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请问:公司里如何才能杜绝朋党聚集辞退开除大开杀戒_朋党_之争_宋朝

本文目录

• “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 请问:公司里如何才能杜绝朋党聚集辞退开除大开杀戒
• 为什么唐朝会发生朋党之争
• 宋朝朋党之争始末
• 明朝后期的内部朋党之争，为何会愈演愈烈
• 何谓朋党为什么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

“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都别抢，我来答。

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朋党之争，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传统史学家认为王安石是造成宋朝的灭亡的罪魁祸首。不过这种观点自然是一种狭隘的偏见，甚至就像有人说明朝的灭亡应该归咎于张居正，其无疑有甩锅的嫌疑。

欧阳修写过一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他是这样看待朋党的：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欧阳修认为“朋党”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志趣异同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前有个段子说七个人的寝室建了八个群，其实就是说人会因为观念、志趣以及性格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圈子。

朋党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圈子里进入了小人，所以欧阳修说“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分辨小人和君子，朋党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而审望宋朝的整个朋党之争，就会发现里面确实混入了小人，进而导致宋朝的朋党之争已经脱离了针对改革的争论，而是变成了打击政敌的意气之争，当然这也是因为新旧党争演变到后期已经脱离任何人的控制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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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争的是什么？

宋朝的党争分为元佑党（旧党）和元丰党（新党），元佑党的代表人物有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新党以王安石为代表，有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些人。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受保守派反应激烈的对抗，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他实施变法的许多内容都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利益，当然也有部分保守派官员认为新法的内容确实不适合推广，如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这些政策都动摇了官绅阶级的利益，而像保甲法、免疫法这些政策也损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

另外王安石又改革选拔制度，这让很多通过“恩荫”进入政坛的享受政治特权的官员也受到了影响，总之新旧党争最初的争论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这些政策的争论上，还没有上升到成为一种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但很快，这种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论很快就演变为对政敌的打击。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宋史·王安石传》

除了旧党对新党的打击，新党也不遗余力的对旧党进行排斥。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宋史·王安石传》

而比较著名的新旧党争之间引发的一件案子就是“乌台诗案”，事件的主角是苏轼。

乌台，即御史台，苏轼被人新党弹劾他妄议朝政之后，就被关押在御史台里受审，因此称为乌台诗案，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些讥讽变法内容的诗歌，最后从一件文字案上升为妄议朝政的政治事件，并扩大为对旧党的排挤打击。

这件事发生在变法实施后的第二年，正是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的时候，这次事件苏轼险些丧命，最后幸亏王安石、曹太后以及其他人的解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而受此事件连累的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多达二十九位旧党大臣和支持旧党的名士。

从此，新旧党争就不再是单纯的针对变法的争论，从而演变成为新旧党之间的阵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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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的发展以及后续影响

元丰八年，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病逝，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被罢相，新上台的是旧党的司马光，十岁的宋哲宗即位，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和司马光都是新法的反对者，因此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废除新法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元祐更化”。

在“元祐更化”中新党的所有法令全被废除，导致新法实施以后取得的许多成果瞬间化为乌有，很多成果十分显著的变法内容也在旧党完全没有加以评判的情况下被废除，如置将法、方田均税法都无一例外的被废除。

实际上这标志着新旧党争从最初的对政策的讨论已经演变“新法即等于误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光任相期间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将宋朝的新旧党争推向了更一个高潮。

旧党执政后，新党在朝的官员也遭到严厉的排斥，如新法的支持者蔡确被贬死于岭南，章惇也被贬到岭南，旧党可以说因此得以扬眉吐气。其中还发生了远比“乌台诗案”更加严重的打击新党的“车盖亭诗案”。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不满于旧党的宰相蔡确在被贬往安州途中，在安陆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很长，就不贴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结果这首诗被旧党拿来大做文章，将新党在朝廷的官员悉数罢免，还将王安石和蔡确这些新党人士的名单写在纸上。

此外还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把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可见这时候的新旧党争已经完全脱离了针对变法内容的斗争，新党由此一蹶不振。

但新旧党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更加严重的是还出现了皇帝和大臣之间存在的矛盾。

宋哲宗即位时不过十岁，朝政主要由高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大臣们遇到有政事的时候也是直接越过宋哲宗，转而向高太后汇报，这种无视和边缘化小皇帝的行为激起了宋哲宗的不满，他后来回忆说：

