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人、西周人的“事神”观念_天神_殷商_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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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事神”,或可理解为侍奉、敬奉。这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天命观:天有神,神降临人世而造人。于是,上古时代,不止中土地区,即便是西方世界也多有这种观念。

中国人的“事神”,相对较为成熟的体系大致开始出现在殷商时代。

《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对神的尊奉,不是个体化的,更多的是全民化,是由殷商帝王率领全体臣民的尊奉。这里的“神”是天神,“鬼”是祖先,可见殷人已是把天神与祖先关联起来,这是天神走向人类化的第一步。

我们东方的天神,至高无上的那一位是没有约定俗成的。这个天神有点类似于虚无的道,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除此之外,我们的神仙体系,不止山川河岳,不止风雨雷电,还有天上的星辰,人间的器物等,皆可成神。

西方的神则不同,虽然他们的耶稣、阿訇等等的出现,也如老子的道那样,成于虚无,也归于虚无,但他们与人类的关系是隔离的,他们原本就是神,只是因为降临人间,才在人间有了名。东方的,就如印度和我们中国的神,是有过转化的,即是从山川河岳到神,或是从凡人修炼到神。我们的神是可通过修炼达成的,我们的神本质上不过是人类的更高级别的存在而已。

所以,我们的神是有人性的。有人性的神当然就要享受人间的供奉,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殷商人的“事神”,是从祖先到天神,一层一层往上的。人性之中,亦有私欲,既有了“事神”,也更有“请神”之说,武丁就曾举行祭祀仪式,向亡故的父母祷告,祈求自己的疾病可以痊愈,此时的武丁显然已经将亡故之父母当作神了。

因此,殷人“事神”,而且他们跟神是亲近的关系。所谓“君权神授”,帝君为天帝之子的说法大致应是源起于殷商。

西周人则有不同。周文王、周武王乃至其后的周公,这三位人物在史书中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尊奉礼的。而且,周人由这三位所开启的西周时代,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体系,这套体系被后来的周公作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也即后来的“周礼”。

当然,最早的“周礼”这个说法是没有的,而是更多融合于各类昭告和训诫之中,这些内容后来都零散的出现在了各类青铜器上,被诸侯列国们放置于宗庙之内、朝堂之上。

周人“事神”,但不亲近神。周人是把“礼”放到更高的位置,至少是要比神的地位要高的。所谓“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就是如果违背了礼,“事神”也是侍奉不好的。

殷人也讲“事神”以“保民”,但更多的还是“率民”,民的地位实际上是远远不能与神相比的。周人则把民的地位进行了提高,《左传》《国语》里提及的“事神保民”,神与民的关系成了相辅相成。

《礼记·表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是周人对“事神”规则的进化,也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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