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面间谍”袁殊:身份暴露各方求情,只被判反省3年,逝于北京_国民党_自己的_情报

在残酷的战争中,情报工作像一支盲人的探路杖,无声地左右着时局的走向。如果说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士兵们天天是生死莫测,那么在险象迭生的敌占区,地下情报人员则是天天提心吊胆。

在漫长而艰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有这样一个奇特的情报人员。他本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位间谍,后来又在机缘巧合下,与中统、军统、汪伪、日本人都扯上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五面间谍。

他就是袁殊,中国情报史上的一位奇人。

袁殊:学易学易学何易,一腔热血觅赤旗

袁殊,籍贯在湖北蕲州,本名袁学易。虽然名字叫做“学易”,但少年袁殊上学可是非常不容易。

他的父亲袁晓岚本是清朝的一个秀才,但他在成婚之后,便加入了同盟会,跟着孙中山等人大搞反清运动。袁晓岚在外面叱咤风云,但家里却是一团糟。

因为袁晓岚对家里事不管不问,袁家的生活只能靠不断典当财物来维持,袁学易和弟弟袁学礼完全由母亲带大。

1919年,袁晓岚想去法国留学,但不小心摔断了腿,只得搁浅在上海。袁学易和弟弟便跟着母亲一起跑到了上海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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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岚这时候已经是国民党了,在国民党机关中有一份工作,在外面还当着教师。两份收入使得袁晓岚手头并不缺钱。

但他却不把钱花在前来投奔他的袁学易母子身上,因为他和一个女学生勾搭上了,而且两人已经同居。

袁学易的母亲见袁晓岚如此绝情,只得带着两个孩子不断投亲靠友,在繁华的大上海无助地漂泊。袁学易在这段时间里可谓是吃尽了苦头,很多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候连续好几天都没有饭吃。

从这时候起,袁学易便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厌恶,继而对国民党也深恶痛绝。12岁的袁学易经常跑去找父亲,但这时候父亲已经丢掉了教师的职位,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了,根本无法满足袁学易读书和饱腹的要求。

有一次,袁学易去找父亲,竟然当场饿晕了,直接倒在父亲工作的国民党机关。机关里有一个人非常心疼袁学易的遭遇,承诺向他提供一个进入立达学园读书的机会。

立达学园是毛泽东的好友匡互生创立的学校,在这里学生可以免交学费,但要交伙食费。袁学易当然没钱交伙食费,但他还是厚着脸皮进入食堂和同学一起用餐。

好在立达学园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学校,即便袁学易不交钱,学校的老师、同学也没对他产生非议。在立达学园,袁学易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知识和进步思想,并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

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一腔热血的袁学易跟着同学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抗议,正是在这个时候,袁学易正式改名袁殊。

走出校园后的袁殊在社会上漂泊了好长一段时间,参加过北伐战争,写过宣传文章,但最终还是没干成什么大事。

1928年,袁殊回到上海,结识了马景星。马景星是袁殊表姐的一个朋友,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之中。

马景星可不是一般的小青年,她家里良田千亩,钱财无数,而且马家只有马景星一个后嗣,但她非常憎恨她的家庭,因为她的生母原是马家的一个小妾,由于身份低微,被无情地驱赶出了家门。

马景星同情社会革命者,她不嫌弃袁殊这个穷小子,和他一起赴日留学。袁殊没钱,两人的留学开支都是马景星一人所出。

在当时风气开放的日本,袁殊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就放弃了不实际的无政府主义,加入到了共产主义的信徒行列之中。回国后,袁殊结识了很多左翼文人,如张天翼、聂弩绀等人,并凭借出色的文化素养加入了联合剧社。

联合剧社在当时的南方影响很大,演出了很多轰动一时的剧目,国民党开始出面拉拢,宴请社中人员,想把联合剧社吸纳入国民党的体系之中。袁殊也在宴请之列。

但在宴会上,袁殊想起了父亲对他的抛弃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趁着醉意,对时局政治大发了一顿牢骚,把国民党骂得体无完肤,抨击国民党钳制进步文化的高压政策。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已经形成,国民党发觉出袁殊的左倾问题,开始对袁殊等人进行审查。

好在袁殊的父亲袁晓岚虽然官职不大,但资历够老。袁晓岚的几个老熟人念袁殊血气方刚,又是国民党内部老同志的儿子,就不再深究,把袁殊的醉酒之言当作了小孩子的胡闹。袁殊才躲过一劫。

袁殊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审查吓倒,反而在左翼运动上更加活跃。1931年,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很多左翼人士都在此报上发表文章。

著名的“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很多报纸不敢发文,唯有《文艺新闻》直接刊登。这种气魄很快就引起了共产党上海小组的重视。

1931年,在经过了四个月的考察之后,潘汉年、王子春和袁殊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正式吸收了袁殊成为一名共产党人。

咖啡馆会面:袁殊的间谍生涯之始

袁殊和潘汉年、王子春的咖啡馆会面只有两个小时,但深远地影响了袁殊的一生。

潘汉年是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他不绕弯子,直接向袁殊挑明:袁殊今后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袁殊把自己的左翼色彩慢慢黯淡下去,不要暴露自己身上的一丝红色,变成一个灰色苍白的小市民,然后慢慢钻进敌人内部。

王子春补充说,“你今后的工作非常危险,你可能被抓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也可能看到同志被严刑拷打,但无论敌人的手段多么残忍,你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王子春接着说,“情报工作是个不见太阳的工作,你可能要受到同志们的攻击,可能受到敌人的引诱,甚至还很有可能在自己人的唾骂声中死去,但你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初心,党不会忘记你的身份,党永远记得你的贡献。”

潘汉年又问:“你怕吗?”

