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八点地铁口，乘客涌出。新买了键盘的男孩要回到单人公寓通宵玩游戏，旁边那个中年男人刚调到这个城市，也要走回独租的家。
2021年，一份《新独居时代报告》（由贝壳研究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发布）初步预测：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1.5亿至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30%。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也显示，集中在一线、重点二线城市的20至49岁城市独居青年正构建“新独居时代”。
今晚，这个地铁口外，也会有一位成年女性走回她独居的家。
“她一定有什么问题。”
这个猜测可能是，她心理或生理有问题？受过情伤？性格不好？过度挑剔万年“母单”？总之，她“不正常”，即便她身体健康、经济独立、生活自理。
《伦敦生活》（Fleabag）第一季 （2016）剧照。
《门锁》（202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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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身体健康、经济独立、生活自理的成年都市女性选择独居，时至今日周遭仍难免如下评论：心理或生理有问题？受过情伤？性格不好？过度挑剔万年母单？总之，她“不正常”。
不同于对其他独居人群的归因——如独居的老人（子女是原因）、未成年人（父母是原因）——人们对都市女性选择独居的总是伴随着某种对当事人的评价。都市独居男性，当然也会受到一些非议，并且一样有一些刻板印象，在影视剧描述中就有一些极端的说法如“反社会”、“变态”，不过这也是因为他们中有人有违反法律、违背社会风俗之举。这种行为本身与性别无关。而人们对都市独居女性或多或少都有各种性别偏见。
凡此种种皆不友好。
在现代城市，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在某个时间段是独居者，比如毕业工作初期、处于单身状态时、长时间出差、婚后和家人或伴侣吵架搬出去独住、年老另一半去世后等。与独居相处，几乎是每个人的必然经历。唯独都市女性独居，所受偏见远大于关怀，易受恶意揣度甚至人身攻击。
“女性独居很凄苦”：一种印象
这几年，都市女性独居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时常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
以几个流行文化为例：2020年，推理小说《绝叫》的中文版在豆瓣很火，小说开篇即是一位女性死于独居公寓的案例。2021年，电影《门锁》中国版在内地上映，因关注独居女性安全引发多轮讨论。2022年，在火热的脱口秀综艺节目中，演员鸟鸟分享女性独居时警惕感爆表的日常细节。此外，以独居女性为主体的豆瓣小组等线上社区日渐活跃，B站小红书上，以女性独居安全指南、日常生活、家居展示“room tour”（指展示“参观闺房”）为内容的vlog涌现（视频网络日志）。
《门锁》（2021）剧照。
相较各类“被反映”的刻板面貌，自发性的女性独居日常分享总是更积极快乐。随着独立购房或租房、主动不婚或单身的女性增加，都市中独居女性日增，相关话题频现，但社会对独居女性的偏见似乎未减。
我对女性选择独居的理解是这样的：
都市女性选择独居，首要条件是经济条件允许且生活能自理。她们中大多数人喜清静好自在，有些人或在噪音、卫生、人际等方面有高敏感度。这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群体，可婚恋可单身，可内向可外向，可以是孤单的美食家，也可以是一人游老行家。有些人将它作为进入婚恋生活前的过渡状态（相当一部分都市独居女性如此），有些人顺其自然。比如以一人住系列漫画而知名的绘本作家高木直子，她在独居N年后出版了两人系列、新手妈妈系列，从十多年独居生活转至多人家庭生活。也有人独居到老年乐此不疲，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就已有几本书讨论女性独自老去和死亡。
不是每个女性都适合独居，也不是每个独居的女性都主动选择且享受它，但坚持独居多年的女性各有各的欢喜理由，能从独处中汲取生命能量。独居是一块丰富的土壤，有人让生活乐趣、自我成长等等如小蘑菇接茬地冒，有人会在蘑菇云般巨大的寂寞中爆炸。它是一个中性的生活方式和状态。人选择独居，独居也在筛选人。
但多年来，周遭对我的独居生活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次用薪水租下独立小家时，我把那天当成节日来庆祝，但只我一人这样想。无论男女，从行业知识分子到硕导教授，师友们认为我“不正常”，建议我“活得像个女人一点”。房东说“你一个女孩住这个房子，太大了”。多年后我买房了，友人做客，一进门说“鞋柜不够宽，放不下男人的靴子”。还有人会命理，要给我看风水“哪里出问题”，免得我有“精神问题”。
