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联合国的会场之上，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一幕。
彼时，是中国回归联合国的第五年。中国代表刚到会场，就被一波等待许久的人盯上了。定睛一瞧，那竟然是葡萄牙的代表。
由于澳门问题，双方代表相遇，自然不会给彼此好脸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葡萄牙代表竟然追着中国代表，主动提出归还澳门！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一听这话，中国代表不仅没有喜上眉梢，反而躲了起来，闭门不出。
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才正式回归。
葡萄牙为何主动提出归还澳门？中国又为何拒绝？这二十三年间，又发生了哪些事，促成了澳门的真正回归？
这一切，还要从一场发生在葡萄牙的革命说起。
一、全新局势：葡萄牙四·二五革命
二十世纪初，葡萄牙经济发展落后，政治制度腐朽，沦为英国的附庸，褪去了大航海时代的全部荣光。
后来，葡萄牙历经民主革命，成立共和国。但共和国的诞生仍未能改变葡萄牙社会积贫积弱的状况，仍处在动荡之中，军事政变不断，国家陷入绝境。就在这时，萨拉查被历史选中，成为独裁者，治理葡萄牙。
在他统治的几十年间，葡萄牙的财政赤字情况有所缓解，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与喘息。但是，萨拉查信奉法西斯政权的统治方式，本质上仍然是一位残酷的独裁者。
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军事化管理，甚至暗中查找反对派，处以极刑。恐怖的政治阴云始终笼罩在葡萄牙的上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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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革命爆发了。
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史称“四·二五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再度尝试构建民主政治。
而对于一个民主政权来说，处理过去的殖民地便是首要的工作。果不其然，新政府成立没多久，便向全世界宣布：葡萄牙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即承认海外属地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如此一来，澳门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但就连葡萄牙自己也知道，澳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葡萄牙区域领土协调部的部长圣托斯就曾经表示，澳门是特别例子中最特别的，或许世人不清楚，但不管是葡萄牙还是中国，都对此心知肚明。
而当葡萄牙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回澳门时，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也免不了慌乱起来。
尽管澳门当时在名义上仍是葡萄牙的属地，但萨拉查在葡萄牙本土实行独裁，可澳门整体的政治环境却十分宽松。
因此，当地许多人一时之间无法理解四·二五革命。比起遥远的革命，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生计问题。
倘若世道不安稳，那么澳门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家家户户还等着饭吃，重重忧虑叠加，澳门内部处处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最重要的是，澳门的未来究竟如何，这个美丽的城市，未来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时，葡萄牙新政权正式决定，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方面却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不久后还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两者奇怪的态度，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好奇心，所有人都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葡萄牙与澳门的渊源说起。
二、深谋远虑：拒绝葡萄牙“归还”澳门
在1553年的某一天，一批葡萄牙商队环海而行，足迹遍布全球，终于在历经跋涉后来到了澳门的口岸。
彼时，中国正是明朝，澳门自然也在明朝的版图之上。那批到达口岸的葡萄牙人谎称自己的船漏了水，因此向当地官员请求，给他们找一个地方，晾晒船上的货物。
于是，澳门当地的官员许诺给他们一块牛皮大的地方，谁料这些奸诈的商人将牛皮剪开成条，硬是圈占了一块土地。
后来，这些葡萄牙商人向当地官府表示，他们想要在这里做生意，并许诺会按时缴纳租金。
当地官府见他们诚心，又本着大明开放包容的态度，便应下了这件事，第一批踏上澳门版图的葡萄牙人由此获得了居住权。
可谁想到，到了清朝末年，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中。列强入侵，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葡萄牙也趁火打劫，在1887年与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为期四十年之久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通过外交文书的方式占据了澳门。
而当1976年葡萄牙一反常态，主动要求归还澳门，却遭到了中国的拒绝后，西方世界率先沸腾了。
《纽约时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探讨此事。他们在报道中详细记录了葡萄牙人被中国政府拒绝的过程：
就在六月的时候，葡萄牙政府派李安道少校去澳门谈判，首次表达了葡萄牙政府愿意交还澳门的诚意。不仅如此，他还拍着胸脯保证，葡萄牙会一并取消在澳门的驻军。
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接待了李安道，他一直充当着北京驻扎在澳门的代表。让李安道没有想到的是，何贤明确拒绝了他，他说，北京不想改变澳门的地位。对此，《纽约时报》揣测，这意味着中国不信任葡萄牙的新生政权。
一时之间，各种说法纷纷浮出了水面，人们对中国政府的“反常”举动大为不解。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葡萄牙的新生政权之所以迫切地想要归还澳门，也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彼时，中苏交恶，而葡萄牙的新生政权则与苏联交往甚密。因此，中国政府在处理澳门的问题上不得不谨慎为之。
果不其然，葡萄牙归还澳门的条款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附加条件，那便是要中国政府先承认澳门是“殖民地”。
按照葡萄牙的说法，他们既然推行的是“非殖民化”政策，自愿放弃所有的海外殖民地，那么，只有在中国政府先承认澳门是“殖民地”的前提下，这个政策才能生效。而一旦承认了澳门是“殖民地”，便等于变相承认了澳门自主独立管辖的权利。
也就是说，葡萄牙不仅想要让澳门“回归”，还要想澳门就此“独立”！
如此包藏祸心，不得不令人胆寒。更微妙的是，葡萄牙人难道真的不知道澳门的特殊性吗？但其实早在1974年9月，葡萄牙当时的外交部长苏亚雷斯曾自己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过这个问题。
他说：“准确地说，不应将澳门看成葡萄牙的殖民地，那只不过是葡萄牙当局驻守并行使主权的一个城市。因此，澳门问题自然地要与中国进行双边磋商，以确立其新地位。”
如此看来，葡萄牙的新生政权颇有几分“明知故犯”的挑衅意味，中国自然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答应澳门回归。而澳门的回归，的确也牵扯到香港，两者同气连枝，澳门如何解决问题，香港也必会效仿。
其实，中国在处理这次澳门回归风波时算得上有例可循。早在1972年，中国便以同样坚决的姿态在联合国内否认了澳门与香港的“殖民地”性质。
1960年的时候，联合国曾经通过了一份《非殖民化宣言》。在这份宣言中，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解放各自所管辖的殖民地，将该地的权力毫无保留地移交给当地人，从而让他们享受完全的独立与自由。
