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给邓广铭先生拜年时听来的学林往事_陈寅恪_南京_城市

20世纪80年代邓广铭先生与北大中古史中心青年学者。左一为邓广铭，左二为荣新江

本文是追忆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邓广铭先生（1907-1998）的文章，原题《邓恭三与陈寅恪》，记录了邓广铭与陈寅恪等学界前辈往还故事。作者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后收入《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一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

邓恭三与陈寅恪

文 | 荣新江

来源 | 《想念邓广铭》

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现在又是拜年的时候了，回想起来，我听得最多的是邓先生讲他和陈寅恪先生交往中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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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邓先生是系主任，给我们请了很多有名的学者来上课，我记得的有杨伯峻、王利器、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讲他治学的“四把钥匙”。在他讲到目录学的时候，拿着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他自己编写《辛稼轩年谱》为例，来提示目录学的重要。他很得意地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看到他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后，要从城外的清华园跑到城里来“亲造其门”，拜访拜访他。

邓广铭先生于北京大学宿舍前留影， 1936年

《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陈寅恪先生与其助手黄萱

后来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1943年1月作于桂林），更加钦佩邓先生的学问，也从中看出陈寅恪对年轻的邓恭三有如伯乐识马，一眼看中这是个人才，所以极力推崇。陈寅恪先生称赞年轻的邓恭三道：

“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邓先生这篇长文有陈寅恪的序，加上发表在当时最高水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也就使邓恭三在中国史学界站稳了脚跟，甚至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地位。

有一次说到做序，邓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一生给别人做的序不多，他曾听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写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来看，陈寅恪先生写的序的确不多，但每写一序，都有创见。后人在谈论寅恪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看法时，时常引用一句话，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说明他对于宋朝历史地位评价之高。此话即出自给邓恭三《宋史职官志考证》所写的序中。

其实在陈寅恪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后人对于宋朝历史贡献的阐释还不足以支撑他的说法，而真正把宋代历史全面加以阐述的，应当是邓恭三先生的贡献，他通过对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物的论述，让世人了解到，不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学、思想方面，赵宋一朝的华夏民族文化都达到了怎样高的境界。

晚年邓广铭

关于这篇序，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这篇序在《史语所集刊》发表时，文中都用“先生”来指称邓广铭。邓恭三先生看到后，就给陈寅恪先生写信：说按照辈分，您不能称我这个晚辈为“先生”。陈寅恪先生说：那好，以后如果结集出版，就改作“君”。

可是这篇序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仍然用的是“先生”。于是邓先生写信给编辑此书的蒋天枢先生（1903-1988），说你的老师答应我把序中的“先生”都改成“君”，你怎么还用“先生”呢？蒋先生回信说：他受命编校先师的文集，其实每个字都是寅恪先生自己确定的，他只做编校工作，而不敢改动一字！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邓恭三先生对于长辈的尊敬和爱戴，一方面也表明陈寅恪先生对于邓恭三学术成就的再认定。

陈寅恪先生为选修“元白诗证史”一课的学生授课，1957年

而我们可以从这次通信中了解到，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的每个字，都是陈先生本人“钦定”的，虽然有些文字恐怕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时有所省略，如“晚岁为诗欠砍头”的“砍”字用了我们整理敦煌文书时处理残字的“口”，其实原本没有缺字，这是我后来在香港徐伯郊先生（“必记本”注：香港收藏家）收藏的陈寅恪先生夫人抄送友朋的亲笔诗笺上看到的。今天的三联版虽然把这些文字补上了，但整个文集的文字已经不能说是寅恪先生自己钦定的了。邓恭三先生的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陈寅恪先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邓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在驾驭文字上是很受当年长辈学者看好的。他其实有两个时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非常之大，一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和李庄，他帮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来是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写信；另一是抗战复原回到北平后，他作为北京大学胡适校长的秘书，代他起草或按其旨意给相关学者写信。1996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参观史语所的时候，图书馆员正在把邓先生的信扫描存档，如果我们有机会一一阅读这些信的话，一定会对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史有细致的了解。

在和邓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曾说道，当时傅斯年在李庄，最想把两个姓陈的人弄来，一个是陈寅恪，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另一个则是陈独秀，这是大家恐怕想象不到的。

邓广铭致傅斯年的信函手迹，1938年

大概1939—1940年的一段时间里，内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靛花巷3号院，陈寅恪先生是史语所研究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邓恭三先生则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他们两位和其他老师一起同吃同住。傅斯年特意把他安排在寅恪先生的楼下住，这样陈寅恪先生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用脚跺跺地板，邓恭三先生就会上楼来。

邓先生说，每次到楼上，就看到陈寅恪先生既不看书，也不写字，多数时候是卧床呻吟，说我身体不行了，恐怕熬不了多久，但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写完这两稿，就死不瞑目！”所谓“两稿”者，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见，陈寅恪先生对于他这两部书的自我期许，而这两本篇幅不大的书，的确成为中国中古史划时代的“巨著”，影响极其深远。

陈寅恪先生于清华大学，1947年

谈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情。陈寅恪先生此书完稿后，交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正好邓恭三先生1942年春应聘到重庆主编《读书通讯》，后来又在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于是陈寅恪先生就把这本书的校对工作托付给他。

他数次抱着寅恪先生的手稿，在日寇飞机炮火的轰炸中，传送稿件。可是他辛辛苦苦忙到最后，商务的编辑说原稿没有了，硬说是邓先生给丢了，因为当事人只有两位，所以邓先生有口难辩，背了一个黑锅。此书在1943年5月在重庆出版，虽然是战争时期，但很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读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不知道邓恭三先生在背后所做的贡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内文页

到了1985年，这部书的稿本居然重显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曾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职的民族资本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王兼士保存的稿本，影印出版。邓先生看到这个影印本后，笑着对我说：我应当找当年的那个编辑去打官司，这书不是没丢吗？他大概是还给了陈先生，却说是给我了，陈先生的书若是丟了，我怎么担待得起！

在陈寅恪先生与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傅斯年还给恭三先生另外一个“任务”，让他每天大家一起吃饭后，把寅恪先生在饭桌上聊天的话记录下来。我过去从照片上看陈先生，都是非常文弱的样子，想象不出来他在大家面前说话的神态。邓先生告诉我，陈寅恪先生说起话来，别人是插不上嘴的，往往一顿饭，都听他在讲，其中当然很多话是在谈学问，所以孟真先生（“必记本”注：即傅斯年）希望记录下来。

史语所迁至昆明，左二为傅斯年。龙泉镇龙头村，1938年春

邓先生说，他们当时朝夕相处，没有特别感到这事的紧迫，而自己又于公于私都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就没有逐日去记，后来想想，有点后悔。顺便说一句，我和朱玉麒（“必记本”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君一起整理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读到他记录陈寅恪在饭桌上的谈吐，说“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和邓先生说的情形正好相符。

在我们今天的晚辈看来，陈寅恪与邓恭三是唐史研究和宋史研究的两座丰碑。从年辈上来讲，陈寅恪先生是长辈，但他对邓恭三关爱有加，并且敬称为“先生”；而邓恭三先生虽然在后来陈寅老的纪念会上，当着陈寅恪先生众弟子的面说自己不敢冒称寅恪先生弟子，但实际上他对陈先生是以“师”相待。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两位学者在多个场合不期而遇，“学术”像一条无形的丝线，把他们两位联系在一起，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为对方做了一些让我们永远难忘的事情。陈寅恪的故事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翻来覆去地讲述着，而邓恭三的故事，则还有很多鲜为人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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