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因一位底层妇女贩卖私烟而被警察殴打进而引起的全岛骚乱的“二二八事件”，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史重要事件，之后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关于“二二八事件”仍有诸多疑问与争议。
戴国煇先生亲历“二二八”，而且是“二二八”研究的先驱者。为了寻找真相，他用数十年时间在海外搜集、整理该事件相关资料，《爱憎二二八》是他相关研究成果，被称为“二二八”研究的入门著作。书中详细还原了“二二八”事件始末，介绍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真实情况，谈论了该事件对台湾民众以及岛内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该书所提出对光复前后的这段台湾历史的建构，在台湾有关“二二八”历史论述被主张“台独”者篡改、进行政治利用的当下，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上内容汇编自中信出版
爱憎二二八(选章)
戴国煇、叶芸芸
* 本篇由叶芸芸执笔。
迄今伤痕未能完全弥合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随着日本战败投降而得以回归中国这重大的历史转折，仅仅16个月。
回顾战后初期这段历史，许多台湾省籍人士，偶尔仍流露出难以自处的伤痛。相映于二二八经验刻骨铭心的痛苦，正是他们自己在欢迎祖国政府时，所表现的欢喜热情；无法随岁月而流逝的，正是这种混杂着表错情与受背叛的难堪。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日军败迹频露，光复之降临却仍属突然，大部分的台湾人尤其是中上层人士，心理上并无准备。对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反应狂喜的人们，并没有能够认真思辩“光复”的深层内容，以及台湾即将面临的新情势，只有简单无邪地相信，回到祖国怀抱，一切苦难逢刃可解，台湾将是一片美丽的净土。人们热衷地学“国语”，读《三民主义》，干劲十足地筹备欢迎祖国政府。
对国民政府满怀善意的期待，随着政治的不平、经济的恶化、社会的不安以及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文化差异等种种问题，而挫折重重。台湾人对接收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二二八事件前夕，已经临近沸腾。因而一个缉查私烟的意外事故，一夕之间演成全岛市街住民的骚动，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幕 太平町缉烟血案
1947年2月27日下午7时许，专卖局查缉股的科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六人，开着一部中型卡车，来到太平町“天马茶室”附近的香烟摊子。专卖局人员缉查私烟，是当时各地方常见的街头景象。执行任务当中所发生的粗暴冲突日见严重，因而伤害人命的事故，早在1946年12月10日，基隆市已发生一起，一个卖烟的小男孩被打死，却无人受法律制裁，不了了之。
往日的太平町与永乐町一带是现在的延平北路一段、南京西路与迪化街一带，也是台北市最早发迹的商业区之一。入夜以后，街边巷角尽是小摊贩，人群汇集，也是劳动者人口和“友仔”“角头”都多的地方。
