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镜头捋头发的奶奶
与陈学礼（右）掰手腕的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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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儿时伙伴失声痛哭的村民
待出嫁的妹妹
陈学礼，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拍摄“民族志纪录片”20多年。在他的眼中，每一部民族志纪录片，都是拍摄者和当地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相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相遇的过程中，陈学礼能想到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尊重摄像机跟前的人，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尊重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于尊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尊重付诸实施。
让他们想看的时候就可以看
陈学礼和民族志纪录片的缘分大概从1999年3月开始，那时候他正在云南大学上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机缘凑巧，赶上了全亚洲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的研究生进修班。
彼时的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和德国的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一个项目——聘请了很多外国的老师来教大家拍民族志纪录片。陈学礼在进修班的课程，要求最后拍一个民族志纪录片，作为结业作品。
于是陈学礼和搭档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拍了一个民族志纪录片，叫作《不再缠足》。“我回去家乡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我妹妹的婚礼。于是五个奶奶、我的父母亲，还有我的三个妹妹，都很自然地进入到了我的影片里面。”
陈学礼印象很深，当时在采访自己的五个奶奶时，她们说：“我们小的时候，爹妈都跟我说，你要是不裹小脚的话，长大了嫁不出去。”她们年轻时候，包括结了婚以后，是没有办法坐在桌子旁边跟男人一起吃饭的，都是躲在厨房里面吃饭。也是在妹妹出嫁之际，陈学礼听到母亲嘱咐妹妹：“老辈子的古话讲啊，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女的管不住男的，那么这个家的日子不会好过的……”但与此同时，陈学礼又看到自己的三个妹妹在做针线活的时候，聊起村里一个跟她们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因为她不满意男方送过来的聘礼，所以在婚礼那一天就提出悔婚，说不嫁就不嫁。”
在这个片子的拍摄过程中，陈学礼听到了三代女性的不同讲述，也找到了自己作品的主题，那就是农村女性的生存与地位变化。这个影片拍出来不久，就入围了2000年在德国哥廷根举办的国际民族志电影节。
2008年的时候，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举办了一个活动，让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做20天的寒假实习。他们组了一个佤族组，就让陈学礼去做佤族组的组长，同时还要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拍一部关于佤族的民族志纪录片。陈学礼记得自己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特别兴奋，“因为我忽然想到了1957年的时候，云南大理的杨光海老师曾经在佤山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佧佤族》。我想在50年以后到杨光海老师当年走过的地方拍片子，去看一下50年以后佤族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于是陈学礼就去到了西盟县勐卡镇的大马散村，也就是1957年杨光海老师去的马散大寨。大马散村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村庄，2008年的时候，马散的村民和缅甸的边民依旧保持着很密切的往来。陈学礼在这个村子里面一待就是36天，拍了45个小时的素材。返回昆明以后，他花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剪成了一个纪录片叫《马散四章》。所谓四章，就是这个影片包含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这个村子的一些仪式，包括葬礼、看鸡卦，还有作鬼的仪式。第二个部分讲的则是一些外来事物，比如啤酒、染发剂，还有吉他。第三个部分讲了正月初一这一天，村民如何吃饭、唱歌、跳舞、喝酒。最后一个部分，讨论了佤族的文化传承。
但拍片之余的一件事，却让陈学礼印象更深、感慨更多。那就是，在拍片子的过程中，他把杨光海老师1957年拍摄的《佧佤族》带到了村子里面，放给村民看。“我们在马散小学的操场上放映，那天氛围特别好，来了200多个人看。他们在片子里面看到了过去的刀耕火种，看到了他们的葬礼，也看到了婚礼……他们特别喜欢，甚至要求我放了两遍。”
正是这个放映活动，让陈学礼意识到一个问题：这部片子拍出来已经50年了，村民们却都没有看过！“那时候我就在想，等我把《马散四章》剪完以后，我一定要带着我的片子回到村子里，放给村民看。而且我要做一个光盘放到村子里面，当村民想看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翻出来看。”陈学礼动容地说。
尽管后来陈学礼一直没有时间返回这个村子，他还是请西盟县文化局的一个副局长帮忙去村子里放了这部片子，“我记得，应该是2009年9月29日那一天。这个日子很特殊，因为那天我要去韩国出差，正好到了上海浦东机场，我在机场接到了西盟县文化局副局长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很多村民就凑到电话跟前来，用一种很郑重的口气跟我说：陈老师，我们看到了你的片子，我们很喜欢，你要经常回来我们村子，我们现在承认你是我们佤族人民的儿子。”
从那以后，陈学礼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在哪里拍片子，都会把这个片子做成光盘带回到这个拍摄地，“让他们想看的时候可以看”。
