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动人姐弟恋”,以及那封永远收不到的情书_李大钊_丈夫_让人

1933年5月28日,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一位49岁的妇女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经历清朝覆灭、民国兴起的她,最终还是跟随着已逝丈夫的脚步离去。

在得知这位妇女逝世的消息后,彼时的中共河北省委紧急召开会议,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如此,这份决议还被刊登在

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

,堪称最高荣誉。

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得此殊荣的妇女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也并非出生于名门望族,只不过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乡下女子。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妇女,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坎坷爱情,以及一个流传至今的革命伟人。

“生前为国奉献鲜为人知,死后只求长眠于丈夫身旁”,跌宕又甜美的爱情,几乎贯穿了这位妇女的一生。

她叫赵纫兰,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女性,没有她,也就没有引导革命,流传万古的守常先生。

她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是没上过学的乡下妇女,是在革命中默默付出,充当贤内助的伟大女性。丈夫落魄困惑时,她挺身而出,丈夫声名远扬时,她退居幕后。

赵纫兰逝世后,儿女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李大钊旁边。在赵纫兰的墓前,摆放着两个形似树根的陶制花瓶,上面分别写着“鸟语”、“花香”,这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倘若丈夫为绿叶,那么赵纫兰则是支撑绿叶的树根。

世人皆识守常先生,却对他背后的阿兰解得少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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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赵纫兰的缘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1884年,赵纫兰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富户人家,这一年,村里几个大户人家商量后,决定立堂号。

赵纫兰家立堂号为“福臻堂”,恰好村里另一户李姓人家则立堂号为“怀德堂”,似乎隐约在预示着什么。

怀德堂

尽管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赵纫兰并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识得文字。

她6岁那年,村里的李姓人家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两家人既是远亲,又同居一村的缘故,闲来无事的赵纫兰经常会带着那个小自己6岁的男孩四处玩耍。

虽然长辈多次和赵纫兰提及男孩的名字,但“健忘”的她总是记不住,看着男孩憨憨的样子,脸蛋又圆得像个秤砣,赵纫兰便自作主张,给男孩取了个“憨陀”的外号。

此时的赵纫兰没有想到,这个外号在日后对她而言,意味着比生命更重要。

1899年,赵纫兰16岁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家里人得给她找一门亲事,那天,“憨陀”的祖父上门,和父亲悄悄说着话,不久之后,母亲便告诉赵纫兰,家里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亲事,对方正是“憨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纫兰并没有感到意外,甚至还有些窃喜,毕竟相比于嫁给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小玩到大的“憨陀”更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年,赵纫兰和“憨陀”结婚了,她看着眼前刚满10岁的“憨陀”,终于想起了他的本名:李大钊,字守常。

两人结婚后的称谓并没有改变,赵纫兰依旧称呼丈夫为“憨陀”,而李大钊则称妻子为大姐,这样的称谓,一直伴随着这对夫妻到生命的尽头。

在外人看来,嫁入李家的赵纫兰是幸福的,摇身一变成了“少奶奶”,可实际上,赵纫兰十分清楚,看似平静的李家,其实早已衰败不堪。

风雨飘摇的世道下,哪有安乐窝可言。

说是嫁入豪门,但对于其他家的少奶奶而言,赵纫兰的生活更像是“为奴为婢”。

正常的少奶奶,除了吃喝玩乐,找几个闺蜜打发时间,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而赵纫兰却没有过上一天这样的生活,因为李家只有老人和孩子,能干活的家属只有她一人。

当别人在享受生活时,赵纫兰却是忙得双脚不着地,或是照顾祖父母,嘘寒问暖;或是照看田地里的农作物,确保不会出现问题;或是叮嘱10岁的“憨陀”要认真学习。

李大钊与友人合影(正中间)

1904年,李大钊的祖母病逝,剩下祖父李如珍,为了不让老人操心,赵纫兰主动承担起家庭所有事物。一个女子想要管理偌大的家族并不容易,但自始至终赵纫兰都没有说过一句抱怨。

