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嘉原事件”
1931年8月，刘志丹在陈珪章部兵变失败后，与马锡五到了甘肃庆阳南梁。南梁活动着几股农民武装赵连壁、贾生财和杨培胜，刘志丹与他们联系密切。9月，刘志丹指示杨、赵、贾三人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游击队分三个大队，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分别担任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共300余人，200余支枪。这就是刘志丹最早活动在陕甘边组织“南梁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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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以共产党员20余人为骨干，在孝义县宋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10月，与杨琪、师诸杰等领导的山西商贩队会合后，被陕西省委命名为陕北游击队。
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是流氓无产者、烟贩，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无组织、无纪律，与中共建立红军的理念相距甚远。因此，在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过程，是不是打出“红旗”，主要领导人分歧很大。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就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阎红彦说刘志丹不同意立即打出红军的旗号：“尽管有了省委的正式指示，但是志丹同志仍然不同意打红旗，他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怕红旗引起敌人马上来进攻站不住脚；一是打红旗就得改造部队，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
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谢子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着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
在争吵中，队伍到了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
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刘志丹未让参加）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2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就在2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师诸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刘志丹也离开了部队，去了陕西省委。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衡（后来叛变）到根据地组建红军。在成立红26军时，杜衡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原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种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后来，在王世泰等人的坚持下，刘志丹以挂名政治部副主任留了下来，谢子长、阎红彦逼迫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中共陕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并同意杜衡不切实际的关于在渭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红26军的军事计划。由于杜衡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导致1933年6月，红26军在关中几乎全军覆没。
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的叛变遭到破坏后，使红26军与上级关系断绝，也给红26军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红26军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不仅使红军力量得到了壮大，而且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但从1934年7月起，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再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
9月，再次召开了一次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和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马明芳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会议对陕甘党存在的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清理，“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地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案》）
根据“中代”的指示，朱理治对陕甘边的右派问题进行了考察。他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到陕甘边苏区帮助工作。他们到陕甘边后，给朱理治写了一个关于陕甘边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刘志丹领导陕甘边在“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不仅恢复了26军，还给27军很大帮助，但地方工作的确有些问题。”“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配，地主很猖狂。”
9月，从上海来的聂洪钧也到达陕北，他对陕甘边的印象是：“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他的包庇；……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26军全军覆灭；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从以上两人回忆来看，他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陕甘边和红26军存在右倾问题。
张慕陶、张汉民因素和肃反
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曾一度进行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因此在1933年以来的中共的一些涉及张慕陶的文件都称之为“反革命右派”。因张慕陶是陕西人，又曾经担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职务，陕甘边和红26军又直接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许多人与张慕陶有着同乡、上下级关系。因此，张慕陶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后，陕甘边与红26军的反右斗争主要是清除张慕陶的影响。朱理治到陕北时，张慕陶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张慕陶派通讯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各方面的警觉与怀疑。朱理治感到问题很严重，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肃反的一个主要诱因。
关于红25军到达陕北后肃反的开始，朱理治回忆说：“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问题，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问题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25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汉）民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17路军警卫旅长，红25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许多人到26军。因此，又怀疑26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25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楚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
上述一切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使刘志丹冤案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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