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部黑马片:全员草根,无数明星热捧_毛豆_都是_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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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浪鼓咚咚响》于2月25日全国上映,

这是一部“360度卖相不佳”的草根电影,

无明星、无大制作、无名导演,

然而,早前在上海电影节和FIRST电影展

它成为了最大的黑马,

影评人要求加场放映。

临近上映时,

又有近百位明星、导演自发推荐,

如周迅、李冰冰、马伊琍、黄晓明、李现,

和忻钰坤、邵艺辉、郑大圣……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呈现了乡镇世界那“要命的真实”,

题材有关留守儿童、讨薪民工、失独中年……

又极尽诙谐与幽默,

观影时的情绪动荡极大,

停不下来地又哭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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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评论它是“《小偷家族》双人成行版”,

“催泪的父子情之外,

也有着更隐秘的悲情陕北”。

留守儿童毛豆,想去城里找爸爸

苟仁是一个卖货郎,载着毛豆一路同行

影片背后,

导演白志强靠着抵押房子、借网贷,

和“不然这辈子不甘心”的劲头,

历时5年,终于把它送上银幕。

本身已然是奇迹。

自述:白志强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白志强在映后交流

《拨浪鼓咚咚响》是我第一部剧情长片。

缘起是我在老家陕西榆林清涧,拍纪录片《边走边唱》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寄宿。当地的校长告诉我,全校将近一半的孩子,是“贫困留守儿童”。

我现在还记得孩子们在操场上的场景。白霜结了很多,孩子们衣服烂的,棉花漏的,穿着凉鞋的,脖子上积着垢痂的,一看就是缺少人照顾。

这一下我心里就非常纠结,我必须得做点啥,不做特瞧不起我自己。本能反应是拍个纪录片,但我怕等孩子长大了,这个片子会对他们有伤害,就想不如给他们写一个故事片。

我问过一个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打工,挣钱给奶奶还债。”这是他的梦想,这是这些孩子该承担的吗?比起物质匮乏,更为严重的是情感缺失,以及看不到未来在哪里。我想去展现中国数千万留守儿童的现实状况。

苟仁独居在简陋的出租房里

故事从卖货郎苟仁开始,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出场就是在村子间开货车,给老人照遗像,帮忙捎带东西。但其实他是来寻仇的。

毛豆偷偷钻进苟仁的车,不小心点着了货物

毛豆这个娃娃为了去城里找爸爸,就钻进了苟仁的货车,失手把他的货烧了。苟仁为了追讨损失,只好带着毛豆去找爸。

一路上荒山野岭,两个人经历了一道道波折,车抛锚,被小混混打,吃过期食物,到工地卖锅碗瓢盆,苟仁贴进去的钱越来越多,也逐渐揭开了两人真实的人生。

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加深,毛豆帮忙推车

毛豆他妈生下他就跑了,他爸出去开大车挣钱。毛豆的奶奶告诉他,你只要考过两个100分,你爸就回来了。娃娃天真就相信,真考了两个100分,结果爸爸还不回来。

苟仁小时候,父亲意外身亡,他初中辍学就去打工。认识了妻子,生了孩子,结果孩子得了肾衰竭。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用光了所有积蓄,妻子也离开了。雪上加霜的是,朋友白明明说:“我能替你治这个病。”苟仁变卖了所有家产,可白明明拿了救命的钱消失了。

孩子去世后,他变得凶恶、冷漠、绝望,像一头野兽,直到他遇到了毛豆。

毛豆站在山坡上等爸爸回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苟仁和毛豆是同一个人。

苟仁有着和毛豆的一样的童年,留守、丧父、贫瘠。而长大的毛豆,经历过苦难,也许会变成另一个苟仁。

剧作上来说,《拨浪鼓咚咚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伙伴同行故事,但我们讲的不完全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孩,教会了大人如何回归善良。

他们的父子关系里,藏了一点灰色。

我们大人从来不会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真相,只会说各种美好。只有苟仁告诉孩子:“不是这样的,你傻,世界多么丑恶。”随着毛豆的言行里,稍微流露出底层互害那一套,苟仁慌了,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毁了孩子。所以他拼了命让毛豆在精神上远离自己:“别学我,学我有啥出息。”

车坏在半路,两个人深夜依偎着取暖

苟仁带着毛豆在冰上撒野,像一对久违的父子

正是在那一刻,他真的把毛豆当自己儿子了。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并不完全是学不学的问题。