袁殊回答:“不怕。”

从此袁殊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由于保密的需要,他只和王子春单线联系。潘汉年要求袁殊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尽法子利用袁晓岚这一层关系进入国民党内部。

在王子春的提醒下,袁殊想到了贾伯涛。贾伯涛的父亲是袁殊的舅舅,两人虽是表兄弟,但基本没见过面。但贾伯涛能进入黄埔军校却是受了袁晓岚的推荐。

贾伯涛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一路高升,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蒋介石把他派到上海与青帮、洪帮联手,控制着整个上海的商业运作。

袁殊去信贾伯涛,表明厌倦了左翼活动,请求得到一个稳定的职位。贾伯涛念袁晓岚的推荐之恩,对这位表兄弟自然是倾力相助。

贾伯涛推荐袁殊去见吴醒亚,而这个吴醒亚也受过袁晓岚的推荐之恩。三来两去,袁殊正式进入了吴醒亚集团,成为了心腹人物。吴醒亚给袁殊的任务是探听社会消息,并给了他一个公开身份:新声社记者。后来袁殊进入了具有中统背景的干社,成为了其中的情报股长。

袁殊摇身一变,从一个左翼人士变成了国民党的鹰爪,当时他的很多老朋友非常气愤,都不愿意和他继续来往了。袁殊曾经秘密地向一个朋友诉苦,“我今后便要身败名裂了。”

得到记者身份的袁殊终于有机会进入日本领事馆。在一次招待会上,袁殊认识了岩井英一。岩井是个中国通,而袁殊曾经留学日本,日文也非常好,两人很快成为了亲密的私人朋友。

岩井向袁殊求取一些不适合公开刊出的中日关系和内幕消息,而袁殊也通过岩井得到一些比较抢手的关于中日谈判的新鲜新闻。袁殊靠着这一手段很快成为了上海的名记者。

两人合作一段时间后,岩井提出向袁殊提供酬劳,这是摆明要让袁殊做自己的情报人员。袁殊请示了共产党方面的王子春和国民党方面的吴醒亚之后,得到同意,袁殊自此身上又多了一份日本间谍的色彩。

岩井邀请袁殊到日本“观光”,袁殊得到王子春和吴醒亚的允许之后便去了日本。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在他“观光”回来之后,王子春失踪了,因为袁殊和王子春是单线联系,王子春一失踪,袁殊再也联系不上组织了。

后来袁殊拜托一些老朋友,终于联系到了特科的蔡叔厚。蔡叔厚这时已经从中共特科调到了第三国际情报局,袁殊这时又成了共产国际的特工。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小李”和袁殊通过书信单线联系。

此后不久,“怪西人案”事发了。

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位情报人员陆海昉被国民党抓获,被捕之后,贪生怕死的陆海昉直接供出了他的上级——约瑟夫华盛顿。华盛顿被抓后,一言不发,被称为“怪西人”。“怪西人案”牵扯出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袁殊。

袁殊为什么会暴露呢?原来这个“小李”就是陆海昉。陆海昉直接供出了袁殊的名字,怪西人的笔记本上也有袁殊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袁殊的共产党身份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袁殊被捕后,并没有受到虐待。吴醒亚等人一直前来劝降,国民党特务也不断威逼利诱,可袁殊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最后,变节的陆海昉会见袁殊,告诉他自己就是“小李”,袁殊才发现自己彻底暴露了,再隐瞒也没有意义了。

他承认自己为共产党做过一些情报工作,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抗日,不是剿共,希望自己能在蒋先生的领导下继续做贡献。另一边,袁晓岚出于对儿子的亏欠,也利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请求高层赦免自己的儿子。

日本人这边,岩井的继位人泉召也设法营救袁殊。在各方的关照下,袁殊被判刑三年,但不在监狱,而在反省院。1936年袁殊被释放。

被释放的袁殊回到了上海,又在泉召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了两年。1937年回国后,中统的人找到他,要求他继续为中统服务,并提供酬劳,袁殊请示潘汉年之后,正式成了中统的情报特务。没过多久,戴笠又找上门了,戴笠要求袁殊为军统服务,袁殊请示潘之后,也应允了。

上海沦陷后,袁殊由于和日本有联系,被戴笠要求留在上海。袁殊在日本人的提携下,很快就成了汪伪政府的高官。袁殊在戴笠的指示下去暗杀汪伪官员李士群,没想到有人叛变,行动失败,袁殊被捕,幸好岩井出面,把袁殊作为“日本情报人员”捞了出来。

但岩井要求袁殊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日本人,逼他下水,袁殊只好照做。袁殊身上又多了一项汉奸的名头。自此,袁殊成了集“中共特工、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日本间谍、汪伪高官”于一身的五面人物。

袁殊在岩井手下做事,不断发出重要情报,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袁殊的下场却不好。日本一投降,袁殊立马去了解放区,国民党大为恼火,把他的家抄了。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袁殊又因为潘汉年案、“怪西人案”期间的自首,受到了长达十几年的不公正的监禁,直到1982年才被宣判无罪,最终在1987年逝世于北京。

潘汉年曾经告诉袁殊,“做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袁殊的一生正好印证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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