以毫无边界感的偏见，人们操控着独居女性的负债感：让大家担心了，成了不稳定的“社会单位”，无益于社会婚育率，还（作为潜在受害者）增加了治安隐患。长期独居的女性会背上几座大山，它们源于对近代家庭与婚姻价值的背离，对在适龄期成为妻子、母亲的逃离，以及尚未“稳定”、尚未“正常”的脱轨或迟滞。人们还默认我的缺憾，认为我在等待“真爱”，我的房子在等男人。回想多年前，一个已婚女性看到我手腕处极小的文身问：以后你老公不喜欢它怎么办？她默认未婚女性的身体要为等一个虚无缥缈的男人做选择。同理，现在人们认为我在自己舒适的家中“独守空房”。
《清洁》（2004）剧照。
我们仍处在“女人独居很凄苦”的价值观里，用“有问题”、“不正常”丑化都市独居女性。很多人不接受有这样的女性：像一些女性憧憬拍婚纱照那样，憧憬自己的家；像一些女性渴望结婚生育那样，渴望自由洒脱。她们没毛病没问题，没被孤立也未画地为牢。她们是这个年代经济独立女性怎么活的鲜明代表，与大世界周旋，在小世界自洽。
我独居前几年，国内舆论尚未如此热闹地讨论女性独居。身边几乎无人鼓励我。最初的共鸣来自于女演员天海佑希。她曾表示独居是因不喜欢家里有他人，有男友就住隔壁吧。我常年有这样的疑问：我的爱人为何不能住我对门？如果人总会爱上谁，我能不能先爱自己？
能。可以。或许现在会有更多女性这样回答。我并不鼓吹独居，正如《独居日记》的作者梅·萨藤从未美化独居，在其续曲《过去的痛》中也提醒女性谨慎选择。但对于今天认真决定在城市中独居的女性，我想说，我们的社会走得并不快，但女性不必等，想做就别妥协。
从想象困难到创造便利
人们习惯性地觉得，独居女性易成受害者，嫁入家庭的女性更安全，仿佛由真实杀妻案统计出的那句“it’s always the husband”（意指丈夫有重大嫌疑）只是古老的寓言。
独居几年，我经历了从想象困难到创造便利的过程。第一年，我也怕，家门外先后挂过假的、高仿真闪亮的、真的监控设备。那时各类安全指南尚未普及，我照着入住酒店的经验买过堵门器等小装备。我害怕夜里突然出现的声响，在楼道里出入比潜伏的犯罪分子还悄咪咪。
但很快我发现，只要选在安保可靠的社区，独居最大的挑战不是安全，是忘带钥匙！在破费开锁若干次后，我痛定思痛换了平价智能锁。
问题嗖的一声解决了。那一刻我开始好奇，有多少独居问题、隐患能轻松解决？
之后几年，我用上了带录像、逗留监测和报警功能的监控门铃，配齐了门窗报警器、灭火设备、煤气报警器等安全设施，被“种草”了各类独居指南里的分装食盒、食材保鲜法，还在疫情时期考虑过购置能监测生命体征的智能手环。
到最后，独居生活只剩一个不便：一条要从背后拉超长链子才能穿的裙子。我把它放入了楼下的衣物捐赠箱。世间不缺女性能自己穿的裙子。
《不求上进的玉子》（もらとりあむタマ子，2013）剧照。
在增设这些便利时，我始终有一个前提：独居女性没有问题。女性独居有诸多不便，但该退的不是她们。该前进的是社会环境与意识、社区安全与生活服务、日常家居设计、智能家居与健康设备，等等。在诸多神器中，我未选择诸如“窗帘上的男朋友”投影灯这类产品，因为不喜欢“家中有男性才安全”的设定。如果我需要一把斧头，会握在自己手中，请不要给我一个男性玩偶，再把斧头塞入他手。
总体而言，尤其在近三四年，智能家居与智能穿戴健康设备的普及、各类独居指南与vlog的涌现、女性互助意识的高涨、各类女性自觉团体与线上互助社群的增加，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极大便利了我的独居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敏锐的商业市场远比社会意识更早一步地拥抱了我。如今照着各类安全指南配齐一套独居好物，费用不及一盒女孩为变白追捧的美白丸。
但市场仍大有可为。走入商超，适合一人居的大小电器远不及家庭型同类产品多，家居卖场里材料轻便又有质感的桌椅占比很少。我希望冰箱、洗衣机等笨重电器能增加方便移动的底部滑轮，梦想有像推拉式换位置的教室黑板那样，有推拉式组合衣柜与置物架，还期待会有售卖女性友好的轻便超大书桌与躺椅的品牌，让女性不必踩凳子够物，不必咬紧牙搬运。
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商业市场创造更多同工同酬的女性岗位。独居女性欢迎从事装修施工、家电管道维修、安保快递等行业的女性走入我们的家。大家一起创造新的现实。
《伦敦生活》（Fleabag）第一季 （2016）剧照。
独居第一年，我以为我马上要强大到不知脆弱为何物。第八年，我坦然地与脆弱孤独空虚一起过活，也明白了人为何会爱上山海星河或是蛐蛐蚂蚱，对独居的心态日益平和。
世事无常，独居可能成为任何人生命中的一段路。不只是独居女性要关煤气带钥匙防偷窥，任何一项独居女性安全指南对多人家庭同样适用；不只是独居女性会孤单，寂寞这条蛇咬人时不分几个人住。我常用梅·萨藤在《独居日记》里那句“要从生活中创造神奇”，时不时戳活自己。现在的我并不热衷自证或粉饰独居，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诚实面对自己选择的人生而已。无论是否存在亲密关系，长期主动独居的人往往已沉淀出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章法，能享受后果自负与自得其乐共存的人生。如明确知晓自己不适合合租、同居、群居等生活，清醒自觉地选择独居，好过将自己拱手让给社会洪流。
