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28日，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一位49岁的妇女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经历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她，最终还是跟随着已逝丈夫的脚步离去。
在得知这位妇女逝世的消息后，彼时的中共河北省委紧急召开会议，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如此，这份决议还被刊登在
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
，堪称最高荣誉。
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得此殊荣的妇女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也并非出生于名门望族，只不过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乡下女子。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妇女，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坎坷爱情，以及一个流传至今的革命伟人。
“生前为国奉献鲜为人知，死后只求长眠于丈夫身旁”，跌宕又甜美的爱情，几乎贯穿了这位妇女的一生。
她叫赵纫兰，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没有她，也就没有引导革命，流传万古的守常先生。
她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是没上过学的乡下妇女，是在革命中默默付出，充当贤内助的伟大女性。丈夫落魄困惑时，她挺身而出，丈夫声名远扬时，她退居幕后。
赵纫兰逝世后，儿女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李大钊旁边。在赵纫兰的墓前，摆放着两个形似树根的陶制花瓶，上面分别写着“鸟语”、“花香”，这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倘若丈夫为绿叶，那么赵纫兰则是支撑绿叶的树根。
世人皆识守常先生，却对他背后的阿兰解得少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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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赵纫兰的缘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1884年，赵纫兰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富户人家，这一年，村里几个大户人家商量后，决定立堂号。
赵纫兰家立堂号为“福臻堂”，恰好村里另一户李姓人家则立堂号为“怀德堂”，似乎隐约在预示着什么。
怀德堂
尽管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赵纫兰并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识得文字。
她6岁那年，村里的李姓人家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两家人既是远亲，又同居一村的缘故，闲来无事的赵纫兰经常会带着那个小自己6岁的男孩四处玩耍。
虽然长辈多次和赵纫兰提及男孩的名字，但“健忘”的她总是记不住，看着男孩憨憨的样子，脸蛋又圆得像个秤砣，赵纫兰便自作主张，给男孩取了个“憨陀”的外号。
此时的赵纫兰没有想到，这个外号在日后对她而言，意味着比生命更重要。
1899年，赵纫兰16岁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家里人得给她找一门亲事，那天，“憨陀”的祖父上门，和父亲悄悄说着话，不久之后，母亲便告诉赵纫兰，家里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亲事，对方正是“憨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纫兰并没有感到意外，甚至还有些窃喜，毕竟相比于嫁给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小玩到大的“憨陀”更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年，赵纫兰和“憨陀”结婚了，她看着眼前刚满10岁的“憨陀”，终于想起了他的本名：李大钊，字守常。
两人结婚后的称谓并没有改变，赵纫兰依旧称呼丈夫为“憨陀”，而李大钊则称妻子为大姐，这样的称谓，一直伴随着这对夫妻到生命的尽头。
在外人看来，嫁入李家的赵纫兰是幸福的，摇身一变成了“少奶奶”，可实际上，赵纫兰十分清楚，看似平静的李家，其实早已衰败不堪。
风雨飘摇的世道下，哪有安乐窝可言。
说是嫁入豪门，但对于其他家的少奶奶而言，赵纫兰的生活更像是“为奴为婢”。
正常的少奶奶，除了吃喝玩乐，找几个闺蜜打发时间，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而赵纫兰却没有过上一天这样的生活，因为李家只有老人和孩子，能干活的家属只有她一人。
