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从月朗星稀到满天星斗的过程。而每个城市也不是单纯的存在，它是一个由文化、地理、经济、政治塑造的多面体，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能看到不同的景象。城市是如何生长的？它们又有怎样的立足之本？在当下，它们需要打造怎样的“城设”？我们又该如何为它们的未来助力？知名财经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先锋作家、“吾球商业地理”公号创始人王千马近期推出的《城市战争》，回应了这些问题。
《城市战争》通过审视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的沉浮，以此来寻找它们的发展命脉，观照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全书以大开大合的恢弘写作，由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的进化演绎了“古典城市”的没落与自强，以合肥、南京、杭州、青岛、济南、长沙、武汉、重庆、成都、长春等城市的转身与跃起来展现“中坚城市”的勃勃生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的佼佼者来观察思考“未来城市”将如何引领下一个时代。
王千马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十多部作品，曾多次被各大媒体评选为月度、年度好书。
为了写作，王千马努力走近各个城市，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们。这些年，他一直在走访的路上。经年累月的阅读思考与实地调研之后，王千马对中国城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将一些城市写入《城市战争》之中。通过这些城市的沉浮、兴衰和重生，来观看国运、时代以及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它们各自命运的，同时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新作出版之际，王千马接受采访，谈到为什么要写作《城市战争》，他说：“我希望通过对‘城事’的打捞，让城市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也有着丰富血肉和感情的存在，就像我以前说的，扒开城市的面具，我们从中能看到庙堂和江湖，以及无数行走的人生。”
只有将人文、地理和商业相互打通才能切实了解一个城市
山西晚报：您能先谈谈创作这本书的初衷吗？
王千马：主要是想让大家在学习历史、政治、经济之外，为认识中国的由来，以及生长中的爱与痛，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另外，随着中国城市竞争越来越激烈，平添了城市无数的焦虑，我不免就想回望它们的过去，从它们的沉浮当中寻找隐藏的某些教训、经验，或者规律，来指导今天的发展。何况，我们今天大多生活在城市中，和它融为一体，它是我们坚硬的盔甲，也是我们内心的柔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就像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亲人。这种了解不仅决定着我们在城市中的生存体验，更决定了我们该如何选择哪些城市去生存。
山西晚报：书中写了许多城市，您应该下了不少功夫。
王千马：写作《城市战争》，需要时间，需要精力，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见解和认知，而这种见解和认知，需要格局和视野。换句话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有人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来写作《城市战争》，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是硬性的写作时间，那差不多是两三年时间。但正如“功夫在诗外”，在书写之外的知识，全得益于长年累月的积累。好在我本人是学中文出身，文史哲不分家，当年的大学教育，让我有了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参加工作，进的又是媒体，经体育、文化、娱乐、当地新闻以及深度调查等内容采访、写作的历练，又有了相对多元的视野，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以及对社会话题的把握。日后，我又因缘巧合地开始了商业史的创作……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积累，让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转型，不断积蓄能量。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喜欢在路上的人，正如我常开自己的玩笑，名字叫“千马”，又姓王，而千里马之王，需要靠不断奔跑来证明自己，所以只能到处奔波。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走出我那个叫桐城的小城，但上大学之后，我游历了无数的地方，加上我从济南到杭州到上海到北京到宁波到成都的生活经历，更让我不断地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自己所居住或经历的城市。我很感谢这些经历，它们成就了《城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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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晚报：在这本书中，您对城市的观察涉及人文、地理和商业多个维度，您如何看待它们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王千马：在我看来，地理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你来不来，它都在那里。