人道小世界
独居赠人生活智慧和灵魂自洽，无关性别。但于女性而言，独居的独特意义在于私人空间中的意志自由和生存自由，因为独居给了女性一个没有妇德只有人道的小世界。
《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剧照。
这首先体现在私人生活彻底的决策权。比如客厅，我没放沙发没放电视柜，它是一个有大电视和镜子的简易运动房，兼做花房，养过几十盆平价室内花草。我有时换土有时狂舞，哪怕像个四肢不调的大醉熊。全世界再没比我自己更会哄我开心的人了。拥有独居住所后，我从未考虑过鞋柜是否容得下男人的鞋。去它的吧！我更在乎所有家具电器是否便利女性生活。此后有天我逛宜家时突然觉察，所有双人房家庭房亲子房，扔掉婴儿床扔掉合家欢的一切，只留一人物品，它还是一个家。你看，家有很多种。我独居的家，也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在此生活不为等一个男人，只为想成为的自己。
于是很自然地，独居女性还将涉足更深层面的决策权，从物质到身体到精神。当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足够长，就没什么余地自我欺骗。骗无可骗之时，你就会像《闭经记》里自嘲老成欧巴桑的伊藤比吕美所写，“我就是赤裸裸的我，不做伪饰”。近年来所有在舆论发酵过的女性身心解放话题，如不穿文胸、不化妆、不刮腋毛、告别白幼瘦，在独居环境下女性都可以又彻底又便利地实践起来。比如要接受亚洲黄皮肤、欣赏肌肉线条、接受自然衰老，那就先把镜子里的真实自己看舒服，再走出门去无畏他者的审视。再如当更多女性从谈论性走向实践性，尝试取悦身体的“DIY”，这些新实践在独居且不违法乱纪、不扰他人的前提下，未出吾阁就不出格。
《刺猬的优雅》（Le hérisson,2009）剧照。
这几年我读伊藤比吕美、上野千鹤子、戴安娜·阿西尔等女作家的作品时共鸣颇多。随着她们越来越老，她们越发能坦诚又幽默地谈论身为老年女性的窘境与超越。而我相信独居和岁月有一样的魔法。伊藤比吕美年老后能讲述诸如多次闭经、浑身肥肉、阴道萎缩等女性羞于提及的中老年身体变化，年轻女性也能通过独居，重划女性生活的尺度，扯掉虚假的遮羞布。当独居女性不再困于安不安全、正不正常，独居便成一道盾。它带来的舒展释放远大于安全忧患。
所以，我从未后悔，没有遗憾。尽管这些年所受偏见能装满一麻袋，这两年我还是收到了些许积极鼓励。比如有位来家借宿的年轻女孩说，“你让我看到女孩一个人住也过得很好”。那刻我脑子里掠过一句诗：繁星不惮于看似秋萤。月朗星稀时，星星亮着就有意义。
在《始于极限》中，与上野千鹤子对话的作家铃木凉美提及：如今女性主义的发言与抗议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再是少数精英女性的特权。然而到了独居这个话题，在当下国内，能主动且舒适独居的女性仍是都市女性中一部分幸运的群体。试想在广袤乡村，一个身心健全的成年女性想要自己住，若无丧夫（死去的男人总能给寡妻独居的合理性），在人们口中她要么是神婆子要么是疯婆子。因此我有时会对都市女性的这份幸运感受复杂。我希望所有靠自身努力挣来舒适独居的都市女性都能更自在快乐地生活，同时也可像上野千鹤子那样，因好奇女人能不能有尊严地独居着老去，关注城市规划与建设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关注医疗保障、养老产业的发展与社会对安乐死的讨论。
《阿黛尔·雨果的故事》（L'histoire d'Adèle H.,1975）剧照。
说到底，都市独居女性一切实践的根本，无非是探索人可以怎么活、怎么有尊严地活。因此对独居的正视，应适用于所有在生活能力、经济条件允许下选择独居的人们。比如若这世上还有某个独居到四五十岁的大叔，就爱和树说话，只迷逗猫遛鸟，无论别人如何嘲笑，我信他有他的快乐。
不过在妇女节前后谈论这个话题，还是要申明独居对于女性的意义。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作为一个当代普通独居女性的旧题新答——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有一场关于娜拉走后会怎样的演讲。因缺乏独立经济能力，出走后的主妇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百年后，平凡如我也能给出新答案：我不必成为娜拉，我更不会堕落。外面的世界可风可雨，我总能回那个属于自己的家。
《刺猬的优雅》（Le hérisson, 2009）剧照。
作者/孔雪
编辑/罗东
校对/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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