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真的。“伦敦桥”塌了——以此暗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的消息成为事实。当地时间9月8日，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而这位超长待机君主的离世，也喻示着英帝国那根主心骨的断裂。
从美丽端庄的公主，到风采照人的年轻君主，再到慈祥坚毅的世纪老人，她走过了长长的一生，而我们所有人也经历了有她这个符号存在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在世人的印象中，白金汉宫的东门是她，温莎城堡的圆塔是她，一年一度的圣诞致辞是她，繁复美丽的伦敦桥是她，就连那群浩浩荡荡的威尔士柯基犬，瓢泼大雨中的乡村盛宴，羊群团簇的连绵山丘，也能让人联想到她的存在。
从19世纪中期至今，英国王位的大部分时间安坐着的是两位女性君王，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另一位就是伊丽莎白二世，而后者的在位时间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了前者，成为英国历史之最。她的孙子威廉也承认，只有80岁以上的英国人才能记起英国的纸币和邮票上曾经出现过伊丽莎白二世以外的其他面孔。
今天，这位经历过帝国衰落和冷战终结，接受过从丘吉尔到特拉斯15位首相的效忠，在人生的字典里找不到“退位”二字的女王，终于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留在她身后的，却是一个愈加不安甚至危机深重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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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尚未烧近的那些年，伊丽莎白姐妹一年之中的多个月份都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下度过。当秋天的树叶落下，她们会在空中抓住这些树叶，这个游戏有个诗意的名字，叫做“抓日子”。
1940年5月，战争打响了。姐妹俩被送往距离伦敦市中心21英里的温莎城堡，在那里，她们一直住到了五年后德军投降。在生命的任何时刻，温莎堡也一直被伊丽莎白视为真正的家园。
1943年12月，当菲利普再次来到温莎堡过圣诞，并且观看伊丽莎白表演的哑剧《阿拉丁》，亲朋好友们这才隐约发现了二人之间的浪漫情愫。4年后，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母亲并不赞成这门婚事，她希望女儿嫁给一位拥有爵位的英国贵族，伊丽莎白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在个人幸福的问题上，她只遵循自己的决定，她的表妹说她“对别的男人看都不看一眼。”
1952年1月末，由于乔治六世健康恶化，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夫妇奉命代为访问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站在机场跑道上，乔治六世挥手向女儿女婿告别。六天后，远在非洲的伊丽莎白听到了父亲病逝的噩耗。她的脸色煞白，但是没有落泪，菲利普带她穿过花园的小路，两个人沿着河边走了很久。那一刻，她已经成为英联邦的君主。
英国的历史于是进入了伊丽莎白时代。她坚定如一、雍容华贵、威严四方又温存柔美。面对任何棘手的难题，官员的本能是遵循先例，而她更倾向于遵照常识。她从不与人争论，但是，对于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她会采取一种温和拒绝的口吻问她的首相：“你确定这么做是明智的吗？”
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她就曾经非常谨慎地问过官员们这句话：“你们确定这么做是明智的吗？”据当事人回忆，女王当时其实并不赞成英法武力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计划，已经卸任的丘吉尔也对这一行动非常恼火。事后证明，这场危机也确实对英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伴随英镑的金融地位直线下降，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也转而走向衰弱，此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
在伊丽莎白二世共事过的所有首相中，最值得称道的三位要属丘吉尔、撒切尔和布莱尔，其中，丘吉尔的地位无可取代。在伊丽莎白的首相名单里，除了丘吉尔，剩下的都是其他。对别的首相，她都会提出异议。唯独对丘吉尔，她从来都敬重有加。在丘吉尔离职之后，伊丽莎白还给他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感谢丘吉尔的英明决策和出色领导，也感谢他应对和处理了“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威胁和危险。”
相比伊丽莎白从小被教导的“男人要开创事业，女人则是应该通过娴静的影响去行使权力，而不是挥舞拳头”，撒切尔的横空出世完全打破了这一观念，更要命的是，撒切尔还很缺少幽默感。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我的话，她一句都不听。”