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地理的意义。不同的地理，影响着不同的生长。就像潮湿的四川，尤需花椒和辣椒，而靠近沿海的宁波，吃得则相对清淡。这些不同的诉求和生长模式，在日后凝聚成人文的力量，在沉淀为人们精神原乡的同时，也成了相互区分的“内在身份”。当然，它也对商业施加着影响。正像《城市战争》序言中一开始提到的重庆，本身并不是一个适合建造城市的地方，但因为是两江（长江和嘉陵江）枢纽，是大四川所有水系的总出口，经由它，便能深入成都平原腹地，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了军事重镇和物流汇聚的中心。随着商业的兴盛，重庆城以市兴。某种意义上，地理是土壤，人文和商业是扎根土壤所结出的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我之所以要做“吾球商业地理”的原因，你只有将人文、地理和商业相互打通，才能切实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
我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了太原也曾数度走访过
山西晚报：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同是著名古都，在这本书中，您将它们分别归于“古典城市”“中坚城市”“未来城市”之列，有何考虑？
王千马：创作《城市战争》，一方面是我想从古到今来梳理中国城市的发展流程和脉络，另一方面我也想寻找教训，提供经验，以供中国城市面向未来的参考和学习。在综合这两方面原因之后，我将中国的城市划分为这三个部分。其中，古典的重生，关注的是那些中华文明中早期出彩的城市，如西安、洛阳、开封、扬州，加上到南宋才崛起的安庆，主要是通过它们，一观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今日的模样。但它们更吸引我的，是当年的风光无限和今天的倍尝失落，这种“断崖式”的命运转折，也许对中国很多城市如何避开时代洪流中的险滩，平安到达未来的彼岸有着重要的启示。但正如“重生”这个字眼，我相信它们在经历诸多磨练之后，一定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存在感。
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城市，也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出现，它们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在不断地竞合中让各自的价值最大化。所以，它们至今还处于发展中的主流话语体系当中。如果说在“古典的重生”中，我们关注和探索的是那些古典城市没落或失败的原因，那么，我们关注南京、杭州、合肥、武汉等城市，主要是探寻它们之所以能在时代的进程中走向成功的经验。中国需要这些能够成功的城市，也需要它们能从成功走向成功。
不过，每个时代的发展，既需要有中坚力量，也需要有引领者。而在中国城市当中，能充当引领者的，肯定是北上广深港。它们有着巨大的体量和能量，而且随着马太效应，它们一定会成为全能型选手，能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实现领跑，成为中国城市走向未来的实践者和实验者。
山西晚报：山西的省会太原也是国家历史名城，您来过太原吗？印象如何？
王千马：当然去过。我对太原的第一印象，是从小学课本的《晋祠》中来。那个时候，我知道太原身处三晋之地，而且因为这里“山美、树美、水美”，让我对太原充满着好感。多年以后，当我听闻自己的王氏有可能就来自太原，而晋祠中的子乔祠便是王氏祖祠时，我对太原的感情又多了亲密。
作为表里山河的首府，太原的确配得上“山美、树美、水美”，同时也成为王氏家族扎根生息、繁衍壮大的“根据地”。我在《城市战争》中一开始谈及黄河文明时便指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给其带来了相对集中的三个谷地，一个是渭河谷地，它生长出了西安，一个是伊洛谷地，它生长出了洛阳，还有一个就是汾河谷地——这条流经太原的黄河第二大支流，不仅让太原有山的优美，也有水的灵气，同时也串联起山西人口的主要密集区域。此谷地土地肥沃，灌溉条件优越，所以，它也成为了山西的重要粮食产区，出产老陈醋和杏花村汾酒，更重要的是，还是明、清时的晋商故里。
我对山西的尊敬，有一大部分来自这里的晋商。我曾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一书中，向他们致敬。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变革的前夜，抓住机遇，进行金融创新，一举成就了自己，甚至在慈禧西逃之时，其票号一度成为了中央的临时“财政部”。就像某篇散文写的那样：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我还写过贾继英，身为榆次人，但常驻太原，并从票号的跑街，一路走到了大清户部银行，也就是日后大清银行的首任行长……更重要的是，晋商不仅能经商，在经商的同时，还严守诚笃与信义的行为准则，绝不蒙虚欺诈、巧取豪夺。作为关公的老家人，更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此外，晋商具有很强的家乡情结，在外常常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但是在经营中，却任人唯贤。我一直推崇“儒商伦理”，某种意义上，就是从晋商这里起源的。
正是这些复杂的感情，让我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了太原。我曾经也数度走访过太原。
山西晚报：您如何看待今日的太原？
王千马：得承认的是，今天的太原，在存在感上不如沿海的那些城市，甚至被身边的西安和郑州给压住了风头。对太原来说，远离沿海城市，加上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即使居于四塞之中，让太原也是自保有余而拓展不足。所以，在我看来，太原的未来，不仅寄托于山西的对外开放，同样也寄托于自己的持续创新。