宣仁登仙，上亲政，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铁围山从谈》

正因为大臣们毫无君臣之礼，再加上高太后迟迟不让宋哲宗亲政，这些都引发了后来的“绍圣绍述”事件。

绍述，继承也，也就是继承神宗新法的意思。

戊午，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宋史·哲宗》

宋哲宗即位后，恢复了所有的新法，对旧党大力打击，追夺了司马光的谥号，皇帝的参与使得宋朝的新旧党争更加复杂，政治风气更加败坏，而新旧政策的频繁变动也导致社会深受其害。

而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开始启用旧党，不过向太后仅仅一年后就去世，宋徽宗亲政后在在新党的建议下重新启用新党，并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上台后开始推行新法，但是蔡京这个人政治作风有问题。

他上台后宋朝进入“六贼当政”时期，时人有语“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可见当时的宋朝政治风气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而蔡京上台后，也不遗余力的打击旧党。

这就是“元祐党籍”事件。

在宋徽宗的授意下，蔡京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共计三百多位官员统统列为所谓的“奸党”，并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大名鼎鼎的“元祐党籍碑”。

当时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被收录其中，后来宋徽宗又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次年又下诏“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于是李清照不得不被迫和丈夫赵明诚分离，离开都城开封。

这一举措毫无疑问的严重损害了宋朝的政治风气，使得忠良贤直人士被排挤出朝廷，而蔡京等人却大权独揽，宋朝内部愈加腐败，国力日益衰败，内部起义不断，最后终于引发“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

南宋建立后，随着国家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宋朝内部的意识形态立马又变成主战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终宋一朝，朋党之争都没有从其内部彻底消失过，总是以某种形势而呈现，譬如宋宁宗时期，还发生了“庆元党禁”事件。

宋朝自从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开始，就显现出政治内部那种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文官集团之间相互对抗，而皇帝被夹在其中左右摇摆，甚至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依靠那一方，这种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宋朝的政治始终无法出现以皇帝为最高决策者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

大臣们在争权，皇帝也在争权，这种多个利益集团共同角力的争斗最终使得国家无法走上正常发展的轨迹，导致自身像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一般勉力在暴风雨中苦苦支撑，但让人不得不思考的是，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王朝，却存在长达三百一十九年的时间。

不过倘若拆开来看，北宋仅仅存在167年，南宋仅仅存在152年，那么也就不难看出“朋党之争”对于两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政治构架上的矛盾和分裂无疑大大缩短了它们的统治时间，说宋朝亡于“朋党之争”可谓是毫无夸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更加不难理解传统史学家评价王安石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显然是把朋党之争的根源归咎在了王安石身上。

不过正犹如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朋党自古就有，就看皇帝能不能任用具有能力的官员，从此出发，也可以说宋朝皇帝缺乏识人、用人的远见能力，非但如此，反而推动和加剧新旧党争的矛盾，这也就不难怪北宋要灭亡了。

请问:公司里如何才能杜绝朋党聚集辞退开除大开杀戒

个人认为，还是先交流沟通。了解一下朋党包括那些人员？聚集的主要原因？

如果是因为公司内部制度问题。追根溯源，查找原因。

这种“朋党“现象在许多企业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与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有关与该企业的领导意识也有关系.

企业中朋党的实质是以关系链为基础的利益网结构。企业管理人员都是处理关系的高手，也都是有政治理念的高手。在于取舍。

对于“朋党“现象不能采取简单的一律除名的方法，要耐心地先搞清楚他们内部各自的利益诉求，再找出能满足其诉求的人，拉过来为己所用。

为什么唐朝会发生朋党之争

唐朝自玄宗后期，形成了藩镇和宦官两大势力集团，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唐宪宗致力于削平藩镇，但没有动摇宦官集团，自己却被宦官杀害了。公元821年，宦官拥立唐宪宗儿子李恒接位，是为穆宗。这时宦官干政越发厉害，朝廷官员有的被排挤掉了，没有被排挤的，基本上都卷人了派别斗争的漩涡，这种斗争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之为“朋党之争”或“牛李之争”。

这场斗争实际上在宪宗时就开始了，到了穆宗时变得激化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宪宗为了吸呐人才，对设科取士比较重视。有两个低级官员牛僧孺、李宗闵也参加了考试。当时的考试方法叫“对策”，就是将政事、经义作为考试题，要应试者对答。牛、李两人在对策时，批评时政，指摘失误，说得很有道理，深得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的欣赏，被列为上等宰相李吉甫因为两人的对策中都提到了他施政的错误，觉得损伤了他的尊严，便到唐宪宗那里去哭诉。唐宪宗是一个亦明亦暗的人，一方面认为“对策”无罪，人选有效；一方面为了安抚李吉甫，将两个主考官贬到外任去当刺史。他这种不辨是非的办法为日后的党争种下了祸根。