在这份宣言出台后不久，联合国为了加快“非殖民化运动”的进程，还专门成立了多个机构，颁布一系列配套文件，使得一大批崭新的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一举动一方面促使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却也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钻空子的机会。
1971年，中国顺利加入联合国，但在第二年的三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以国家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交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
在信中，黄华斩钉截铁的声明，中国的香港与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那是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
因此，这两个地方的问题完全应该放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解决，绝对不属于殖民地的范畴，不应归殖民宣言管辖。
而面对中国为何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质疑，黄华也诚恳地表示，我们一向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来和平解决港澳问题。现如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那个最合适的时机。
就在递交这封信后不久，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再度重申这一主张。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在11月8日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环节中，委员会认定了香港与澳门都不属于殖民地的范畴，联合国与他国都无权干涉。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也是最公正客观的认定。
但这样一来，五年后葡萄牙政府的动机，便更加令人怀疑。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葡萄牙国内，明明都已经达成了澳门并非殖民地的共识。但葡萄牙却贼心不死，妄图将“殖民地”包裹上“归还”的糖衣，用以迷惑世人。
既然澳门问题早就被认定为是主权问题，那葡萄牙此举无疑是在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好在中国政府一眼便看出了其背后的险恶用心，巧妙化解。
中国深知，一旦接受了葡萄牙的归还，那必然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届时，不管是联合国，还是隐藏在葡萄牙背后的超级大国，乃至与此事毫不相关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插手澳门事务。
先前，葡萄牙的另一块殖民地东帝汶就因为联合国的干涉，而彻底摆脱印尼，成为了独立的国家。
中国与葡萄牙在1976年的几番推拉，再度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涉及国际事务，许多事情便别具深意，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葡萄牙想要归还澳门，并非是大发善心地要推动殖民地解放，而是想要趁机令澳门独立，分裂中国领土。
尽管1976年的这次谈判最终未能促成澳门的回归，但中国政府始终相信，只要心怀坚守，就一定能够等来那个最合适的时机。
而这一天，最终于1984年6月到来，邓小平的一句话，揭开了中葡的谈判序幕。
三、拨云见日：澳门重获新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1984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
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改革开放的大幕缓缓拉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这一年签署《联合声明》，在香港问题上正式达成一致。
《联合声明》签署完成后，邓小平淡淡地说：“香港问题解决了，就该到澳门了。”
至此，中葡谈判被提上日程，而此时的中国，与1976年时的中国相比，已经强大了许多。
其实，早在1979年中葡正式建交的时候，葡萄牙就已经承认了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只等合适的时机，两国再进一步商谈归还时间与细节。
与历时两年22轮谈判的香港回归不同，澳门回归谈判仅仅只花了一年，谈了四个回合。在前三轮谈判中，双方都平心静气，顺利达成了诸多共识。
当时，中国主导谈判的是外交官周南，他不仅邀请葡萄牙方代表团一同游览承德、泰山、三峡等奇景，大大缓和了谈判中的紧张氛围，还引用了中国的多首古诗，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推动谈判进程。
第二轮会谈结束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向葡萄牙方面递交了《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双方已经开始就原则问题进行磋商，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然而，就在最后一轮谈判时，风云突变，中葡双方就移交澳门的时间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
葡萄牙提出希望能在2017年将澳门移交给中国，主张越晚越好。当时，葡萄牙对中国国内的形势有着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会有大量的外资撤离香港，转入澳门。因此，出于利益考虑，葡萄牙决定能拖就拖。
对此，彼时正在葡萄牙访问的周南立刻取消了接下来的行程回国，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坚定表示，不论是亿万中国人民，还是中国政府，都有坚定的决心与信念，一定要在本世纪末以前完成澳门回归祖国的大业。
一直关注着此事的邓小平也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允许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很快，外交部便发布了官方声明，再度重申了要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的主张。
中国的强硬是葡萄牙意想不到的，这也让他们再度回忆起了1976年中国斩钉截铁的拒绝。直到这时，葡萄牙人才意识到，中国的确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是只要涉及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中国定然寸步不让。
1987年，葡萄牙内部召开了一场由全部领导人出席的国务会议。在会议上，与会人员经历了四个小时的漫长辩论，最终决定答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在20世纪末的最后，将澳门归还给中国。
这一次的归还，与1976年的归还相比，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
过去，葡萄牙在澳门是“殖民地”的基础上才答应归还，可这一次，中国主导了谈判的前后局势，让远离家乡多年的游子澳门，最终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中。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站立着越来越强大的中国。
无论是1976年的拒绝归还，还是1999年真正迎来回归，澳门始终是镶嵌在中国版图上的一颗明珠。前后二十三年，历经波折，好在柳暗花明，不负人民。
参考文献：
1、谢殿铎.澳门问题两点论[J].前进,1999,(第12期).
2、谌旭彬.中國曾拒絕澳門回歸？[J].澳门月刊,2012,(第11期).
3、王利慧.澳门回归谈判回眸[J].共产党员(河北),2019,(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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