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盗
1849年7月，福建武夷山。
尽管正当炎热的盛夏，武夷山的山坡上却到处都是低头忙碌的身影，那是采茶工人们在忙着采集新鲜的嫩芽。在世界最著名的红茶产地，每年的4月到10月，每隔十天采茶工就要把每棵茶树采摘一遍。
与以往不同的是，茶园里最近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来自英国，个子比寻常中国人高不少，高鼻深目，说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中文。他晚上住在武夷山的寺庙，白天则在茶园东走西看好奇地四处观察，打听着有关茶叶的一切细节。
在他手里的笔记本上，他记下了茶叶的加工、晾晒程序，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差异等等。寺庙里的和尚对这位远来的客人很友善，方丈甚至特地挑选了几株珍贵的茶树送给他。
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往往充满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细枝末节。武夷山茶园的采茶工们不会想到，这个看似温和无害的外国人，正在进行着一项怎样惊人的秘密行动，又将会在未来给中国的制茶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
茶在西方的流行由来已久。
自从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查理二世，茶叶作为其嫁妆的一部分流入英国，喝茶迅速成为英国上流社会阶层追捧的饮品。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格兰，茶叶这种氤氲生香的外来奢侈品风靡全英，在此后两百年间迅速渗透到下层社会，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销量甚至超过啤酒。
茶叶贸易对英国人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提供了英国国库10%的收入。
但直到18世纪中叶，喝了两百年中国茶的英国人对这种植物知之甚少，他们甚至连红茶绿茶的区别都分不清。作为一种高度加工产品，茶叶从摘下到成品，要经历复杂繁琐的工艺流程：晒青、炒青、揉捻，如果加工成红茶，还需要多一道发酵程序。
制茶的核心技术完全被中国垄断，欧洲人对中国流传千年之久的制茶法几乎一无所知，英国的植物学家们曾经尝试破解茶叶配方的秘密，但都以失败告终。
英国人已经离不开茶叶，经济上的单向依赖让英国人感到不安，为了解决平衡贸易逆差的难题，自诩文明人的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另外一种特殊而邪恶的商品——鸦片。茶叶与罂粟，这两种植物在东西方新旧两个帝国的角色转换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
英国人无时不刻不想打破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实现茶叶生产的“国产替代”，但他们很清楚，通过合法渠道把茶种和茶叶技术带出中国根本是痴心妄想。
1848年初，东印度公司制订了一个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寻找中国最好的茶种、制茶知识以及中国籍的茶工和制茶工具，将茶叶生产搬运到印度的茶园。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就此拉开帷幕。
要完成这项艰巨的盗窃任务，东印度公司需要一个不同寻常的盗贼，这个人必须了解植物，去过中国，还要有冒险精神，能够胜任间谍的角色，最后进入他们视线的是一个叫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的英国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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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福钧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福钧便曾游历中国，从中国带回大量稀有植物标本，还写了一本书《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他也会讲一口蹩脚的中文，算是那个年代西方少有的中国通。
现在他被东印度公司以500英镑的年薪雇佣，以茶叶猎人的身份重返中国。他需要在中国待上几年，从中国带回成千上万颗茶种，外加至关重要的制茶技术。
1848年，植物学家兼小偷福钧登上了东印度公司开往东方的快船。到达上海后，福钧在仆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番伪装：他剃光前额头发，用马鬃制作一条假辫子，穿上中国的传统大褂，学着使用筷子吃饭，他甚至会用中文回答别人的怀疑：
“我是外省人，从离长城更远的省份来。”
福钧将他的盗窃行动至少分为两次：一次目标是安徽的绿茶，另外一次则瞄准了福建武夷山的红茶，也就是后来发生在武夷山茶园的一幕。
福钧的第一次盗窃并不成功。他在安徽松萝山等地先后设法采集了大量茶叶植株和茶种，并通过海路运往喜马拉雅山麓的印度茶园，但最后的结果却惨不忍睹：由于运输不当，13000株幼苗中仅有1000多株存活，而且还长满了真菌和霉菌。
已经在中国秘密行动两年的福钧没有气馁，在大量研究和试验之后，他找到了合适的存储运输方法，并于1851年再次将上万株茶树幼苗和大量茶种运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同时被他带上轮船的，还有8名中国的制茶专家，以及整套的制茶工具。当时中国茶叶的所有机密，就这样被福钧盗窃到了西方。
当中国意识到福钧偷走了一件无价之宝时，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中国的茶叶机密与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结合，彻底改变了茶叶的生产格局。随着印度茶园的扩大，制茶机器应运而生。在福钧盗走中国茶叶机密后的数十年间，英国人用揉茶机代替了手工作业，用焙炒机取代炭炉炒茶，逐渐对制茶的各个环节实现了机械化，而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印度茶园的扩大。
印度茶迅速取代中国茶占领了欧洲市场，到1888年，印度茶叶的产量完全超过了中国。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公司仍是英国的立顿集团，一家的销售额就超过了所有中国茶商的出口总额。
对中国来说，福钧是一名超级盗贼，他的盗窃行为导致了中国茶叶的衰退，使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迅速萎缩。但在英国人眼里，福钧是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传奇英雄，称赞他“打破了中国的茶叶垄断，将喝茶的权利带给富人和穷人。”
