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俗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部分，通俗小说观念自然也是古代小说观念的一部分。由《庄子》所发端，至《汉书·艺文志》而论定的古代小说观念，是中国正统小说观念，这一观念既是史志子部小说（又称文言小说、士人小说）观念的圭臬，也内涵着通俗小说（又称白话小说、市民小说）观念的早期萌芽并制约着通俗小说观念的发展。
《中国通俗小说史》
由于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分类体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和社会上层建筑，上层知识分子要维护这一建筑和结构，以确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所定义的小说观念因此始终偏重于士人小说，留给通俗小说的空间极为有限。
这种正统小说观念主导着中国小说和小说观念的发展，以致通俗小说观念一直若隐若现，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表达，留给大家的印象自然比较模糊。今人谈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常常受正统小说观念影响，不能准确把握通俗小说观念的发展脉搏。
笔者曾撰《中国通俗小说史》一书系统梳理过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这里再对通俗小说观念做一粗略梳理，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仁参考。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宋代已经成熟，这是明清学者和当今学人都承认的。而通俗小说的成熟是否意味着通俗小说观念也已经成熟了呢？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正面回答的。
在明代，几乎所有关心民间文学的学者都将通俗小说的成熟定在了宋代。例如，郎瑛《七修类稿》云：
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时苏刻几十家小说者，乃文章家之一体，诗话、传记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说。[1]
《七修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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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小说起宋仁宗”之“起”，虽然不一定是成熟之义，但所说“小说”是指用于娱乐的讲说奇怪之事的 “说话”和讲唱故事的“陶真”，与作为文章家之一体的“诗话”、“传记”之“小说”是不同的一类，这样区分，也就肯定了以宋人“说话”为标志而开启的新“小说”具有文体意义，这种小说文体能够与传统小说文体分庭抗礼，其实也就表明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成熟。
郎瑛认为小说实际应该区分为两类，这一思想在署名绿天馆主人的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叙》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起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2]
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
冯序明确区分了两类小说：一类是承诸子、史传而来的史志子部小说，起源于战国，韩非、列子为其祖；一类是承“说话”艺术而来的通俗小说，起源于南宋初年，南宋供奉局说话人开其端。
这一认识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作为著名通俗小说家的冯梦龙对两类小说的区分却代表了明人的普遍认识。与郎氏不同的是，冯氏将“说话”产生的通俗小说直接称为“通俗演义”，并将其起始时间定在了南宋初年。
要确认中国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究竟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需要我们对“说话”艺术的缘起和宋代“说话”的状况做一鸟瞰，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笔者在《中国通俗小说史》第三章《宋元“说话”与话本小说》中，对宋代“说话”有详细描述，指出：
隋唐兴起的“说话”在宋代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不断壮大的市民文化市场冲击着原有的社会文化格局，原本依附于寺院的‘俗讲’萎缩，其说唱伎艺则与‘说话’合流，使得“说话”门类更加丰富，“说话”艺人的专业水平也迅速提高，书会的成立和书会才人的涌现，成为“说话”艺术繁荣发展的主要条件和重要推动力量。“说话”家数的出现和“说话”专门家的诞生，显示了“说话”伎艺已经发展到颠峰状态。受“说话”伎艺影响并由“说话”艺术培育的话本小说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3]
北宋时期对“说话”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件大事最值得重视。
一是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朝廷为便于管理城市人口，重新建立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列为“坊廓户”，单独列籍定等。
《中国人口发展史》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分离开来，这一分离标志着中国市民阶层的真正崛起。北宋末年，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列籍住户已达26万户，人口当在100万以上。[4]
庞大的市民人口的文化消费刺激着市民文化的繁荣，于是大量演出民间文艺的“勾栏瓦舍”应运而生，促进了“说话”艺术的成长和普及。
二是宋仁宗庆历时期，朝廷正式取消了唐代以来一直奉行的“坊市”制度，夜晚不再实行宵禁，所谓“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市民可以自由地享受城市文化的夜生活，市民文化消费极大地刺激着通俗文化的发展，“说话”艺术发展臻于成熟。
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于靖康二年（1127年）曾向宋朝廷索要“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等各类著名艺人150馀家，“说话”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伎艺之一，[6]这说明宋人“说话”不仅在国内而且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三朝北盟会编》
在“说话”伎艺繁荣发展的同时，一批著名的“说话”艺人也诞生了，出现了各方面的专门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明确记载，如“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杂剧、掉刀、蛮牌董十五、赵七、曹保义、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俎六姐。影戏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刘百禽弄虫蚁。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洋、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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