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鸿钊在八达岭考察后于居庸关留影（1916年）
章鸿钊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更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1877年春天，他出生于浙江湖州，幼时的章鸿钊非常聪明，5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2岁就能诵读大量的诗文古籍。等到了17岁，章鸿钊渐渐对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钻研中，四年后竟自己辑成了一册《初步综合算草》。
1904年，章鸿钊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抱着“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的宗旨，赴日学习地质学，师从日本地质学界创始人小滕文次郎，成绩一直十分优异。
在写论文期间，为了获得准确的一手数据，章鸿钊利用探亲回国假期，耗时数月，遍访浙江的名山大川，从钱塘江下游的西北开始，一直到东天目山、西天目山，最终完成了《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多年后，这篇论文被后世誉为“中国地质学家自己调查中国的区域地质并写出的科学论文之代表”。
毕业回国后，章鸿钊应邀到京师大学堂担任地质学讲师，成为一名地质教育工作者，并于1912年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呼吁兴办“地质调查储才学校”。次年，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国地质教育学界的雏形、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地质研究所终于在北京成立。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章鸿钊深知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于师资和课程。为此，他不仅亲自为学生编写讲义，讲授普通地质学、矿物学等科目，还多方奔走选聘良师，为学校会集了张轶欧、张景光、李彬等不同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
由于地质研究的特殊性，章鸿钊认为学生应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因而除了书本知识外，他也同样重视学生的野外地质工作能力。三年间，他前后带领学生十余次野外地质实习，足迹遍及北京西山、南口、八达岭、山东泰安等地，每次短则数天、长则月余。每次实习归来，除了将采集的地质样品制作为标本，他还要求学生编写详尽的野外实习报告，并且亲自批阅，从未落下过一篇。
1919年，中国科学社总部召开第四次年会，604名会员中仅矿冶人数就居各科之首。从1913年地质人才的屈指可数，到六年后人数占据科学界的半壁江山，短短几年间，中国地质人才从无到有、到多的巨大转变离不开章鸿钊等人的不懈努力。
在投身地质教育之际，章鸿钊也从未停下自己学术研究的脚步，一生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地质发展史等诸多领域都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例如在岩石矿物研究方面，章鸿钊先后发表了《中国锌的起源》《再述用锌之起源》《中国北方有史后无犀象考》等多篇重要论文，先后完成了《古矿录》《中国温泉辑要》和《石雅》三部巨著。在《石雅》一书中，他从宝玉类、石类和金类出发，旁征博引，考订了中国古籍中矿物名称的沿革及其相应的矿物名称，研究了中国矿业资源利用开发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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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梁启超将《石雅》列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更赞誉其是“一座能为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与此同时，英国知名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中国文献中，最重要的当属章鸿钊的《石雅》，该书全面讨论了中国文献中所提的一些重要矿物，还涉及命名各方面的争论问题”。
在地质理论方面，章鸿钊也颇有建树，回国后先后发表了《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着重论述了中国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方式，而且颇具开创性地首次提出“震旦运动”一词，以此与彼时学术界常用的“燕山运动”作为区分。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2月的会员大会上，章鸿钊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也使得中国地质学会成为我国各学会中成立最早的学会。
1946年，69岁的章鸿钊写下了一首《自述》七律，短短数十字，却是对章鸿钊一生追求真理、不怕艰难、无愧于心的最佳写照：
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
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需傲枕戈。
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
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
文并供图/王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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