幸运的是，在今天的城市战争当中，太原显然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责任，显然也知道自己的崛起对整个山西的意义。今天的太原，不仅在努力改变一煤独大，更在“点煤成金”，比如说打造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循环项目，变以前的低端加工为深度制造。这也让太原的颜色从墨回归到绿，回归我们的山美、水美。更重要的是，太原也在努力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条转型之路，一定会很艰苦，但相信山西一定能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考察时所作出的重要指示那样，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这个“蹚”无疑说明了困难之巨但决心之坚。在我看来，如果山西在高质量发展上能不断取得新突破，那对全国的示范作用真的就无与伦比。
我喜欢太原，也相信这座有着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一定能带领着整个山西跃“晋”我们的新时代。
未来的中国城市一定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山西晚报：您认为未来的中国城市是什么样？
王千马：到了今天，随着中国从投资驱动、资源驱动，逐渐转型为消费驱动、产业驱动以及科技驱动，城市的生长逻辑相比早往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谁能成为产业革命的中心，谁就能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随着世界从专制的传统走向人性的现代，城市能否以人为本，能否提升自己的营商环境，决定了它的吸引力，进而决定了它的产业繁荣程度。未来的中国城市，一定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换句话说，谁能高质量，谁就能“高高向上”。
山西晚报：那一座城市如何在未来的高速发展中实现引领？
王千马：今天的中国城市，显然要比过去更幸运。那个时候，大家只能“逐水草而居”，只能“靠天吃饭”。到了现代，随着基建的狂飙突进，商业乃至产业、科技的发展，地理所带来的差异在逐渐被抹平，这也让很多城市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话又说回来，尽管时代在发展，城市之间在新纬度上的内卷却不曾停息，要想站稳脚跟，不至于成为新一轮竞争的淘汰者，就必须要有更新的要求和更高远的追求。在书的序言“星耀大国：未来中国城市大趋势”一章节中，我就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一是要内有人口规模，外有人才优势——没有人口规模，很难撑起消费市场；没有人才优势，则很难做大做强产业。二是要注重高质量发展，实体打底，虚拟添色——对一个城市来说，实体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利用数智时代的到来，尽早地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样就能掌握发展与创新的主动权，就能获得优势。三是要注重一体化发展，搞好一个“圈”，做大一个“群”和串好一条“线”——未来的中国城市，要抓住这一体化的趋势，融入都市圈、经济带，加入城市群，从而能借势发展、合力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体化的未来，在于科创的一体化。四是要注重城市基础建设，老基建压阵，新基建冲锋。
总而言之，我无比希望中国的城市都能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利用不同的模式发展壮大自己，并树立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面目，正如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但它们需要注意的是，子子不同但终究是龙，中国的未来，也寄托于这些城市的力量。
山西晚报：您的这部书主要关注了一二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尤其众多的县域城市才是中国城市版图中的大多数，接下来您会去观察它们吗？
王千马：当然，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此前，我打理的公众号“吾球商业地理”曾开辟有“县计”一栏。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栏目？因为中国长期是郡县制国家，今天仍有两千余个县，县在中国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语“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数千年的疆域治理中，凡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几乎无一例外是县域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时期。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观察中国的发展，你不能放弃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在《城市战争》中，我选择观察的对象多是北上广深港，以及杭州、成都、武汉、长沙、青岛、济南、长春之类的大城，但是，正如森林有大树也有小草，才构成了一个绿色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只见大树不见小草。所以，接下来，我会将视线投向这些小草，关注它们的沉与浮，感受它们的爱与痛，并为它们的发展献计献策。某种意义上，马太效应让今天的城市强者恒强，这对那些小城带来的压力尤其巨大。所以，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它们的成长，并极力抚慰它们的焦虑。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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