当别人在享受生活时，赵纫兰却是忙得双脚不着地，或是照顾祖父母，嘘寒问暖；或是照看田地里的农作物，确保不会出现问题；或是叮嘱10岁的“憨陀”要认真学习。
李大钊与友人合影（正中间）
1904年，李大钊的祖母病逝，剩下祖父李如珍，为了不让老人操心，赵纫兰主动承担起家庭所有事物。一个女子想要管理偌大的家族并不容易，但自始至终赵纫兰都没有说过一句抱怨。
赵纫兰也有开心的时候。有时李大钊从学堂放学回来，提及自己被老师赞扬的事情，她就会像吃了蜜一般，高兴一整天，虽然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但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家里的琐事操碎了心，丈夫学业有进步便开心不已，不埋怨不自哀，又明事理，这样的赵纫兰，懂事得让人心疼。
而对于“憨陀”，赵纫兰始终只有一个要求。
那个年代，妻子很少敢去管丈夫的事情，同样嫁入豪门的其他女子皆是如此，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她们只希望丈夫不要抛弃自己。但赵纫兰却是个例外，不仅敢管，而且敢狠管。
她对丈夫的学业无比上心，哪怕明明自己没读过书，照样经常讲道理给“憨陀”听。赵纫兰曾多次对李大钊表示自己不贪图财富，只希望他能学有所成，扬名立业。
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时因发挥失常而落榜，心情很是低落，赵纫兰则在一旁细心安慰，鼓励他继续努力；
1905年，李大钊再次参加童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科举改革的原因，最终能成为生员的他最终只是被录取为学生
，尽管如此，平日对自己扣得要紧的赵纫兰，还是一口气摆了好几桌酒席。
李大钊被录取后不久，祖父李如珍去世，大姨母又趁机夺取了一半的家产，原本完整的家庭瞬间破碎，李大钊
失去读书的心思，赵纫兰表现得异常坚强，在重拾家业的同时，还“逼着”丈夫一定要回去读书。
不放弃，咬牙坚持，以姐姐的方式照顾丈夫，这样的风格，确实很“大姐”。
李大钊先生的事业，一半是靠赵纫兰撑起来的。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也正是这一年，赵纫兰发现丈夫的志向变了，他不再注重个人功名利禄，转而开始追求改造社会。
身为没接受过教育的乡下妇女，赵纫兰并不理解丈夫口中的“家国存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一番大事业，自己要支持他。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里写道：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如果没有赵纫兰，李大钊或许早已多次草草休学。
1913年，李大钊决定出国留学，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此时的赵纫兰不仅要照顾丈夫，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可就算日子如此艰难，她依旧没有反对，只是在询问需要多少钱后，转身开始筹钱。
这场为期3年的修学，以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小儿子病逝为代价，回国后的李大钊为理想而四处奔波，赵纫兰没有丝毫怨言，依旧为家庭勤恳操劳。
此后几年，随着李大钊在文化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赵纫兰也逐渐走进了外界的视线中。每次提起妻子时，李大钊的眼睛里总会带着羡煞旁人的爱意。
人们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奇女子，才能让博学多识的守常先生如此深爱？
一边是丈夫的事业理想蒸蒸日上，另一边却是家人的聚少离多，李大钊已经有4年未曾回家过春节。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一件事的发生而被改变。
话剧中的李大钊
因为思念丈夫过度，加上常年操劳，赵纫兰在1917年4月一病不起，得到消息后的李大钊从北京匆忙赶回，悉心照顾妻子两个多月，直到她病好了才松了口气。
同时也让李大钊开始反思自己：
只顾着为事业而奔波却忽视了妻子的感受，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
这件事发生后，李大钊带着家人来到北京一起生活，那段岁月，
成了赵纫兰为数不多名声外传的时期。
因为丈夫的原因，赵纫兰在北京很快认识了一大群教授、学者的夫人，凭借着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的风格，很快就获得了诸多“学界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赵纫兰的扮演者
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居然能获得“书香人家”的认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赵纫兰做到了，她不仅为李大钊撑起一个家，更是在外面为他撑起了颜面。
和心爱的“憨陀”在一起，又有子女相伴，丈夫事业有成，赵纫兰此时的生活，就像一场美妙的梦境，让她觉得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美好的事物永远是短暂的，容易破碎。
