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热点青春话题,排片却如此惨淡,为《生门》导演鸣不平_城管_纪录片_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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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屡屡成为热点问题。

其中,城管与占道经营的摊贩之间的冲突事件,不时上演,成为全民讨论的公共事件。

比如,2009年沈阳的夏俊峰事件,城管与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城市固然要发展,市容市貌成为评核一座城市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

但,城市光鲜的背后,那一个小小摊子,也承担着多少底层网民养家活口的责任。

特别是改开四十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骤升,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摆地摊成为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但也对城市管理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压力。

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就是粗暴执法、不近人情的,英语中甚至出现了一个的新词「Che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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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词典收录了「Chengguan」词条

而对于城管本身而言,它是直接面对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我们也鲜有机会能了解,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它给公众的印象总是欠佳?

大概是这个机构如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没有多少机会敞开供大众予以了解。

即将于这个星期五(1月28日)公映的纪录片《城市梦》,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城管这个群体,甚至将街头上激烈的冲突,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大概是近年你在电影院里所能看到的,最感震撼的电影。

这份「震撼」,是来自于它所展现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场景:

城管赶人,摊贩激烈对抗,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片中的每一幕,都惊心动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冲突。

《城市梦》的导演是陈为军。据悉,这也将是他的纪录片收官之作。

三年前,陈为军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为舞台,拍下了纪录片《生门》,聚焦一群早产孕妇的生育过程,镜头甚至直接对准手术台,把准母亲们痛苦的分娩过程以及手术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

这部残酷又真实的纪录片,在网络平台总播放量破亿,在豆瓣上迄今仍保持9.5的超高分,堪称是近年最成功的国产纪录片之一。

《生门》这样严肃的纪录片,全网破亿播放,豆瓣9.5分,被称为近年中国纪录片的神作

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早在《生门》拍摄完毕并公映之前,他也同时完成了《城市梦》的拍摄。

与《生门》中,医生与患者双线并行一样,《城市梦》同样将镜头对准两方:

一条线索是城管,代表权力执法者;

一方面是摊贩,它们代表底层生存者,代表草根。

2014年,当时年近40的王兆阳,来自河南镇平县农村。

用他的话来说,他的一家,是典型的「老弱病残」。

王天成、王兆阳父子(图片来自预告片截图)

70岁的老父亲王天成患有心梗,老母亲李书香也是病症患者。

1998年,王兆阳离开家乡,前往深圳打工,一次意外的工伤让他失去了右手,成为残疾人。

用老父王天成的话来说,他就是那些在改革时尚大潮里被甩下来的人。

2000年,王兆阳一家来到武汉,开始靠着打零工谋生,最终,一家人落脚在鲁磨路,做些小营生。

早些年,洪山城管考虑到这家人的困难,给他们找了一个商亭。

这家人先是经营杂货,渐渐地,他们开始卖水果,也卖服装。

本来是3平方的小亭子,硬是扩大到30多平方的摊位,水果摆出人行道,几乎占据了道路的一半。

这条鲁磨路靠近大学,人流量大,靠着这个小小的岗亭,养活了一家人。

期间,王兆阳娶妻生女,生下了女儿萍萍。

如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一样,萍萍很懂事,也很争气,不仅考上了武汉本地的初中,学习成绩也不错。

日子再艰难,但萍萍确实成了全家人的希望。

当年萍萍已经初二了,再坚持几年,升上高中,考上大学,然后,她就能真正地留在城市,改变命运。

王家的水果摊,在鲁磨路已经摆了十四年,随着建设文明城市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城市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个水果摊,也成为了最后的执法难点。

对于王家来说,他们已经在此经营多年,与周围的居民已经是是街坊邻里,对周围环境也并没有产生滋扰,更何况,一直以来占道经营的也不止是他们一家。

这个摊位,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十四年来,靠着每天起早贪黑,养活了一家五口。

而对于城管来说,让街道整洁是他们的职能,同时,他们也必须服从上级管理部门的部署,参与创建国家卫生文明城市。

附近的摊贩经劝谕,也大都搬离了,唯独王家却一直岿然不动。

城管曾多次出动执法,但一转身,王家的摊位又摆出来了。

王天成是个倔脾气,几次执法中,甚至大打出手掌掴城管,对他们吐口水。

他认定了城管是欺负弱势群体,对执法不理解,他的火气越来越大,在激烈对抗中,甚至躺在马路上,以死相逼。

城管每次执法,都无功而返,这个水果摊,成了远近闻名的钉子户。

《城市梦》让人惊讶的,是对执法者的描述。

在中国那些城管与民众冲突的新闻中,城管总是以粗暴执法者的形象出现。

很少有媒体能深入这个系统,去探究他们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例如,对于被管治对象,是如何决策的?