当年的“私烟”，一般来说，是指由上海、福建沿岸等港走私上岸的洋烟，其中以英国的“马立斯烟”为最多；少部分是台中、丰原地区民间私制的纸烟。私烟充斥市面，很影响专卖局制造的纸烟销路。但是，洋烟入境多半是不守法的军人、官员与奸商的勾结行事，街头卖烟的小贩，却是赚取小利借以贴补家计维生的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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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常，当缉烟人员到达时，眼明脚快的烟贩们一哄而散，匆匆各自逃走开了。只有一位女烟贩林江迈走避不及，未克脱身，香烟及现款悉数被傅学通等强行没收了。林氏焦急之余，跪下地来叩头，乞求退还部分烟款，免她生活陷于绝境。围观的民众亦纷纷代为求情，盖林氏系一寡妇，生计颇是艰难。
争执之间，傅学通以手枪枪托击伤林氏，头部出血而倒下，围观的众人大哗，情绪愤怒，顿时激昂难平。众怒之下，六位缉查人员分头奔命，群众则穷追不舍，其中之一的傅学通，跑到永乐座大戏院附近，眼看着逼近的民众，惊慌失措，拔枪发射。
住在附近的居民陈文溪，穿着木屐，正从屋檐下探出头来张望，子弹穿进他的左胸，还未及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林江迈则先被送到附近的康乐医院（台北市参议员谢娥女士的医院），因无医师在院，再改送到林清安外科医师处急救。
当夜适逢其会，在现场目睹整个事件经过的周传枝（《中外时报》记者），有以下的见证：（以下概引自周氏“手稿”）
那是二月二十七日天阴欲雨的傍晚，我和往日一样在台北延平路天马茶室喝着咖啡听音乐。天马茶室和波丽露茶室是台北市内中下层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茶香价廉，而且还有台湾民谣可以欣赏，因此生意甚为兴隆。
大约路灯刚亮不久，突然，一阵零乱惊慌的脚步声从亭廊那边传入茶室：“快走、快走……”“警察来啦，快逃……”
我本能地从卡座上蹦跳起来，直奔店门口的亭廊一看，原来是专卖局的缉私烟警出来扫荡烟贩。六七个身着黑色警服的警察从卡车跳下来，烟贩们没命地逃入左右两条弄堂里去。一可怜女贩林江迈手脚笨拙被逮住。在众目睽睽下女贩的香烟和钞票被穿警服的“土匪”抢走。女贩跪下苦苦求饶，烟警反而举起手枪敲击林江迈的头顶，林女惨叫一声倒下，鲜血浸红水泥地面。
“打！……”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话音未落“打打！”“打打！打打打！……”两三百群众发怒地围拢来，这堵人墙越缩越小。“砰砰”烟警鸣枪四散奔逃，“抓住他……”人群尾追那个殴打女贩的烟警。他跑得急，人群也追得急，眼见奔逃者就要被抓住了，“砰砰砰”向西奔逃的烟警连发三枪，把刚从屋里跨步出来的陈文溪当场打死。
有人看到缉烟人员躲入永乐町的警察分局，愤怒的群众立即包围了派出所，要求交出杀人的凶手。随即又转到中山堂边的警察总局，局长陈松坚出面解释，说明肇事缉烟人员已押送到宪兵团了。
追赶到城内宪兵第四团团部的群众，发现宪兵团团部早已警备森严，而且团长张慕陶摆出极为强硬的架势，没有武器的民众，在雨中僵持了数小时，仍不得要领，一夜下来愤怒之情更加升高。
也不知何时，专卖局的缉烟卡车，被推倒在附近圆环公园的路侧烧毁了。
紧紧跟着群众进退的周传枝，追忆那一夜，有详尽的描述：
“抓住凶手！”“他妈的抓住他！抓住他！”凶手急急钻进永乐街一段淡水河第三水门旁的警察分局。不到几分钟人群已团团围住要求交出凶手。僵持约四十分钟始知凶手已转移警察总局，半小时后人群又把中山堂边的警察总局包围得如铁桶不泄，黑压压的人头也急速地增加起来。
“严惩凶手！”“交出凶手！”“杀人偿命！”这些激愤的口号声是从群众肺腑里喷发出来的。矮肥的局长陈松坚两次在二楼阳台露面：“肇事者我们一定严办，大家先回家去，我们还要请示上级严办。”
“现在就把凶手交出来！交给我们处理！”这样双方坚持约一个小时。人群忽然大喊：“找警察局长要凶手去！”跟着喊声人群冲入警察局，陈松坚脸色煞青，几个保镖也无可奈何。“肇事者已送往宪兵团了，不在这里，不在这里……”警察局长陈松坚吓得讲话似带哭声。
获悉情况后我们立刻转身下楼，可尾随过来的人群还在向我们这边冲，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才慢慢退下，一起涌向宪兵团。