如今出去打工的人,已经从农一代到农三代了,他们再生下下一代留守儿童。除非偶然的因素,很难跳出这循环。

挂在车上的拨浪鼓,是苟仁儿子的玩具,这也是片名的来由

有观众看完,以为这是一部纪录片,哭得稀里哗啦跟毛豆的扮演者白泽泽说,阿姨要给你捐钱。

其实白泽泽是我从当地小学挑出来的素人演员,以前从来没演过戏。

白志强在当地学校找到了白泽泽

常规拍戏为了效率,不会严格按照剧本时间来拍,但我为了让演员的情绪自然变浓烈,是老老实实按剧本顺序来拍的。

一开始孩子贼高兴:“爸爸不在剧组,终于没人强迫我写作业了。”我就拍毛豆刚上路去找爸爸,有活力有希望的样子。随着拍摄时间一长,周围都是陌生人,孩子开始想家,就到了感情戏的阶段,思念感自然会带出来。他后来入戏到哭得停不下来。

苟仁,其实就是照着他的扮演者,我的小学同学惠王军来写的。

首映礼上有人问他是不是职业演员,怎么模仿能力那么强,哪里的方言都会说?其实这都不是训练的,全是给生活逼的。

有几年他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跑,所以会说重庆话四川话上海话,最后房子也卖掉了,婚姻也走向了破裂,日子过得非常紧张。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在开黑出租。

片中大量感情戏,素人演员完成度极高

一听要找他演戏,怎么可能,他都不敢信,很忐忑:“你让我上,我倒不害怕,怕给你演砸了,把你弄得跟我一样惨,那就不合适了。”

我说:“你现在头发不能剪,胡子不能刮,脸都别洗。”然后他就保持了几个月没洗。最遭罪的是他的乘客。他本身就没资质,人一进来,一闻那味儿,看这家伙头发长得跟疯子似的,吓得不敢吱声。

听导演讲苟仁的过往,惠王军已经入戏

开拍前我给所有人讲:“咱们都只叫他苟仁。”我给他说:“你不要跟亲戚朋友打任何招呼,从这一刻起,你跟之前的惠王军没有任何关系。”他索性把电话都交给制片主任。拍戏的时候,他妹妹在街上碰到他,眼见着他哥当不认识一样走过去,一句话没说。

为了让他进入人物,我就和他讲苟仁的前史,他孩子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等我死了,你再把妈妈接回来,再生个弟弟,咱家的日子就能过好。”那一刻惠王军崩溃了,在片场放声大哭,下一秒眼睛就亮起来:“我要弄死白明明。”他完全进入了那个人物了。

现在惠王军和白泽泽正在成为职业演员。一些业内人士看了《拨浪鼓咚咚响》,问我要联系方式,想找他们演戏,我觉得他俩作为演员,一定会冒出来头的。

到了快40岁,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我才下决心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我在西安美院读的摄影专业,被校门口的盗版光碟熏陶,就想拍电影。但跟很多有电影梦的人不同,我没去北京,一直留在老家。2009年开始,我拍了一系列陕西当地的纪录片,比如盲人说书队、陕北民歌、道情戏班。我的生活和创作,都离底层很近。

用三轮和纸箱伪装摄影机

这一次拍剧情片,有几场规模大一点的戏,比如人流密集的庙会、集市、街上,我用的是类似纪录片的拍法,把老百姓生活的场景当作片场。既省钱,又真实。

演员混进人群里,然后把摄影机藏起来,找个大纸箱子,上面开个洞,把摄影跟他助理放到里面。要移动的话,就坐在三轮上,特别融入,人家还以为三轮是卖货的呢。

演员和摄影机的调度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如果有路人发现了摄影机,看了镜头,群演就过去,把他一拉,说:“大爷,咱别看了。”自然地把他拽走就行。这个难度就是,不能一遍遍拍,发现的人多了就容易穿帮。

还原真实的街头场景,群众围观打架

有一场戏,苟仁在街上遇到了仇人白明明,冲上去揍他。我决定要真拍,捕捉围观群众的反应。有一个哥们,他以为是真的,摄影师扛着机器在旁边站着呢,他就过来拉架:“让开让开。”把摄影师赶开了。

招工处的工人们

还有一场是在招工的地方。大家蹲在路边,等着工厂的车来。那个地方的人的眼神、表情和肤色,绝对演不出来的。录音师穿军大衣,杆藏在里面,假扮成等招工的人混进去,摄影师在里头扛个简易的设备,别人也不知道那是啥,以为是用来揽活的呢。

外联制片开车过来,一开门,一招手,工人“哗”地上了车,原计划是我们的人上,结果都没抢过真的工人,愣拉了八九个走了。等出了镜头,制片请他们下车:“我们在拍电影呢。”他们骂他:“骗子!”