穆宗即位后，也开科取士，宰相李吉甫已死，他的儿子李德裕当了翰林学士，对那次对策中被牛僧孺、李宗闵指摘之争仍旧耿耿于怀。而牛僧孺、李宗闵此时也在朝为官，互相攻击不休，这次考试，正好录取了一名李宗闵的亲戚，李德裕趁机告了李宗闵一状，说他买通主考官钱微，任人唯亲。其实，钱微是个正直之人，与李宗闵并无沟通，相反他拒绝了许多想用钱财“走后门”的人，那些人就附和着李德裕指责钱微“不公”。穆宗就将主考官钱微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贬为剑州刺史。李宗闵无端受罚当然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与李宗闵同时为官的牛僧孺却在朝廷出头，继续与李德裕对着干。

跟着牛僧孺的都是以进士及弟的“科举派”，而跟着李德裕的都是以门荫人仕的“名士派”李宗闵遭贬，牛党力量大为削弱，而因为元稹被任为宰相，李党的力量更加强大。穆宗对两党之争有所了解，他为了平衡两派势力，他将原来的宰相裴度从外任的节度使位置调回京城担任宰相，裴度与元稹向来不合，无形中又增加牛党的力量。不久，属于牛党的兵部尚书李逢堂，利用两位宰相的矛盾，建议穆宗将裴度和元稹同时罢免。穆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便采用了，他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没有同时任用牛僧孺、李德裕为相，而是重牛轻李，一改以往重李轻牛的局面，想使政局有所改观。

其实，牛李之争都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忠奸、是非之别。牛僧孺当了宰相，把元稹贬到外任当刺史，把李德裕贬到浙西去做观察使，却把李宗闵调回京城，官复原职，做了中书舍人，牛党更加得势。就在牛李党争、朝廷力量分散之际，宦官却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穆宗是宦官所立，但宦官认为他不听使唤，只让他当了4年皇帝就将他杀了，立穆宗的兄弟李湛为帝，是为唐敬宗，此年为公元825年。唐敬宗是个不甘受摆布的皇帝，他想摆脱宦官的控制。这时候宦官有些恐慌了，并且由于内部分脏不匀，形成了两派，但由于唐敬宗用人不当，不仅没有压住宦官的恶势力，反而受宦官所迫，只做了两年皇帝就于公元826年宣布退位，做了太上皇，让他的儿子李昂接了皇位，是为唐文宗。

敬宗在位时，牛僧孺因与当权宦官发生矛盾，无奈中辞去相位。这时他的同党李宗闵已升任兵部侍郎，他鉴于牛僧孺失败的教训，竭力与宦官搞好关系，到了文宗即位时，他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他因与宦官有着良好的关系，便调解了当初牛僧孺与宦官的矛盾，把牛僧孺调回京城，恢复相位，与他同掌朝政。这时，西南的南诏国（今云南一带）撕毁了与唐朝的盟约，攻打成都城，掠走了数万人。

文宗闻讯大惊，撤了西川节度使杜元颍的职，准备另派大将前去征讨。牛僧孺和李宗闵采用“借刀杀人”之计，建议由李德裕出任征讨大将。四川地方历来难治，李德裕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借机除掉这个宿敌，李德裕一除，李党便群龙无首，再也成不了气候。谁知李德裕很会治理，他到任后安抚百姓，使四川局面大为改观。李德裕又派使者去南诏索回掠去的百姓，南诏国见李德裕很是能干，怕不是对手，就应允了李德裕的要求，李德裕进一步向朝廷提出要进攻吐蕃腹地，以灭后患。

牛僧孺见如意算盘落空，怕李德裕再立大功，就劝谏文宗不允李德裕之请。李德裕岂肯罢休，趁宦官监军王践言回京之机，用重金酬谢，让他把“真情”相告。王践言回京后，大说李德裕的“功绩”，李德裕奉调人京当了宰相，他以牙还牙，将牛党一个个逐出京城。经过朋党之争，唐朝的政事更加不堪了。

宋朝朋党之争始末

宋朝朋党之争，我认为要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赵匡胤在太庙立下誓碑，子孙后人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这件事情虽然无从考究，但是其中的治国理念却被宋太祖的历任继承者延续遵从，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宋太祖赵匡胤像

随着士大夫的崛起，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朋党现象”也有所发展。

一、朋党初露端倪

朋党问题初露端倪应该是在太宗年间，宋太宗提倡文治，广开科举。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胡旦利用同年的关系结织党羽，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当然不仅仅是派对那么简单。他们自命清高畅谈时政，抨击时政臧否大臣，满腔激情想着能有一番作为，结果遭到朝中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统统被贬出京城，而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