这时大约已八点多钟了。
宪兵第四团团部在城内《新生报》对面，是原日本宪兵队旧队旧址。院内灯光暗淡、铁门紧锁，冷清得很，然而他们一发觉人群包围上来，灯光一下大亮开，顷刻由黑夜变成白昼，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楼门口站着两个守卫的宪兵，墙脚树下早已站立一排腰系短枪的走卒。
口号声此起彼应：“严惩凶手！”“将凶手交出来！”“杀人必须偿命！”有人敲打铁门，“哐啷哐啷”，宪兵早已把边门也锁上了，“哐啷哐啷”，冲打铁门声愈来愈响，从楼两旁闪出一排宪兵站立在墙根树下与楼门口的卫兵中间，端着长枪向门外的人群作瞄准状。这是作为第二道防线布置的，状甚恐怖，随时都有放枪的可能。
冲打铁门的响声更猛烈了，口号声如狂风怒涛冲上云霄。楼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圆粗的人，面部无丝毫表情，仿佛一副死人的脸，这个人就是宪兵团长张慕陶。他带着一股阴森的寒气跨下台阶，跟着从两侧新拧开的两盏耀眼的白色强光灯骤然直射铁门外人群，有一种恐怖感。
“肇事者我们一定要严办，你们先回家去……”
“杀人偿命！”“把凶手交出来！”口号声打断张慕陶讲话。“不能交给你们，怎么处置是我们的事。”他声音忽然一变，带着严重的威胁：“你们散开！”他话刚落，持长枪的那排宪兵“嚓”的一声跨前一步，做出就要开枪状。这时天空撒下来的蒙蒙细雨变大了，张慕陶转身进去，人群也躲进对面新生报（社）的亭廊内避雨。
《新生报》日文版主编吴金炼好奇地出来探视大家，他稍肥的脸上是一副可鞠的笑容。他一看到我便微微笑着迎上来和我打招呼。
“这里工会有锣没有？”“有。”他不等我的下一句话，讲完立刻转身进去，很快就拿了一面铜锣出来。雨一稍停，锣声“嘡嘡嘡”一响，群众重新把宪兵团团部包围起来。雨下大了，锣声“嘡嘡嘡”一响，人群又退回新生报（社）的亭廊里休息。雨忽大忽小，人群便跟着锣声进进退退，我们是如此多次来回包围宪兵团团部。当时我深深体会到，一面小小的铜锣，在这种时刻和这种场合，竟能统一大家的意志和行动，真是妙无可言。我意识到它力量的来源在于反对暴政，在于反对长官公署的仇恨心。
还有民众冲进新生报社的编辑室，要求马上出号外。后来李万居社长赶到报社向民众解释，并承诺第二天一定报道，民众才作罢。第二天，长官公署的机关报《新生报》，刊出一则360字的短讯。
中外日报社的印刷工人与报社社长郑文蔚有一场火爆的争执，记者周传枝与詹致远合写的一篇报道，才得以发表。
二二八事件的第一则新闻
第二幕 沸腾的台北市
2月28日的台北，从清晨就飘动着浮躁不安的气氛。大稻埕、龙山寺、城内新公园里，到处可见三五人群，聚论昨天夜晚的事故，大早就有人沿街敲锣，说明事情经过始末，号召商店罢市抗议。于是，全市商店有的是不得不而勉强地，有的是积极地响应罢市，学生罢课，各机关公司员工都走空了，台北市形同瘫痪。
民众先聚集在延平北路警察派出所一带，要求惩办涉案人员，接着又包围攻击专卖局门市部、贸易局的新台公司、正华旅社等官办机构以及虎标永安堂。四面八方涌上来的群众，将烟酒、百货、家具、脚踏车、卡车，甚至钞票都推置在马路中央，放火烧毁。
没有组织的群众，盛怒之下近乎疯狂的行为，固然是激怒之情的发泄，但一连串的破坏，却很少有趁机抢劫据为私有的，偶尔发生了，也很快受到未失去理智民众的劝解及阻止，这是最令人感受到事件之不寻常的。
周传枝和王康两位老记者，一位是台湾籍，一位是大陆籍，都见证了这一过程：
(一) 周传枝 (《中外日报》记者)
将近中午，最大的人潮涌向城内的专卖分局。将分局内的各种烟、酒搬往大马路上堆成山，点火燃烧。局内的木架子、酒柜、烟箱、家具、楼上职员的棉被等等，统统搬出来掷进火堆里，火舌足足十多米高。被烧的东西啪啪作响，金库打开了，一沓沓诱人的钞票被扔进火堆里化为灰烬。有人在高声演讲：
“我们不钦慕猪仔政府的臭钱！我们蔑视这种臭钱！”站满马路的黑压压人群大声响应着：“我们不要猪仔政府的臭钱！”专卖分局的隔壁是大明晚报社，不知何时从该报三楼窗口徐徐坠下一丈来长的标语，人们跟着标语的内容立刻喊出“反对专卖制度”的口号来。又有一幅白色大标语坠下来，人们又大声喊出“反对贸易制度”的口号来。第三幅大标语出现了，人们又大声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事后，我才知道：创作这几幅大标语者，竟是我的中外日报社同事詹致远君。
