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俊
昔日好友石块垒砌的院落里，栽种着30多棵泡桐树，俨然一个泡桐花绽放的天地。中午，我们坐在泡桐树下，闻着泡桐花香，把酒言欢，畅谈叙旧，毕竟好久未曾谋面了。饭后，他引领我们来到也生长着泡桐树的一面山坡上放纵心情、眺望田园风光。
半下午，本打算与其母亲告别后即返城。谁知，按照乡俗，老大娘已为我们这些“稀客”蒸好了小米饭，说这是用石碾碾压出的小米，口感不同。盛情难却，不妨尝尝……她随口说出的“石碾”，霎时勾起了我的思乡情。石碾碾压出的何止小米，更多的是红薯面。临离开时，我刻意让老大娘用塑料袋给我兜了一点儿红薯面带上。
上世纪70年代前，我们村里没有通电，更别说脱粒机和磨面机之类了。要将小谷子碾成米，把红薯干碾成面，唯一的工具就是石碾。家乡的石碾是人们生活中的宠儿，与飘舞着烟火气的日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唇齿相连。然而，并不是每个生产队都有石碾的。我生活的村庄共有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40来户人家，却只有两盘石碾，一盘在村西头，一盘在村南头。村西头那盘石碾，我印象颇深，它的南边还生长一棵旺盛的泡桐树呢！十来岁的我，常看到母亲将小谷子、红薯干担到那里去碾压。
那盘石碾位于一牛棚东北角，直径有一米五六的碾盘下方用几块大石头支有半人高，正好适合插在木框前的圆木杠“逼”着肚子成圈推碾盘上的石磙。碾盘上放置着一头大、一头稍小点的那个配套石磙，大头朝外，小头朝里。石磙两端的中部各有个凹槽，被方形木框恰到好处地框着，朝里那头巧妙“活动”在碾盘中心的木柱子上。肚子“逼”着圆木杠向前推，石磙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转动起来。肚子“逼”圆木杠子，那是对大人而言的。小小年纪的我，推碾时不是那个姿势，而是两只胳膊平行前伸扶住木杠子，弓着稚嫩的腰，两只脚一前一后蹬地吃力向前推。大概从那时起，乡人用石碾碾压粮食不易的感觉就悄然潜入了我幼小的心灵里，深刻感知慈祥而勤劳的母亲度日如年的艰辛。
在我的眼里，母亲有着从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毅力，无论是干地里活，还是做家务，她都不甘示弱，推碾仍如此。我永远无法感受，母亲究竟使出了多大气力，才推动了碾盘上那个大石磙。为了生存，碾红薯干时，她不知疲倦一圈又一圈地前推，毫不懈怠。她左手拿一把炊帚，边推碾边往里扫扫“催”到碾盘边沿的碎薯干。终于停下来了，她麻利地将碾压碎的红薯干搓到旁边的面箱里筛面。咣当——咣当——推去又拉回，飞起的红薯面落在了她头顶着的紫色方巾上、眉毛上、脸上、鼻孔里、衣服上……满身皆白，活像“白毛仙姑”。我是母亲的小帮手，是母亲推碾、筛面的亲历者。
村庄里住户多，碾盘少，农活又一个接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主动与碾盘打交道的，因而，“碰头”现象时有发生，偶尔还有拌嘴的。那次，家中的红薯面实在接替不上了，母亲在月明星稀的晚上，卷了铺盖，叫上伯父家的二姐去“占”碾盘。她先清扫一遍，后将少许红薯干摊了上去，以示是第一个来到的，待天明起来碾压红薯干。不料想，天光还没有放亮，村中另一户便来到了碾盘处，轻手轻脚将母亲早先摊上去的红薯干“倒腾”下来，成了“第一个”……煞费苦心的母亲，尽管披星戴月在露天且有夜露的碾盘侧睡了一晚，但因实在太劳累，对那家的举动竟然毫无察觉，只好忍耐屈居“第二”。
草木青了又黄，燕子去了又回。家乡的变化与日俱增，由增添碾米机、打红薯面机、磨小麦面机，到现在的粮食从田间直接拉到储存点存放，需要时一溜风去取回面粉即可。农人终于从超强度的繁重劳作中解脱了出来，再也不用起早搭黑去“占”石碾盘，过那种穷苦时光了。栉风沐雨的那盘石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但我总忘不了，每每想起或提到它，心情就难以平静下来。是它，用自身的厚重碾压碎了粗糙的粮食，碾出了供人们饱腹的细米，透出了困苦生活里的一点亮光。石碾盘曾陪伴我度过了烂漫的童年和充满幻想的青年时代，见证了家乡的贫困落后，诚挚地记录下了母亲围着它转的一个个清晰有力的脚印。
泡桐树开花的日子里，走在汩汩流淌的金水河畔，那几棵树干均有一搂多粗、冠如华盖、似半收拢的小伞样花朵、把花枝坠得颤巍巍的泡桐树下，似乎又看到了家乡当年安卧于泡桐树北面的那盘石碾，听到了石碾转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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