一旦遭遇到抗争,城管正常的应对机制是怎样的?

《城市梦》得到洪山区城管的允许,得以持续对这个群体进行跟踪拍摄。

姑勿论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有多少是面对镜头之下不自然的反应。

去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批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里,有人提出疑问,城管的部分,是不是多少有些「演」的成分?

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留给观众去观察,去确认。

但片子里那些不经意的小细节,却毫无疑问,很真实。

比如,经过与权力的几次诚意交流之后,王兆阳也开始接纳城管方提出的方案:另觅新的合适又合法的地点搬迁,同时城管方也会提供足够的协助,那些协助甚至超出了城管本应负担的职责范围。

在城管胡毅峰陪同王兆阳寻找新址的路上,王兆阳终于慢慢放下防备,真诚地说,「你们是实实在在为我着想,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感觉了」。

闲聊中,王兆阳甚至还问胡毅峰,你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在得到答案之后,王兆阳感叹一声,哦,跟我一样,都是姑娘。

这种充满温情的闲笔,在这部充满了激烈交锋的片子里,显得更为珍贵。

城管胡毅峰在片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他的形象颠覆了很多人对执法人员的印象。

他那时三十出头,在片中挨过王父的打,有一次还被王父逼到墙角,说,你在我眼里还是个小孩。

为了完成任务,胡毅峰也没有过激的反应,几乎是任由打说。

对上,胡毅峰有上级,上级之上还有上级,他们对城管的工作提出了近乎严苛的意见。

比如,好不容易劝动了王氏父子,当王兆阳的母亲李书香看到城管部分帮忙联系制作的全新的商亭时,感动得快要掉泪。

「不是要感动,是要服从管理。」

在听取了胡毅峰的报告之后,他的领导,是这么评价。

《城市梦》对于几位官僚的纪实,生动活泼。

这一场近两小时的城管与摊贩的「战争」,持续了八个月之后,最终还是解决了。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大家请去看电影好了。

这么一部电影,聚焦于基层矛盾,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个小小的商亭,涉及了城市管理,也同样关怀了底层网民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的梦想。

可以说,它就是当今中国一些现状的缩影。

法与情,法与理的对立和统一,民生的艰难,底层民众的梦想,都在此闪着火花。

在纪录片界,陈为军是早已成名的国际级纪录片导演。他的不少作品,都大胆地直面社会残酷现实。

比如他的成名作《好死不如赖活》,近距离地拍摄了驻马店艾滋病村马深义一家面对艾滋病和去世的人生经历。

这部纪录片荣获国外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国外国家最佳纪录片奖,是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一次成功尝试。

陈为军的另一部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围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这是一次饶有意味的实验。

《请为我投票》讲的是在武汉常青第一小学三年级一班的一次民主选举班长。为了最终能够成功当选竞选班长,小候选人和他们的家长使出了各种成人世界中才看到的手段。

在陈为军的镜头下,并没有什么离奇的人和事,他更多的是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事。

他说生、老、病、死、恋爱、婚姻这些是全世界人都能理解的话题。

《城市梦》也一样,矛盾冲突的双方,说到底都是些小人物。

片中有一段,一个城管队员在执法遇阻后,不禁感慨:

「他们是生活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有办法。」

这场矛盾最终能得以解决,也是基于有权者并没有把自己挂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平等地与网民沟通。

毕竟,除了「管理」,「感动」也很重要。

能理解民间疾苦,多从普罗百姓的角度出发,执法才有回旋的余地,如此,那些激烈的甚至流血的冲突,或许就能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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