当大火燃烧最旺时，响起一阵“齐唰唰”的皮鞋声，一连荷枪实弹的宪兵到了。通常宪兵是腰携手枪不带长枪的，今日携带的武器却长短齐备。他们一来就围住火堆装上刺刀、子弹，威风凛凛其状可畏，他们的出现更加激起人群的怒火：“把刺刀放下来！”“滚回宪兵队去！”“干你老母猪仔宪兵！”甚至有人喊：“打！打打！”
人群如蚂蚁，密密麻麻盖满了很宽的柏油马路，和分局对面的一大片空地。“暴民”们紧紧把宪兵围住，身挨着身。看着这拥挤的“暴民”，夹在当中的一百多个宪兵想要开枪或者使用刺刀是完全不可能的。带队的军官见势不妙，只好整队逃之夭夭。
(二) 王康 (上海《新闻报》驻台代表，《二二八事件亲历记》)
正午十二时左右，我办完业务，又自社会服务处骑脚踏车到公园路女师附小接女儿回家吃午饭（那天儿子不肯上幼儿园留在家里，我到省气象局门前，马路上已挤满了人，只见东门城楼周围有武装警察布岗，但一切还很平静，看不出会有暴乱事件发生。我接女儿回家吃午饭，吃完饭又送她上学；这时约为下午一时左右，至此我仍无警觉，把女儿送进教室后而骑车出外察看。
这时南昌街口专卖局周围的示威群众不但没有减少，人数反而愈来愈多。该局门窗紧闭，四面八方已围满了人，有几个中年市民站立在该局二楼阳台上用闽南语向下面的群众演讲，尚未讲完，下面的群众，即欢呼鼓掌，响声之大，有如万马奔腾。那时我一句闽南语也不懂，故不知道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从说者与听者的表情可以猜出，一定是抨击政府的激烈言辞。这时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专卖局内早已有人闯入，演讲完毕，进入局内的人已失去理智，门窗均被他们打破，办公桌椅及文件都从窗口投掷出来，漫天飞舞。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不忍再看下去了。于是骑车向西行，经旧总督府（即今“总统府”，战时被美机炸毁，民国三十七年秋天才修复）至重庆南路，看见所有的店铺均已关门闭户，停止营业，再前行，见一群如痴如狂的人在专卖局门市部（即第一商银行斜对面）二楼窗口将家具、衣服等杂物向街心抛掷，有人放火焚烧，一阵浓烟从街心直向晴空上升。我见情势不对，就从僻静的小巷折回到办事处。我当时觉得：缉私员枪杀无辜良民诚然可恨，但不能为了一条人命，就捣毁官府、焚烧公物。如此越轨行为，实为任何法治国家所不容。假使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英国及法国，政府还不出动军警拘捕捣乱的人群吗？ （《加州论坛报》）
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的专卖局台北分局
第三幕 长官公署前广场的枪声
一个为死者伸冤的请愿队伍，在大稻埕延平北路出现，男女老幼都有，步行的、骑自行车的，也有小货车，沉沉的大鼓声领着路，经过北门朝着城内长官公署的方向前去。沿途看热闹的，不断地有人加入队伍，走过几条街已经汇集了数千之众。正午时分，市民的请愿队伍来到长官公署前的广场，迎接他们的是一阵枪声。
《新生报》的报道说：“卫兵举枪阻止群众前进，旋闻枪声卜卜，计约二十余响，驱散民众。其后据一般民众说，市民即死二人，伤数人。”
葛敬恩秘书长向省参议会的报告是：“兵、民受伤各一。”
杨亮功闽台监察使的报告则称：“当场死一人，伤十数人。”
市面上流传着各种不同版本的消息，最为夸大的是“合众社”在3月2日发布的电讯：“台北发生空前流血大惨剧，在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
此处值得提一笔的是，陈仪平时在长官公署只布便衣警卫，并无荷枪卫队，二二八当日的警卫队是临时布置的。
当天在现场采访的周梦江（《中外日报》编辑）如下回忆：