奶奶们会把摄像机上的液晶显示器当镜子
在拍片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对陈学礼触动很大。当年佤族村落里一位上了年纪的受访者曾经向他讲述佤族以前的习俗。“他说在旧时，如果一个寨子的庄稼长不好，就要去祭祀谷魂。为了祭祀谷魂，要去砍一棵红毛树，做成一个木鼓。做好木鼓后，要挑选一个日子来祭祀这个木鼓。为了祭祀这个木鼓，就必须去砍一个人头。只有用人头祭祀过木鼓，谷魂才能保证庄稼丰收。那时候，任何一个佤族村民最害怕受到的惩罚就是被逐出村寨，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猎头……他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吃惊地发现，他讲述这些内容的语气，和我去佤山之前看到的那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田野报告、研究文章里面的感觉一样。但是后来，当他谈到他童年时代的伙伴被砍头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哭起来。50多年前的伤痛，因为和我的聊天，一下子被拉回到现实。我开始想，为什么我在过去十几年的人类学训练里面，我一直坚持站在一旁，客观中立、冷冰冰地去描述我自己所研究的人群和文化，却从来没有去关注过我研究的人群里面某一个个体内心的情感部分？”
这样的触动，也引起了陈学礼更多的反思。“我意识到自己在拍《不再缠足》中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在拍五个奶奶、我的母亲和妹妹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在意她们的性格特征，也没有在意她们的情感，而只是用她们讲的话实现了我想表达的观点，也就是这个社会里面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第二个问题是，那时第一次学民族志的纪录片拍摄，我非常固执地恪守了观察式电影的拍摄方式，它强调摄影师应该像一个趴在墙壁上的苍蝇一样，不要对现场造成任何的干扰和任何的影响。于是我回家也是这样，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我的父母亲在商量我妹妹婚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发表任何见解。还有我妹妹在离开家之前要吃一碗离娘饭，她吃到一半说，妈，我吃饱了。按照我家乡的习俗，这是新娘在离开家之前吃的最后一碗饭，但是她饭不能吃完，一定要留下一半给她的哥哥或者弟弟吃，因为吃完了就会说她把娘家吃穷了。在这个时候，我作为哥哥，也没有任何反应。同时我还意识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猎奇。我在影片里面，尤其是采访五个奶奶的时候，用了很多奶奶们小脚的特写镜头放在电影里面。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抱着猎奇的眼光的。因为我的老师是外国人，很多不是我家乡的人，他们不太能够看到小脚，我觉得我在以猎奇的眼光给他们展示奶奶们的小脚。后来我意识到，这个猎奇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奶奶们的过程。拍摄奶奶们的小脚，我带领观众一起消费了奶奶们。”
2009年，经历了《马散四章》之后，陈学礼就想换一种方式回去记录家乡的奶奶们。他告诉自己，第一，不要再以任何理由刻意地去拍奶奶们的小脚。第二，不再以一个所谓摄影师或者外人的角度去采访五个奶奶。“我就跟随奶奶们的生活节奏记录她们的日常生活，我只想在呈现她们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再去展现所谓的文化，展现所谓的社会文化变迁。”
正因为陈学礼这样的转变，之前几个奶奶坐在陈学礼的摄像机跟前，都是把手放在膝盖上规规矩矩地接受采访，但是后来，奶奶们会把陈学礼摄像机上的液晶显示器作为她们的镜子，对着这面镜子捋头发，也会在镜头前跳她们年轻时学到的舞蹈。陈学礼把自己和奶奶们的交流也放到了纪录片里。在奶奶们的眼中，陈学礼不再是什么大学老师，也不再是什么纪录片的摄影师，就只是她们看着长大的一个娃而已。这次拍摄的《故乡的小脚奶奶》里，奶奶们会一边走路一边和陈学礼抱怨，也会当着陈学礼在赶集的时候与菜贩吵吵讲价……几个奶奶的个性，在镜头前就那样自然地展现出来。
外来研究者和当地人的“对话”
到了2018年，陈学礼来到西双版纳的布朗山上囡村，拍摄跟茶叶相关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事情。“有一天，村里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看到我就说，我要跟你掰手腕。我想我也不能怂，就冲上去跟他掰。在掰手腕的时候，我把我的摄像机顺便递给了上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岩勐布，他就把我们掰手腕的这个过程拍下来了。我俩后来打了个平手。又有一天，村里二三十个男人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就跟我说，你过来跟我们吃饭。我说，你们先吃吧，我拍你们吃饭。结果村里的一个名叫岩上应的小伙子就直接冲过来说，你去吃饭吧，我来帮你拍。我说好，就把摄像机给他，教了他基本的操作方法，他就把摄像机拿过去拍了。”从村子回来之后，陈学礼把岩勐布和岩上应拍摄的镜头剪辑到纪录片中。在片尾字幕中，陈学礼特意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列上去，作为纪录片的摄影师。
更让陈学礼触动的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最前面一段是我拍的，村民在我的摄像机跟前其实不那么自然。但是当机器换到村民岩上应手上的时候，被拍摄的其他人就很放得开，他们可以在那儿做布朗弹唱，还可以模仿外来的茶商……而且，当岩上应拿到摄像机的时候，他所拍摄的内容、他所关注的点，跟我不一样。他素材里面会关注到墙上的佛像，关注到挂在门上的花。”
这些，让陈学礼思考：在人类学研究里面，如果用文字表述，外来的研究者永远处于优势地位，但如果用影像进行表达，外来者远远不及当地人。陈学礼发现，把这当地人和外来者拍出的两种影像放到同样的一个影片里面，其实会形成一种外来研究者和当地人的“对话”。这让陈学礼开始反思民族志里面的“多声道表述”。
“岩勐布和岩上应帮我拍摄的这个事情，还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我意识到，我拍摄的民族志纪录片，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智力成果，而应该是纪录片中的人物和我一起共同创造的结果。