赵纫兰也有开心的时候。有时李大钊从学堂放学回来,提及自己被老师赞扬的事情,她就会像吃了蜜一般,高兴一整天,虽然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但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家里的琐事操碎了心,丈夫学业有进步便开心不已,不埋怨不自哀,又明事理,这样的赵纫兰,懂事得让人心疼。

而对于“憨陀”,赵纫兰始终只有一个要求。

那个年代,妻子很少敢去管丈夫的事情,同样嫁入豪门的其他女子皆是如此,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她们只希望丈夫不要抛弃自己。但赵纫兰却是个例外,不仅敢管,而且敢狠管。

她对丈夫的学业无比上心,哪怕明明自己没读过书,照样经常讲道理给“憨陀”听。赵纫兰曾多次对李大钊表示自己不贪图财富,只希望他能学有所成,扬名立业。

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时因发挥失常而落榜,心情很是低落,赵纫兰则在一旁细心安慰,鼓励他继续努力;

1905年,李大钊再次参加童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科举改革的原因,最终能成为生员的他最终只是被录取为学生

,尽管如此,平日对自己扣得要紧的赵纫兰,还是一口气摆了好几桌酒席。

李大钊被录取后不久,祖父李如珍去世,大姨母又趁机夺取了一半的家产,原本完整的家庭瞬间破碎,李大钊

失去读书的心思,赵纫兰表现得异常坚强,在重拾家业的同时,还“逼着”丈夫一定要回去读书。

不放弃,咬牙坚持,以姐姐的方式照顾丈夫,这样的风格,确实很“大姐”。

李大钊先生的事业,一半是靠赵纫兰撑起来的。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也正是这一年,赵纫兰发现丈夫的志向变了,他不再注重个人功名利禄,转而开始追求改造社会。

身为没接受过教育的乡下妇女,赵纫兰并不理解丈夫口中的“家国存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一番大事业,自己要支持他。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里写道: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如果没有赵纫兰,李大钊或许早已多次草草休学。

1913年,李大钊决定出国留学,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此时的赵纫兰不仅要照顾丈夫,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可就算日子如此艰难,她依旧没有反对,只是在询问需要多少钱后,转身开始筹钱。

这场为期3年的修学,以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小儿子病逝为代价,回国后的李大钊为理想而四处奔波,赵纫兰没有丝毫怨言,依旧为家庭勤恳操劳。

此后几年,随着李大钊在文化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赵纫兰也逐渐走进了外界的视线中。每次提起妻子时,李大钊的眼睛里总会带着羡煞旁人的爱意。

人们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奇女子,才能让博学多识的守常先生如此深爱?

一边是丈夫的事业理想蒸蒸日上,另一边却是家人的聚少离多,李大钊已经有4年未曾回家过春节。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一件事的发生而被改变。

话剧中的李大钊

因为思念丈夫过度,加上常年操劳,赵纫兰在1917年4月一病不起,得到消息后的李大钊从北京匆忙赶回,悉心照顾妻子两个多月,直到她病好了才松了口气。

同时也让李大钊开始反思自己:

只顾着为事业而奔波却忽视了妻子的感受,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

这件事发生后,李大钊带着家人来到北京一起生活,那段岁月,

成了赵纫兰为数不多名声外传的时期。

因为丈夫的原因,赵纫兰在北京很快认识了一大群教授、学者的夫人,凭借着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的风格,很快就获得了诸多“学界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赵纫兰的扮演者

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居然能获得“书香人家”的认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赵纫兰做到了,她不仅为李大钊撑起一个家,更是在外面为他撑起了颜面。

和心爱的“憨陀”在一起,又有子女相伴,丈夫事业有成,赵纫兰此时的生活,就像一场美妙的梦境,让她觉得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美好的事物永远是短暂的,容易破碎。

1919年,对于赵纫兰来说,是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所有的美好和幸福都在这一年被逐渐拆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和恐慌。

先是自己和两个孩子染上副伤寒,险些危及生命,紧接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丈夫被置身于危险之中,时常无法回家,继而是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一家人只能离开北京,回到大黑坨村。