女王与首相的会谈不再是对等的互动，因为撒切尔总是胸有成竹，而且喜欢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很少给女王开口的机会，这一点让女王觉得很不开心。
按理来说，她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工作很努力，日常很自律，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都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中寻找平衡，尤其是丈夫的地位低带来的烦恼。但是，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屏蔽了女士之间的悄悄话。
尽管如此，女王还是对撒切尔以礼相待，每当撒切尔准备在温莎堡留宿，女王还是会像对待亲友一样，亲自从图书馆为其挑选睡前读物，有一次挑的是一套古董选集，还有一次挑的是莫扎特10岁时的手稿。
对于二者角色的区分，女王的堂弟媳迈克尔王妃倒是形容得很恰当：女王是这个国家的母亲，她把你送到学校；而撒切尔是学校的校长，她负责立下规矩需要你遵守。
当然，不管撒切尔这位“校长”再怎么权倾一时，都还是“铁打的女王，流水的首相”里的一位。在撒切尔之后，女王依然每天心系朝野和民生，而撒切尔早已经隐入尘烟。上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之初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说，虽然人们察觉不到，但是，伊丽莎白二世的手指始终搭在国家的脉搏上，她的本领是洞悉事情的脉络，感知其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女王就是英帝国的主心骨！
在伊丽莎白女王各个版本的传记中，几乎用同样的笔调记载着她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刻、最愤怒的时刻、最痛心的时刻。而这些欢乐、愤怒和痛心都与她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祖母的家庭身份紧密相连。
事实上，在最崇高的公职身份之余，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就像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做客温莎堡的时候看到的那样：她身穿一件朴素的白色长裙，如同一位在宜人的夏日午后漫步在高尔基大街上的年轻女士。赫鲁晓夫还回忆说：“她的声音温柔而镇定，十分谦逊，丝毫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王族的傲慢，在我们的眼里，她首先是一位贤妻良母，其次才是英国的元首。”
但是，伊丽莎白女王究竟是不是一位贤妻良母呢？至少大儿子查尔斯不这么看，他把母亲描述成自己悲伤童年里的远观者。王室那些堪称教科书的完美家庭合影也许真的含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可以想象，一个把捍卫王室尊严、确保国家团结作为终身己任的女人，在面对复杂的国计民生和宏大的风云变幻的漫长过程中，是很难有余力去关注个人家庭的幸福的。
这种对家庭的无力感尤其体现在她在位的前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两个儿子先后成婚，两个孙子又先后出生，王室一度进入了全盛时期，两个儿媳也一度成为媒体的宠儿，风头甚至盖过了她们的婆婆。
但是，好景只延续到了90年代。1992年在女王的记忆里是多灾之年，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婚姻全都出现了破裂。小儿子安德鲁与其妻子分居；紧接着，女儿安妮与其丈夫离婚；再然后，报纸刊登了有关查尔斯和戴安娜的文章，查尔斯被描述为冷血而不忠的丈夫，文中还披露了王室的冷漠和孤傲，而这一切都来自戴安娜的主观揭发。
儿女们的婚姻问题让女王心中充满不快，在保持冷静的同时，她不得不向亲友倾诉：“你们能想象有这样的儿媳吗？看到有人惹出了乱子，你心里想的是帮他们，可是怎么帮？”
在阴郁的细雨中，伊丽莎白女王身穿雨衣，头戴雨帽，脚穿雨鞋，她呆呆地站在庭院中央，双手揣在口袋里，两眼无助地看着大火继续肆虐，看着国宾套房的屋顶正在坍塌。在第二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说：如此可怕的一天过后，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
也许当沉甸甸的使命过早地降临到她的肩头，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经注定不能给予她的孩子他们应有的母爱，与此同时，也不能用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去培植和端正她的孩子们的修养。但是，女王选择淡定地接受人情冷暖的变迁，她也试着去发现新儿媳卡米拉的性格优点。
生活的风风雨雨更加坚定了她最初的信念，无论是对王室还是对国家，一个国王的职责就是要唤起人们的团结，不让它分崩离析。这些挫折和不如意同样也坚定了她绝不退位的信念，把国家交给任何一个对婚姻都没有定力的儿女，怎么放得下心？还不如自己干到最后一刻。
只是，英国王位继承再也没有传奇般的超长待机，平安夜再也没有老太太的圣诞致辞，繁复美丽的伦敦桥失去了它的隐喻，浩浩荡荡的柯基犬也失去了它们的主人。如果这些“再也没有”都只能说是遗憾，那么，英帝国再也没有能够支撑百年的主心骨，这才是最现实的危机。伊丽莎白女王的驾鹤西去，带走的不仅是英伦文化软实力的王牌，也有可能是这个国家走向更加分裂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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