当年，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社编辑部工作。那天（2月28日）下午，我奉命到省参议会采访新闻，随同请愿的议员乘车去见陈仪长官。车子到达时，只见长官公署门前的广场上挤满了请愿的群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群众见是议员们的车子，勉强让开一条路，当车子刚刚抵达公署大铁门时，迎头而来的是一阵机枪声，议员们幸未受伤，我也陪着受了一场虚惊。事后听说当场死伤十多人，这更加激怒了台北人民，愤怒的群众马上在中山公园开会，占领了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宣布这次枪杀请愿群众的罪行，于是一场席卷全省震惊中外的大风暴开始了，官逼民反，这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
从上午就骑着自行车，随着请愿队伍前进的周传枝，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幕历史事件：
早晨分散之后，我便到桦山区一个朋友家睡了两个多小时。八点多钟，我在沉睡中被远处传来的大鼓声惊醒，我仔细辨别方向，是从西南面的大稻埕那边传来的。鼓声不很清晰，但连续不断。我立刻意识到鼓声和昨夜发生的事有关。肯定出了什么事。我从塌塌米上翻身跳起来，顾不得吃饭，骑着脚踏车迎着鼓声往大稻埕那边驶去。不知怎的，沿街商店都没有开门，学生也没有上课，因为昨夜发生的事很快传开，于是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也是这么简单地自然发生了。哪怕有几家商店不开门，顷刻就有一大片效样。这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人出来发动的。
我原想从建成街切过去较近，没想到鼓声却在延平路一段移动。我毫不犹豫地经过火车站驶到北门口，刚拐弯，就见到一巨大横幅迎面而来，上面写着“严惩凶手，杀人偿命“八个大字，那直径二尺半宽的牛皮大鼓跟在横幅后面不断震击耳膜，击鼓手本名周清波，后给一对福州人当养子，改名林火，系大稻埕一带的流氓头之一，他和大鼓被安置在倒推着的两轮胶车之中，大鼓后面尾随着参加请愿的数不清群众。男女老幼均有，但主要是青年。人群一路上单纯地重复着横幅上面的口号，行进速度非常缓慢，沿途有人加入。游行队伍是要赴行政长官公署请愿的。我为多了解些情况，转身骑车经城内到新公园观察。公园内这里那里三五成群的人堆在互相议论昨夜发生的事，跟着鼓声的接近，有些人便望着鼓响的方向走去。
我从公园正门出来，经过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前便抵达三线道路（戴按：即今的中山南路），我从这里向左拐弯直往公署那边骑去。队伍走近离公署大门约五十米处，架在公署屋顶的机关枪突然吼叫起来：“哒哒哒哒”，前头的人流倒下四五个人。他们中枪时是先离地一跳，才扑倒在地面，这种死的样子和我在电影上看到的完全不同。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人们的心都搞乱了。在惊慌、喊叫的哀鸣声中机枪又第二次嚎叫起来，又有三四个人，向空中跃起，倒毙在地面上。队伍一下大乱，人们四散奔逃，大部分人退到原来歇息的商店旁躲避。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正在抹着眼泪。有勇者跳上马路往死伤者窜去，但又被机枪逼回原地。未被打死的几个伤者倒在血泊中挣扎呻吟，其状甚惨。我躲在东南角的大树下目睹这个残忍的场面。
人们分散之后很快地重新聚集成几股人潮，到处寻找穿中山服的贪官污吏进行报复，这个报复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抵挡，疯狂、本能、自发、什么也不顾，这就是二二八真正暴动的开始。
午后时分，聚在新公园里的民众，终于冲进坐落在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述说台北缉烟事件的经过，呼吁全省各地起来支援台北市民的抗争。事件从此扩大，蔓延全省，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周传枝的见证：