二、地域之间形成的朋党

历史的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是有紧密联系的，五代之前，南方比较落后，北方占有主导地位。但由于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北方人口大量涌入南方，南方对北方的影响不断增强，北方的优势地位不断弱化甚至被超越，大多数北方人对南方的崛起采取了抵制、敌视的态度。

宋真宗晚年崇尚黄老清净之术，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逢君之恶，大肆宣扬制造“天书封禅”等一系列闹剧，搞得满朝上下鸡飞狗跳，被朝中上下骂作“五鬼”。他们五位都是南方人，让当时的宋廷普遍认为南人心术不正，狡猾奸诈。就连“圣相”李沆面对梅询、曾致尧等南方人士，也说出“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这样的话。

随着南方人在政治局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双方的斗争势头更加猛烈，这也是宋代朋党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旧势力形成的朋党

宋仁宗时期，将“右文”政策推向极致，他重视科举，增加考试录取人数，给予士大夫等知识分子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俸禄，同时还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因此宋朝文臣官员人才济济，宋仁宗也被视为继体守文君主的典范。

宋仁宗时期，在任的前朝老臣形成了一种旧势力，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势力庞大。宋仁宗把他们看做自己治国理政的导师，他们也受到宋仁宗的依赖和倚重。这些老臣的优点就是有丰富的处事经验，善于揣摩圣意，人情练达知进退。他们的缺点就是没有活力，安于现状，遵守成宪，不思进取。

宋仁宗即位之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形成了一种新势力，他们初出茅庐朝气蓬勃，他们遇事敢言，自视清流，结成朋党。他们当中的杰出人士后来成为北宋朝廷强有力的政治改革者，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包拯、欧阳修、韩琦、文彦博、蔡襄等人。但是这些人年轻气盛也存在很多问题，他们有时候冲动行事，意气多于理智，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四、吕夷简和范仲淹的对立

史书记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倡之”，范仲淹自然也成为新进势力的领袖人物。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废掉皇后郭氏，范仲淹向天子进言废后的种种不妥，遭到宰相吕夷简的攻击，结果范仲淹等人被贬出京。这件事情也成为新旧朋党之争的开端，吕夷简和范仲淹也形成公然对立的态势。

范仲淹像

后来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百官图》，详细讲述吕夷简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后来吕夷简又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终于触碰到了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经，于是范仲淹二次被贬。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旧势力过于庞大，一时间难以被撼动。

要想打压旧势力，宋朝皇帝不点头，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年老政客的表现越来越不能让宋仁宗满意，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重新启用范仲淹。在罢免吕夷简的同时，宋仁宗也整改了政府，在重要岗位吸收青年才俊，朝廷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五、新势力的内部矛盾

范仲淹和韩琦都是新进士大夫的领袖，早在西北事务上二人就有分歧，范主守，韩主攻。这两个新政领袖在修筑水洛城（今甘肃浪庄）一事上又是矛盾重重。

欧阳修与王拱辰在新政期间十分著名，知谏院院首欧阳修拥护新政，御史台长官王拱辰竭力攻击新政。这二人本是是同年进士，又都是薛奎的女婿，同年加上连襟，二人本应是亲上加亲，结成朋党，可他们两个却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欧阳修像

由于新政的实施使得守旧派利益受损，在躲避守旧派的明枪暗箭的同时，还要面对新党之间的内部矛盾，这也为新政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六、欧阳修《朋党论》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名。范仲淹也强调君子小人各有其党，指出“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自己的朋党是“君子党”，对国家有利而无害。他们显然不知道统治者对于朋党的抵触与厌恶，最终范仲淹、韩琦、杜衍等人还是落得个被贬出京的下场。

宋朝的朋党之争是其重文轻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引得统治者的忌惮，最终的结局也注定是悲惨的。

读史可以鉴心，我是丘山，欢迎品读。

明朝后期的内部朋党之争，为何会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由于胡惟庸案的发生使得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之权对于皇权的巨大威胁，为了避免自己的后代中可能会出现的君权与相权之间角逐，斗争，甚至相权压制君权的现象，最终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设立三司监管全国，直接对皇帝负责，极大程度上加强了皇权。

除了分化削弱官员团体的实力，打散官员集团的凝聚力，让官员无“头”可以依靠，只能一门心思靠着皇帝之外，还设立锦衣卫等制度对官员施行严格的监督，和残酷的刑罚，致使在明初的时候，官员既没有条件来私结营党，也没有胆量来私结营党。