1919年，对于赵纫兰来说，是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所有的美好和幸福都在这一年被逐渐拆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和恐慌。
先是自己和两个孩子染上副伤寒，险些危及生命，紧接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丈夫被置身于危险之中，时常无法回家，继而是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一家人只能离开北京，回到大黑坨村。
除此之外，生活的经济来源更是让赵纫兰头疼不已。
李大钊的月薪有200多元，按道理来说是足够支撑一家人的开销，但实际上，丈夫每个月都拿回不了多少。
原因有二。其一，生性善良的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如此下来，发薪水的时候，到手里的钱已经没有多少。
除了这个原因外，彼时正逢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
李大钊
便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一些钱作组织活动经费，从而使家中的日子更加窘迫。
赵纫兰没有一句怨言，知道丈夫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她便开始将家里的开销一切从简，过上艰苦的日子。
“李家过窘迫日子”这事，最后传到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耳朵里，无奈之下，他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次发薪资给李大钊时，悄悄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里。
从富家少奶奶到穷苦人家妻子，赵纫兰的人生转变可谓极大，在嫁给李大钊的20多年里，她都没有体验过真正意义上的富家生活。
被转变的不只是身份，还有赵纫兰的思想，从最初不理解丈夫的理想，到后面逐渐有了革命者妻子的观念，跨度之大让人敬佩。
外界的人之所以敬重赵纫兰，不仅因为她是李大钊的妻子，更是因为她用毕生证明了自己对丈夫事业的支持，为彼时的革命献出一份力量。
此后几年，赵纫兰过上了躲藏的生活，在北京和大黑坨村不停往返。
1923年3月，李大钊奔赴武汉讲学，恰好碰上“二七惨案”，被北洋军阀政法通缉，之后又多次南下，与此同时家里频频出现意外。
长子李葆华在家门口玩耍被流氓殴打，一群人还闯入家中乱搜；次子李星华的奶母被闯入家中的疯狗咬伤；盗窃在屋顶伺机而动，时不时骚扰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三女儿染病误诊，不幸离世的事情，让赵纫兰悲痛到几乎发疯。
可就算身处在黑暗之中，她却依然仰望星空。
再艰难的生活，赵纫兰都没有抱怨，她的心里始终挂念着丈夫。为他传递消息；帮他想办法解决难题；全力做好“贤内助”的工作。
“憨陀”，是赵纫兰唯一也是仅有的依靠和支柱。
1924年5月中旬，李大钊托长子送信给赵纫兰，信中写道：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在信的最后，李大钊坚定地说，自己相信不出十年，人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看完丈夫写的信，赵纫兰泪流满面，她知道丈夫的难处和理想，也明白自己身为妻子的义务，在将所有的悲痛都藏进心里后，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丈夫。
“自己或许什么都不懂，但“憨陀”懂就好。”这是赵纫兰做事的风格，也是她毕生的信念。
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仅38岁。当消息传到赵纫兰耳朵里时，这个坚强了大半辈子的伟大女性崩溃了，悲痛欲绝。
斯人已往，生活还是得继续，“憨陀”走了，可儿女们还在，为了完成丈夫的交代，赵纫兰强忍着悲痛的心情，抚养儿女长大。
1933年5月28日，一生平凡而又伟大的“大姐”赵纫兰，闭上双眼追寻“憨陀”的脚步离开了人世间。
《觉醒年代》里曾出现这样一个片段：
赵纫兰和李大钊约定，等自己学会写字后，便写一封情书寄给对方。
在这位乡下妇女的认知中，这是她所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将对“憨陀”的爱情写在书信上，岁月抹之不去，让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赵纫兰学会写字，丈夫就已经牺牲了。
守常先生，永远收不到那封情书。
1983年，李大钊先生的灵柩从万安公墓迁移到李大钊纪念公园，同样迁移的还有他的夫人赵纫兰，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这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准确的称呼。
乱世之中，“憨陀和大姐”的爱情让人羡慕和感慨，倘若没有赵纫兰，也就没有闻名天下的守常先生。
20多年的风雨相守，甜蜜也好，艰苦也罢，外人都难以体会，但这份爱情偶尔露出的一丝缝隙，就像多年的美酒，让人沉醉不已。
她这一生，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对“憨陀”的爱，这就足让其超越无数人，伟大得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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