下午一时左右，我骑车赶赴新公园，省电台周围约有三四百人分成几十簇人堆在谈论事件。灰墙上有个身材不高、身穿咖啡色双排扣西装的瘦个子在向人群演说，此人就是新成立不久的土水工会理事长王忠贤。
不远的人堆里，有个身着黑色学生装的中年人，大声喊着口号支持他的演说。散在各处的人群围拢过来。演讲者慷慨激昂，听众愤怒难捺。几十个怒吼着的青年紧跟着那个穿黑色学生装的中年人向电台办公大楼冲去。电台的四五个台湾职员出来阻挡：“电台不能随便进去，这是不允许的，这是犯法的行为，你们不能这样做。”
“大家都是台湾人，昨夜发生的事和今天发生的事需向全省同胞广播，你们让进最好，不让进我们也要进，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要打倒，你们赞成不赞成？”
“我们赞成！”
“台湾的专卖制度需要废除，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们同意！”
“杀人凶手需要严惩，应该不应该？”
“应该！”
“好啦，我们要全岛同胞都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我们一定要广播！”
“你们不能进去，我们绝不允许你们进去！”双方开始动手推打起来。
“你们是不是台湾人，干你娘！什么不让进去，干……”
从楼里出来一个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官员。他就是广播电台台长林忠。他附耳向台湾职员讲了几句什么话就转身进去了，这些台湾职员态度忽而一变客气起来。
他们主动让几十个人进屋，但是播音室只准四五个人进去，并主动扳动播音开关，示意通知你可以开始播音了。
那个穿黑色学生装的中年人一抓起话筒，立刻把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从头到尾说明了一遍，然后提高嗓门大声说道：“我们不要这种贪污腐败的猪仔政府，我们需要的是能给台湾人民民主、自由的政府；我们反对专卖制度、贸易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为实现台湾人民的幸福生活奋斗到底！”
日本占领时期，西门町有一条专门出售旧书的街，我常常来这条街买旧书，因此我认得这个穿黑色学生装的中年人，就是当时一间旧书店的店主人。
1940年《台北市政二十年史》中的台北市役所（今行政院）
选自《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 中信出版·见识城邦 | 九州出版社，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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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煇（1931—2001），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统派的理论家”，台湾桃园平镇客家人。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农经博士。曾任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历史系教授、日本文部大臣外籍咨询委员。1996年返台定居，终老于故乡台湾。
|叶芸芸，1945年出生于台北，本籍彰化鹿港，1973年旅居美国。长期关注台湾现代史，曾出版《证言二二八》，与戴国煇先生合著《爱憎二二八》。
题图：台北二二八公园纪念碑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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