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浙江日报》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在全国率先报道了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事迹——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大胆创牌子、闯路子，步鑫生带领濒临倒闭的小厂一跃成为当地第一个产值超千万元企业。
从此，步鑫生这一改革者的鲜活形象，大步流星地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引发了媒体、社会的强烈关注。
当时新华社一位记者曾说，步鑫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媒体报道量仅次于雷锋的先进人物，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后来海盐衬衫总厂因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等种种原因走向没落，步鑫生也被免去厂长职务，出走他乡，但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改革者无论成功与否，总能给人启迪和力量。
40年后的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改革者。
如何让“企业家的歌”在新时代依然嘹亮？如何让更多改革者在“勇立潮头”之后更能“永立潮头”？本报专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请他谈一谈改革者步鑫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记者：当年，“步鑫生热”及其随后的沉浮对您的最大触动是什么？
史晋川：1984年初，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三年级，正在写毕业论文，听到有关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搞改革的报道，步鑫生那时候很有名气。
海盐衬衫总厂前身红星服装社是县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改革已从农村农业进入到城市的工业企业领域。
记者：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步鑫生的哪些做法和教训值得当下借鉴？
史晋川：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步鑫生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在企业经营的管理中运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生产者的内在激励机制，让劳动者的工作努力与其收入分配成果更好地匹配起来。
第二，突破当时计划经济僵化的企业管理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用市场化的方式做企业的生产经营。
回顾步鑫生之后的沉浮经历，可以发现，作为民营企业家，他后期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过程当中，对于认识市场风险和处置企业经营风险方面，不够谨慎，出了问题。
这可能跟他个人的局限性有关，同时也跟当时地方政府把他树立为改革典型后，一味鼓励他更快地扩张企业有关。海盐衬衫总厂扩张太快的同时，市场效益不好，负债很多，最后破产了。
所以，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主要应该营造经营环境，而不是时不时地对企业作一番指示，去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及企业的发展。
记者：当前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当年一样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您观察到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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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我研究民营经济40年，可以看到一些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因素。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来为民营企业站台，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了，货币政策方面也开始转向扩张等。
但是，仍有两个重要问题被低估了，导致目前民营企业预期不稳和信心不足。
一是疫情期间，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冲击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和负面影响。
并不是说一旦疫情缓解及防控政策放开，产业链和供应链就能马上顺利恢复。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对疫情后时期恢复产业链供应链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应该说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由此带来的各主要经济体可能趋向衰退的阴影及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环境的不利影响。
美国“小院高墙”脱钩政策的逐渐累积，欧美应对高通胀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外需的大幅度下降等，尤其对浙江省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大省而言，这种外部冲击非常明显。
我认为这是导致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国家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没有百分百显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遇到流动性陷阱问题，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较低。
记者：40年后我们再来重读步鑫生沉浮史，您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什么新的思考？
史晋川：重温和学习步鑫生的改革精神，可以使得我们更加牢固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念，更加坚定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念和信心，这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在学习步鑫生改革精神时，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公正客观包容地看待步鑫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年代的历史人物，以及如何把这样的眼光投射到当代的标志性民营企业家身上。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企业家和企业，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要有一视同仁的眼光，要对他们的贡献加以充分肯定。
如何让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勇于探索的“勇”，成为永远探索的“永”？
民营企业家的“勇”是跟他的个人见识、品格、胆识有密切关系的。步鑫生当年就具有改革的前瞻性眼光，有敢说敢做敢闯的胆识，以及勇于奉献的优秀品质。
这三种宝贵的企业家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家能否勇于突破传统旧的体制束缚，勇于去探索，做体制机制的创新。
但是，民营企业家的“永”，就不仅仅关乎企业家个人的见识胆识和品质了，而是更加需要党和政府营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记者：您认为，当前应该怎样培育营造适合具有改革精神的企业家的成长环境？
史晋川：第一，党和政府要全面正确认识企业家的创新功能。
尽管我们非常鼓励民营企业家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企业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制度创新。
以平台经济为例，它们做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同时也突破了一部分原有体制，包括准入体制、监管体制。
虽然这些体制创新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政府要全面地看待企业家多方面的创新，要看到很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是跟体制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
第二，政府如何公正客观地对待及规范企业家的创新。
如果企业家的创新是合理的，就应该支持企业家的这种体制创新，去修改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这种创新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依法办事，但是也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用力过猛。
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要有包容度，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切忌动不动上纲上线，给民营企业家扣帽子。
第三，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法律框架内。
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之间，既有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也有监管关系，要把这些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政企关系分清楚。
对民营企业是支持、规范，或是惩罚，政府不仅要做对的事情，而且要用对的方式去做事情。减少政府对企业处置行为的自由度，降低随意性，这个很重要。
通过回顾和学习，我们也可以在步鑫生沉浮实践中引发更多的思考。
例如，一旦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有不利声音出现的时候，政府一定要及时地去反思，这些不利言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并迅速发酵，是不是和政府做的一些事情或做事方式不妥当有关系。
反思之后，一是自我纠正，二是及时发挥主流媒体的功能，迅速拨乱反正。这样才能给企业家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让企业家敢说话和敢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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