“我的拍摄方式，被有些人戏称为‘跟屁拍’。在拍摄的时候，我不会去导演别人，不会去安排别人、让他们摆拍，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拍摄到而让别人为我重复某个已经做过的动作。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在纪录片里表达我的观点，是因为纪录片里的人物，用他们的行为、表情、他们说出的话，来促成了我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这时起，陈学礼就觉得“导演”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到目前为止，20多年来，我所有的纪录片中，我只在两个影片里用过‘陈学礼作品’这样的表述，其他时候我只会在片尾字幕中列出我的工作职责，比如‘拍摄陈学礼’‘剪辑陈学礼’。”
有一种说法，说每一部民族志纪录片，都是拍摄的人的文化和纪录片中的人的文化之间相遇的一个过程。这个相遇的过程，到底是什么？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陈学礼能想到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尊重摄像机跟前的人，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尊重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于尊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尊重付诸实施。
拍着拍着，自己慢慢好了点
2012年，陈学礼获得了一项资助，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小圭山村做了一个项目，叫“影像中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邀请一些中学生来拍摄纪录片、放映他们拍的纪录片，促成青春期的青少年和父母亲之间的沟通。
陈学礼和搭档到了小圭山村住下来，便请住宿那家的一个上初二的男生，去村子里约了另外两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一起来参加这个项目。“我们把拍摄的技术和剪辑的技术教给他们，就开始拍摄。”陈学礼说，几个孩子用了26天的时间，拍摄了三个纪录片，一个叫《圭山古惑仔》，一个叫《花样年华》，一个叫《不一样的幸福生活》。
但在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几个男生来找陈学礼，说要退出这个活动。为什么？他们说：“你看这个项目的计划里，说要在我们村里放映，还要把我们的纪录片拿到别的村子去放映。我们想把暑假在家的活动拍下来，我们煮火锅吃、喝酒、唱卡拉OK，喝醉了还骑摩托车……可是我们不想让爹妈看到这些。如果这些事放出来让我爹妈看到了，他们要打断我们的腿。”陈学礼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于是保证不放他们的片子，也答应他们，不会把片子拿到任何公共场合去放映。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陈学礼自己身上。2018年4月，在上囡村拍摄时，正值布朗族泼水节的最后一天。另外一个村的小伙子岩温，骑着摩托车来跟陈学礼说：“陈老师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因为今天是我们泼水节的最后一天，你必须到我家去吃一顿饭，明天我们就采茶叶了，没有时间照顾你。”于是，他骑着摩托车把陈学礼带到他家，十几个小伙子等在那儿，和陈学礼一起吃饭喝酒。晚饭后，停电了，岩温就用发电机发起电来，把音箱的音量开到最大，在他们家屋子底下，大家就围着那个音响，给每人发一瓶啤酒就开始唱歌，一直玩到深夜。第二天早上陈学礼醒过来，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说：“老陈，你在茶山上很high嘛，竟然跳老年Disco。”陈学礼想：“完蛋了，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没有用智能手机，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才知道，岩温在他手拿啤酒瓶跳舞的时候，拍了一段7秒钟的视频，发了朋友圈。
“老实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后，心里有点不舒服。一个是岩温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就发了朋友圈；一个是，我在那一刹那，开始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心里的不舒服，陈学礼也开始反思，自己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没有去征求过别人的意见？有没有去跟别人说，我要把你这个影片拿到电影节去，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形象问题？
“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相信摄影机能把人的灵魂摄走了，但是，我们的摄影机依然还具有像武器一样的特点，当我们扛起摄像机拍摄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朝着别人在扫射的感觉。如果不小心，拍摄就会给摄像机跟前的人造成伤害。”也因此，陈学礼说自己后来在拍纪录片的时候，经常会去想：拍摄是不是伤害到了某些人，是不是把某人的隐私给揭露出来了，是不是影响了这个人和那个人在生活现实中的关系……
“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隐隐约约感觉到，我自己拍摄民族志纪录片，是在一条不断进行自我教育的路上慢慢地行走。我最近几年比较喜欢读木心老先生的东西。他在一本书里写到，文学艺术有什么好处呢？是作者写着写着，自己好起来。我每一次去拍纪录片，每碰到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一场非常好的相遇，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会教给我很多知识。同时他们也会照顾我在那个地方的生活起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蜕掉自己身上的光环，我不再以为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也不再会认为我是一个摄影师，而是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有一种感觉：这么多年拍民族志纪录片，我拍着拍着，自己慢慢好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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