苟仁背着毛豆看烟花

不光群演,烟花也是蹭人家的。剧情最高潮的那场戏,毛豆坐在苟仁肩膀上看烟花。拍的时候,道具烟花都放完了,实在没钱再买了。打听到附近有人家要放烟花,我们就去协调,能不能晚点放?

其实烟花放得那么绚烂,有点夸张,原因是人家等得不耐烦了,把烟花一股脑全给点了。

电影里有一辆路过的大货车,车身印了几个大字“电影广告招商”。这不是恶搞,是我真的在招商,但最尴尬的地方就是,到处拉投资,拉不到。

投资方给我的说法都是这样:“这故事我看了挺感动,但你第一次拍长片,能不能拍得了?你说是个院线片,有大片感吗?你说是个网大,也没网感啊。喜欢你这种片的,那都是小众人群,投资风险太大,你这是死路一条。”

剧本阶段长达2年,每场戏都有手绘分镜

2017年,我带着编剧团队,躲到秦岭山往里20多公里的地方,写了两年的剧本。那地儿与世隔绝,就是为了集中精力,不被打扰。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每天早起自习,把世界电影史、剧作工具书学一遍,同类型题材的电影拉一遍,一点点磨剧本。这不完全是为了一部片,我想这个剧本写不好的话,别的剧本也写不好。

戏主要在室外,拍摄条件艰苦

2019年初,我带着剧组回我出生长大的村子,那个年过得山穷水尽。制片主任兜里只剩下7块钱,没钱加油,车都动不了了,就没法拍了。

我赶紧拉着媳妇去银行贷款。咱也没别墅,没啥可抵押的,就把我们夫妻的一个房子抵押了,才能贷到一部分。

媳妇开玩笑地抱怨了一声:“不要嫁给搞艺术的。”

我上一个纪录片就贷过,她开拍前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她很理解我,知道我要不拍的话,会非常难过,这辈子不甘心。而且我们还年轻,万一败了的话,再还上几年,反正人一辈子就是瞎造。人家都是拉着媳妇去取钱的,我是反过来,得让媳妇抱怨。

没钱租房车,吃饭就打开折叠桌或找块板子坐

住宿吃饭,只要是能赊的账都赊,先拍了再说,以后咱再想办法慢慢补。摄影器材是很大的开支,靠灯光器材的老哥帮我托底:“白导拍完以后要给不了钱,我给,就放心给他用。”

剧组的场工、助理这些,人家有自己的生活要顾,工钱都是结了的。但是编剧、摄影指导、美术、制片主任、灯光,都是不拿工资的,算成了干股,摄影不光不要钱,还给我借了20万。

大冬天,荒山上,零下十几度,风刮得整个剧组都感冒了,有时凌晨收工,才能吃上一口饭。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没有人有太多怨言,都坚定地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得做,不然人活着没意思。

到后期制作的时候,颜色和声音非常粗糙,实在是因为没钱没做完。

电影放映中,为了走到观众面前,白志强整整花了5年

没想到上海电影节通知主竞赛入围了。几乎同一时间,FIRST电影展又通知我去参加产业场。FIRST原本有一笔报名费,他们知道我不容易,把这个钱免了。我连去上海和西宁的路费都要凑,我就想,咱好歹买套西装,还要走红毯的。

放映以后,大家特别喜欢,成了个小爆款。在西宁,我站在哪儿,都有人过来打招呼,短短几天,微信好友多了上千人。我发一条朋友圈,点赞竟然有1000多,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赞。

有点像做梦一样,之前条条大路都不通,这一下就通了。

制片主任那几天整个一直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说:“我这辈子都值,我见证了一个奇迹,电影这事儿还是能搞的,梦想还是要有的。”

影片里的陕北自然风光

我的老家山大沟深,经济发展滞后。后来因为挖煤,成为“中国的科索沃”,短短10来年间,亿万富翁遍地都是,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复杂的现实问题。

村里邻居说:“哪家谁谁突然挣了几百万。”我说:“他干了啥挣的?是不是非法所得?”人家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就是有本事。”

说句得罪人的话,我们吃了太多穷的苦,价值观是有扭曲的。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底层人都是善良的,是被迫害的。但我看到的,是我们常常陷入“底层坍塌”,越贫穷,有些恶越是被认可。

我始终觉得我是大山里走出的人,带着大山和祖先的嘱咐,我得讲讲家乡人的故事。而且莫言不是说过吗?“虽然在讲你家的故事,但是你家的故事不一定是你家的,也许是千万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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