朱元璋像

当然作为一国帝王总不能事事亲力亲为，总的有人来为自己干活，处理日常的一些琐事杂事，为自己治国提供意见咨询，减少皇帝的工作量吧，所以内阁制度就随后应时应运而生了。

而这种内阁制度，原本只是负责提供一种咨询，主要的行政权，拍板的还是皇帝自己，这样，六部没有领头人，内阁有没有什么具体实权，只是一种参谋，问询的作用，最终所有的实权都被皇帝牢牢的掌控，想法的确是很美好的，只不过明初的帝王们，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这种制度会失衡，玩崩了。

朱元璋剧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权力的一代一代的交接，碰到勤劳英明的帝王尚能执掌大权，威震百官，但总有偷懒荒唐的帝王，偷得浮生半日闲，隐居深宫，做甩手掌柜，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样的帝皇还挺多！

而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大，从一开始的只负责咨询，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机构，摇身一晃，最后竟然长成了与宰相相当的存在，甚至更有过之。

而这种变化，有好有坏，好的是，皇帝可以安心的吃喝玩乐，做一个快乐的甩手掌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国家大事就由这些明朝的精英群体来处置，最后报备给皇帝签字即可，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是依旧非常稳定的原因所在了。

但是这样做的弊端就是，皇帝逐渐沦为了权力的象征，就有点类似今天的日本天皇，英国女皇一般，不同的是那时候的皇帝权力还是要大很多的，而皇权的衰弱，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官员集体的权力增强，内阁权力的增强。

明孝宗朱佑樘

另外由于明朝的文人风骨，以及言官无罪等等思想潮流的盛行，更使得君王在面对百官，面对内阁的时候束手无策。

为什么？难道真的说明朝皇帝的权力越到后期就越小了吗？也确实是这样，因为越到后期官员集团尝到了文官治国的甜头，享受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好处以及名声的提升，就不愿意再度失去，而这又是建立在牺牲皇权基础上获得的，所以避免不了的就是对皇权的针锋相对，从而官员之间相互抱团，说是自保也罢，说是对抗皇权也罢，反正就是逐步形成了所谓的以利益为纽带的党派。

而对于皇帝来说，要想收回自己的行政权，话语权，狠一点的就得拿这些大臣开刀，可偏偏文人傲骨，重名声胜于生命，杀了一茬又有一茬，直白的说就是不怕死，反而有利于自己身后名声，可对于皇帝而言，这种擅杀大臣的舆论风向可不太好，毕竟不是谁都是朱元璋，而类似于明孝宗这种仁义帝皇，就更是被群臣拿捏的死死的，别说其他事了，就是娶个老婆，增加些宫女也要归群臣讨论允许。

万历皇帝

所以说啊，明朝的后期严重的党政，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累计起来，最终长成的，虽然说有制度上的缺陷，但在古代那个主要以人治的时代，君主的放任，利益纽带的形成，也是滋生党派抱团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其实除了这些看得到的直接原因以外，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也是造成这种党派形成的又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然过程，明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最接近于，也是最有可能完成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时代，所以会出现类似于西方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三权分立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也是时代的大势所向，只不过可惜的是，最终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导致这种朝着先进趋势的发展历程被打断了，也使得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被延缓甚至停滞了数百年。

明思宗朱由检

其实说白了，明朝能够形成党争之势，就是最初君主的放任导致后续继承者难以收场，尝到权力甜头的百官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纽带，相互倾轧的同时，也相互抱团，维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以及时代趋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原因，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

以上就是个人的一点浅薄见识，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何谓朋党为什么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

朋党滥觞于夏商周三代的朋党和党争，历经汉唐、下逮明清，始终盛而不衰。他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朋党和大家熟知的政治集团、宗派、帮派、山头、团伙、圈子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大多党争都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欧阳修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不过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的朋党基本上都是小人与小人之间的结盟。“党”这个字根据《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解释，“表示道德败坏，他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謫”。

朋党与政党的区别在于，他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且并不具有合法性。梁启超认为，“朋党特征有五：一曰以个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结合为中心；二曰不允许敌党存在；三曰以阴险狠戾之手段相竞争；四曰党内复有党；五曰其乌合也易，其鸟散也易”。朋党在激烈的政治利益争斗中，一派反对另一派，最阴险的手段莫过于指控对方结成朋党，借用皇帝痛恨朋党的心理给予名正言顺的打击。正如明朝人吴桂森所言“邪人害正，其妙法莫过于一个党字，于是世人摆手闭目，畏一“党”字如仇”。

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对宋以前历朝历代的朋党之害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没有哪一个朝代不存在朋党之争，因此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之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