的俘虏。青年惦念家中的妻子，要求能回家乡去，得到红军的批准。回家途中路遇流落街头、卖唱乞讨的妻子，青年悲喜交集。此时，青年又被国民党抓兵队抓走，被第二次送上战场。当他再一次被红军俘虏后，便决心留在苏区当红军。后来，他的妻子也在红色互济会的帮助下来到苏区，夫妻终于团聚。
在这部“大戏”中，胡底与李伯钊主演青年夫妻，钱壮飞饰演蒋介石。在起义部队演出时，效果超过了预期，在起义战士的心中激起了共鸣和震撼。这部戏在部队里巡回演出了一个多月，对宁都暴动战士的思想的转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底不分黑白昼夜地创作剧本，马不停蹄地登台表演。在中央苏区的四年时间，胡底创作并参演了《暴动的前夜》《两条战线的斗争》《阶级》《义勇军》《热河血》《松鼠》《沈阳号炮》《活菩萨》《改选之前》等多部剧作，通过话剧笑声所独具的审美凝聚力，团结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在红色戏剧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三幕话剧《松鼠》就是胡底戏剧作品的典型代表。该剧描写一个当过列宁室主任、机智幽默的红军战士，奉命打入“围剿”的白军中，以其高度的表演才能，被反动军官信任提升为三班班长，后带领全班战士起义的故事。
这部话剧主题思想在于，揭示情报侦探工作是红军胜利的必备条件。胡底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历，又在保卫局工作，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特有的才华，使剧中的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极富特色，将本来严肃的题材，表现得轻松自然、跌宕多姿，赢得群众的赞赏，成为苏区戏剧中的一部杰作。
胡底创作的话剧，大都涉及深入敌内部获取情报或与地下党组织互通情报的情节，赞美了中共隐蔽战线战士的智慧与勇敢。显然，这些剧作具有一定的自传性，有些情节是“龙潭三杰”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和险象环生的亲身经历。
自从1931年秋到达中央苏区后，具有文艺特长的“龙潭三杰”都参与了多部红色戏剧的演出。钱壮飞扮演过众多角色，尤以扮演蒋介石最为出色。李克农善演喜剧，专门演反派人物，演得十分成功，被誉为“滑稽博士”。胡底英俊潇洒，以出演正面人物为主。李克农对胡底评价很高，多年后还赞叹道：
“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
长征路上立奇功
1934年10月，因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
由于对敌经验丰富，胡底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沿路搜集情报，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胡底身负重任，遇事冷静，善于分析，思维敏捷，办事果断，同时，又很尊重同事、下级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意见。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他总是以商量的口气。长期的白区地下秘密斗争，锻炼成他那临变不惊、乐观豁达的个性，深得大家的敬佩和拥护。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渡乌江时，遇到敌机一次大轰炸，总部三局局长钱壮飞在轰炸中失踪了。胡底得知后，心情非常难过，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事的……”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听说周恩来曾派人前往出事地点寻找，但仍未找到钱壮飞。胡底因此而很长时间心情沉重。
在行军途中，胡底给给身边的战友讲述了他与钱壮飞在敌人心脏做地下工作往事。他深情地说：
“钱壮飞是经过白色恐怖严峻考验的坚定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才智横溢、胆略过人、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战士。我很敬佩他深入虎穴、机智勇敢地同敌特面对面进行斗争，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精神。他遭不幸，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呀!”
1935年4月27日，红军总部机关来到了滇黔公路曲靖段的一处村庄，将这里作为临时驻地。胡底立即派遣侦察员四处展开侦察活动。
胡底派遣书记员刘奇和几名侦察员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潜入到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附近敌占区内，截获了一辆汽车，并捕捉了车上由龙云派遣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
胡底从被俘副官的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情况。
而从汽车上缴获物资中，有一批红军伤员急需的云南白药，有足足1000包加400瓶。而最珍贵的，20份十万分之一比例的云南地图，上面对金沙江沿岸的重要地点标得清清楚楚。
胡底立刻将侦察科捕获的敌少校副官和重要物资、军用地图等一并送交周恩来。当周恩来将军用地图送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喜出望外，大笑道：
“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龙云也来献图，兆头不错啊！”
导演“龙云送图”这一传奇活剧的，正是胡底！
凭借这张云南地图，毛主席指挥红军将士巧渡金沙江，让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四川阿坝州建立的胡底烈士纪念广场
南下途中遭谋害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一、四两方面军执行北上方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中央领导被分配到左路军。因侦察科归刘伯承直接辖辖，于是胡底等人也被编入了左路军。
胡底挥泪告别了老战友李克农，跟着朱德和刘伯承来到了左路军。左路军由独断专行的张国焘主持一切、指挥一切，朱德与刘伯承的意见很难被采纳。
张国焘还秘密指使他的心腹对原红一方面军指挥员、特别是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实行严密监视，胡底的处境急转直下。
1935年9月2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继续北上，并以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名义，电令左、右路军全部南下。这无疑是对中共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的严重挑衅。
依仗人多枪多的张国焘还公开地在部队内批判中央领导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右倾”。苦闷至极的胡底虽然遵循朱老总“顾全大局、宽大为怀”的教导，但有时也以他特有的幽默讽刺一下不可一世的张国焘。
一次，张国焘作报告，大骂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右派”，胡底俏皮地对周围的人说：“张国焘是‘石榴派’！”
监视他的人不懂此话的意思，连忙向张国焘告密。张国焘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污蔑胡底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曾是北大高材生的张国焘，自然明白胡底俏皮话的深意:像石榴一样，外面光溜好看，可一吃尽是籽，不仅中看不中用，而且一肚子鬼点子！这不是在讽刺谩骂我张国焘吗？
气急败坏的张国焘给胡底戴上了莫须有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奸细”的帽子，当即下令取消胡底的马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包袱行军。不久，他又下令取消胡底微薄的粮食供给，并以羞辱的方式责令胡底当总部的马夫。
饥寒交迫的胡底只挖好野菜、采蘑菇充饥。不幸的是胡底一次采食了有毒蘑菇，造成严重中毒，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神志不清。他时而呻吟，时而控制不住闷在心头的愤怒，大骂张国熹有野心，用枪杆子要挟中央，企图篡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高烧昏迷中，他怒吼道：
“张国焘是法西斯!”