除此之外,生活的经济来源更是让赵纫兰头疼不已。

李大钊的月薪有200多元,按道理来说是足够支撑一家人的开销,但实际上,丈夫每个月都拿回不了多少。

原因有二。其一,生性善良的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如此下来,发薪水的时候,到手里的钱已经没有多少。

除了这个原因外,彼时正逢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

李大钊

便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一些钱作组织活动经费,从而使家中的日子更加窘迫。

赵纫兰没有一句怨言,知道丈夫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她便开始将家里的开销一切从简,过上艰苦的日子。

“李家过窘迫日子”这事,最后传到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耳朵里,无奈之下,他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次发薪资给李大钊时,悄悄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里。

从富家少奶奶到穷苦人家妻子,赵纫兰的人生转变可谓极大,在嫁给李大钊的20多年里,她都没有体验过真正意义上的富家生活。

被转变的不只是身份,还有赵纫兰的思想,从最初不理解丈夫的理想,到后面逐渐有了革命者妻子的观念,跨度之大让人敬佩。

外界的人之所以敬重赵纫兰,不仅因为她是李大钊的妻子,更是因为她用毕生证明了自己对丈夫事业的支持,为彼时的革命献出一份力量。

此后几年,赵纫兰过上了躲藏的生活,在北京和大黑坨村不停往返。

1923年3月,李大钊奔赴武汉讲学,恰好碰上“二七惨案”,被北洋军阀政法通缉,之后又多次南下,与此同时家里频频出现意外。

长子李葆华在家门口玩耍被流氓殴打,一群人还闯入家中乱搜;次子李星华的奶母被闯入家中的疯狗咬伤;盗窃在屋顶伺机而动,时不时骚扰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三女儿染病误诊,不幸离世的事情,让赵纫兰悲痛到几乎发疯。

可就算身处在黑暗之中,她却依然仰望星空。

再艰难的生活,赵纫兰都没有抱怨,她的心里始终挂念着丈夫。为他传递消息;帮他想办法解决难题;全力做好“贤内助”的工作。

“憨陀”,是赵纫兰唯一也是仅有的依靠和支柱。

1924年5月中旬,李大钊托长子送信给赵纫兰,信中写道: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在信的最后,李大钊坚定地说,自己相信不出十年,人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看完丈夫写的信,赵纫兰泪流满面,她知道丈夫的难处和理想,也明白自己身为妻子的义务,在将所有的悲痛都藏进心里后,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丈夫。

“自己或许什么都不懂,但“憨陀”懂就好。”这是赵纫兰做事的风格,也是她毕生的信念。

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被捕入狱,英勇就义,年仅38岁。当消息传到赵纫兰耳朵里时,这个坚强了大半辈子的伟大女性崩溃了,悲痛欲绝。

斯人已往,生活还是得继续,“憨陀”走了,可儿女们还在,为了完成丈夫的交代,赵纫兰强忍着悲痛的心情,抚养儿女长大。

1933年5月28日,一生平凡而又伟大的“大姐”赵纫兰,闭上双眼追寻“憨陀”的脚步离开了人世间。

《觉醒年代》里曾出现这样一个片段:

赵纫兰和李大钊约定,等自己学会写字后,便写一封情书寄给对方。

在这位乡下妇女的认知中,这是她所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将对“憨陀”的爱情写在书信上,岁月抹之不去,让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赵纫兰学会写字,丈夫就已经牺牲了。

守常先生,永远收不到那封情书。

1983年,李大钊先生的灵柩从万安公墓迁移到李大钊纪念公园,同样迁移的还有他的夫人赵纫兰,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这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准确的称呼。

乱世之中,“憨陀和大姐”的爱情让人羡慕和感慨,倘若没有赵纫兰,也就没有闻名天下的守常先生。

20多年的风雨相守,甜蜜也好,艰苦也罢,外人都难以体会,但这份爱情偶尔露出的一丝缝隙,就像多年的美酒,让人沉醉不已。

她这一生,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对“憨陀”的爱,这就足让其超越无数人,伟大得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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