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流浪地球2》：“中国式”地球危机想象与解决方案
文丨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今年的电影“春节档”，国人期待已久的《流浪地球2》在动画版、电视剧版《三体》的预热之后，携《流浪地球》的赫赫威风，四年之后“王者再来”，且不负众望：技术的升级，体现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视听奇景，死亡与生存的末世哲学思考，速度与巨物的奇观美学与“想象力消费”，数字化生命的伦理悖论与想象，相较于第一部更开阔的全宇宙视野、全景全知叙事，更高的信息密度，更复杂烧脑的情节，更丰富的人物和人间情怀，共同体意识背景下的中国想象和中国方案……
作为笔者概括的“想象力消费”的重要类型之一，科幻电影发挥基于科学的超时空想象力，通过把宏大的假定性科幻世界观剧情化，科幻形象与奇观场景的技术化呈现，在让观众梦幻化、沉浸性“消费”的同时，想象性地解决社会现实的矛盾，破解未来可能的灾难和危机。
《流浪地球2》讲的是《流浪地球1》中宇航员刘培强，在2075年的地球危机中为拯救地球而驾驶宇航机撞向木星之前的故事。贯穿这两部科幻作品的是一个人类面对未来灾难自我拯救的超级叙事，一个可以用“人类带着地球流浪”来概括的“高概念”叙述，也是一种全宇宙跨时空视野下的“事件型”叙事——叙述宇宙大事件下的渺小人类或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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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不断以字幕标出时间段落和危机爆发的倒计时，宣告灾难降临的时间（似乎是MOSS这样的无所不知，一切在掌控之下的超能力在一步步地引导人类自救）。在倒计时的压迫中，人类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类似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般悲壮而执着的自我拯救。
然而，《流浪地球2》虽以宏大超凡的想象力为动力源，在未来时背景下飞越数代人乃至几千上亿年时光，但却依然颇具现实情怀，颇接人间“地气”，落脚于对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终极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加拿大科幻文艺研究专家达科·苏恩文在描述科幻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时曾指出：“科幻小说是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要表现人性化的非人类之异类，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
也就是说，科幻世界与现实世界有一种互文性关系，这是科幻电影文化想象的重要特点。现实关怀是科幻想象力的重要内容和立足点。现实生活的经验制约着想象的边界，科学的逻辑制约着想象的方式。人类文化的原型和现实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会折射在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中。
《流浪地球2》故事主体部分是比较集中，发生在距今约50年的“流浪时期”，从地理时空角度看离现实时间并不远，但由于故事中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都与现实有了很大的不同。从某种角度看，影片设计的是一个并不过于遥远的“中景想象”型的世界观：地球停转，昼夜交替停止，大气层消失，地表呈现出冰川纪的地貌。联合政府与国家政权、政治权力集团进行较量博弈，地球上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末日审判”前夕的混乱状态。
《流浪地球2》“中景想象”世界观下“近未来”的人类，依然充满人间情怀。电影中的宇航员只是一种职业，他们都依然是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对现实的插科打诨，对蚊子饼的怀念，对爱情的一见钟情式的浪漫与追求，对转正和医疗问题的逗趣，加之混乱不堪的地球现实，底层反对派的叛乱---都使我们始终意识到当下的生存现实。应该说，影片在超验维度上并未走远，而是始终与经验的维度相伴随，始终让我们想到现实、人间。实际上，从电影剧情所必需的戏剧化强度要求看，影片在视听奇观之外，计划实施后社会意识的改变，人类的自我异化，悲剧性、暴力化的派别之争，折射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和伦理危机。如果说脑洞大开的太阳氦闪、地球危机，2500年的流浪计划给我们以震撼与惊愕，地球的乱象，人性的考验、伦理的难题等，带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思考。
而正是在这些严峻的问题中，在中国科幻电影鲜见的视觉奇观外，《流浪地球2》所表达的“中国想象”，“中国思维”，“中国方案”就尤其显得重要。
《流浪地球》系列的“故事核”或“高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对家园不离不弃的情怀显然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崇尚流浪冒险精神，其隐含在圣经文化中的文化原型就是“造一艘诺亚方舟去流浪”，这就是小说中就有的“方舟派”与“移山派”的分歧和斗争。
显然，作为一种现代神话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其文化原型和思维模式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流浪地球》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想象、民族意识，传承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神话”模式——一种“愚公移山”式的，对家园不离不弃，最大程度尊重生命的拯救模式，而非“诺亚方舟”式的。这种“方舟模式”需要抓阄选择生命，这在、等影片中均有表现，是一种极少数人“精英化”的生存模式，对于普通大众是不公正不道德的。
因此，影片隐含了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这是在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况下，需要全体人类、国家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协力完成的宏大计划。在这个宏大的移山、流浪计划中，中国人在影片中成为当然的主体。这样的中国计划、中国方案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想象。
如果说科幻电影是关于人类面临的某种困境，以及人类的解决之道。毫无疑问，作为电影生产主体的中国人在世界性的共同危机的背景下，提出并实践了一条不避艰险不计代价，具有中国式务实性、“人民性”的解决之道。
毋庸讳言，在2019年的《流浪地球》引发的所谓“科幻电影元年”之后，中国科幻电影生产并不尽如人意，从而使我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待大打折扣。如今，不论是电影领域里的《流浪地球2》的成功，还是《三体》动画版和电视剧版的陆续推出，都能发现国内科幻影视创作领域的巨大变化，以及观众接受之“想象力消费”需求的强势增长。
两部《流浪地球》推波助澜，稳健前行，不负众望，系列电影的IP、高概念、宏大宇宙世界观建构已经初步绘制完成。
我们对国产科幻电影大片的继续繁荣葆有强烈的信心和殷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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