“张国焘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
“难道中央会这样怯懦，被这个土匪的枪杆子威胁住了吗?不会的……”
监视他人，立刻将胡底的这些呓语向张国焘密报。张国焘一声狞笑，杀心顿起！
据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的欧阳毅将军回忆：胡底大病一场之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狼狈不堪。五军团担任后卫，经常收容他。由于欧阳毅在中央苏区内曾与胡底同事，他出于同情，去请示五军团首长之后，便将胡底托付给该军团照顾。后被张国焘得知，他当即下令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派人将胡底抓到张氏的直属通讯营。
曾任侦察科指导员的雷钦，七十多年后著文回忆道：
开始几天，在行军路上，我们还能看见胡底被两个人押着行走。他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身上穿着一件油腻的旧衣服，脚下穿了一双藏民的长筒靴，肩上背着两只小羊皮口袋，浑身都是泥水，行走十分困难。见他如此情形，我们的心里真难受。而他见到侦察科的同志，为避免引起麻烦，也不说话，只是我们笑一笑，用眼神相互问候。
正所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武打明星、威震敌胆的“红色特工”胡底，竟然落得如此凄惨境地，让人不胜唏嘘！张国焘不败，天理难容！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在川北阿坝通令部队南下。左路军总部即由阿坝南下，经查理寺、斯达坝，向绥靖县转移。
9月中旬的一天，在斯达坝与松冈之间，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向张国焘报告：“胡底走不动路，怎么办?”
张国焘冷酷无情地当即答复道：“胡底如走不动路，由你们自行处理！”
在杀人不眨眼的张国焘的遣词中，“处理”就是“处决”。
于是，当天夜里，胡底被几个残酷无情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同志”用绳子活活勒死，并草草地掩埋埋在路旁河沟边。
中国革命成功后，安徽省舒城县胡氏老宅的亲人们，翘首期盼着离家数十年的胡底，凯旋而回，荣归故里。但是，他们等了三十多年，仍然“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胡底，好像消失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
虽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其叛党罪行早已得到了清算，但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胡底仍长期蒙受着冤屈。
物换星移。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年已古稀的胡底胞弟胡其昌，不经意地拿起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上一篇介绍中共地下党斗争故事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而让他如五雷击顶、难以置信的是这篇文章的一行备注：
“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
日夜思念哥哥的胡其昌老泪纵横，此时才真相大白：原来，文中已牺牲的“胡底”，竟然是自己失踪数十年的亲兄胡百昌！
为了进一步确认，胡其昌放下报纸，立即提笔给这篇文章的作者钱江写了一封长信。
而钱江，正是胡底当年的“铁搭档”钱壮飞之子。他读了胡其昌的信，飞速写了回信。
在信里，钱江将他所了解到的胡底的情况悉数告知了胡其昌，并掷地有声地指出：
“我确定你信里所说的大哥胡百昌，正是胡底无疑。”
随后，胡其昌先后给国务院、中央调查部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并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在钱江的倾力帮助下，申诉信很快呈到了有关领导的案头。
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对此事高度重视，责成工作人员草拟了详细材料。1981年11月27日，罗青长将这份材料批转给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
程子华研究后，次日即批复道：“同意胡底同志为烈士。”
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
“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
随后，一张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属光荣证，被挂到了胡家老宅的堂屋。胡底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英勇的革命事迹，直到此时，才传扬天下。
而这一刻，离胡底被冤杀，整整过去了46年。
安徽舒城胡底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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