历史总是充满轮回和讽刺，英国人选择性地忘了，不到半个世纪前，他们还将一位做出同样行为的英国人称为“叛徒”。
02 “叛徒斯莱特”
1789年9月，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码头，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船即将起航。英国皇家海军的检查人员，警惕地审视着每一个登船的乘客，对他们的身份、去往美国的目的逐一进行严密盘查。
乘客中有一个21岁的年轻人，告诉盘查人员要去美国投奔自己的亲戚。 他一副英格兰农民的打扮，操着浓重的乡下口音，看起来呆头呆脑，丝毫未引起盘查人员的怀疑。就这样，年轻人顺利地登上了客船，并在大海上漂了两个多月后，踏上了大西洋彼岸的土地。
到达美国后，年轻人很快加入了当地一家初建的纺织作坊。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一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纺织厂，年轻人到来后，凭借脑子里的记忆，复制出了当时最先进的阿克莱特水利纺织机，使美国诞生了第一家盈利的水利纺织厂。
这个偷渡到美国的年轻人，便是被称为“美国工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
斯莱特出生于一个英格兰的农民家庭，从14岁开始便在一家技术领先的纺织厂做学徒，七年的学徒生涯加上过人的天分，使他几乎掌握了从纺织机到纺织技术的所有机密。
18世纪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不是半导体芯片，而是纺织工业。今天人们眼中的落后产能在两百年前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英国一半的出口利润都依赖于纺织业。当时的英国借助蒸汽机、水利纺织机等一系列发明，迅速从手工作业转型为机器大工业，成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日不落帝国。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时候独立战争刚打完没几年，正处于经济起步的蛮荒期，是货真价实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农业国，美国种植棉花低价出口到英国，而英国凭借先进的纺织技术加工成棉布卖回美国，美国处在产业链低端。
美国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自然而然地把眼光瞄向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合法也好非法也好，想尽法子获取英国的工业技术。
《天下无贼》里葛优饰演的贼头黎叔有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美国人对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给出了优厚的条件，鼓励英国的纺织工和专家到北美热土发展。当时费城的一份招聘广告上就公然写着：“任何能够透露英国纺织技术机密的人，都将获得100英镑的奖金。”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
另一边，英国人也没闲着，针对美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封锁制度，开始对自己国家的优势产业实行全方位的严防死守，新式纺织机被列为高科技产品，与之相关的一切机器、图纸、工人，一律不得出境，盗窃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以严厉惩罚。
斯莱特的故事并非孤例，而仅仅是当时美国对英国工业技术全面山寨的缩影。1791年美国开国元老、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制造业报告》，阐述了发展美国工业的路径政策，其中赤裸裸地提出要“奖励那些从别处带给我们改善和非凡价值的秘密的人”。
印在十美元钞票上的汉密尔顿
美国政府针对英国纺织业发起了一系列间谍活动，甚至出台了保护山寨专利的法案。1793年的专利法明说，不论技术来源，只要你来到美国，就可以直接申请专利，都能获得政府保护。至于是否属于偷窃，——资本主义的事，能算得偷么？
美利坚的诱惑吸引了英国大量技术人才纷纷“弃明投暗”，在英国他们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到美国后则立刻升级为工程师或企业主。像斯莱特到达美国后不久，便拥有了工厂合伙人的身份，后来又自己创业有了十几家自己的纺织厂。1835年离开人世时，斯莱特总财产高达100万美元。
斯莱特的纺织厂带动了美国纺织工业的繁荣，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专门拜访斯莱特表示致敬：“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纺纱，让我们能够挑战英国的制造业；您让这么多纺锤运行，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我十分感谢。”
但在英国，他却被英国报纸称为“叛徒斯莱特”，指责他将英国的先进技术泄露给对手，应该被送上绞刑架——与从中国偷走茶叶技术的“英雄”福钧，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两百年前，英国人面对潜在对手，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无所不用其极；两百年后，美国人面对另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挑起了新一轮的技术封锁与压制。
03 “竞赛已经开始”
1999年4月，朱镕基对美国记者说过这样几句话：“你们既不卖计算机给我们，又不卖卫星给我们，难道只想卖小麦和橘子吗？当然我们只吃小麦和橘子也能活下去，但我们没办法过的更好啊。”
这句话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当时的中国GDP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中美短暂的蜜月期很快结束，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对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放下过警惕之心。
1998年，美国众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为首的“联合调查委员会”，一手炮制了一份700多页的所谓“对华技术转让报告”，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技术偷窃行为。随后不久FBI逮捕了在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声称其偷窃了W-88核弹的机密技术并泄露给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份充满“或许”“可能”“应该会”等莫须有词汇的“考克斯报告”掀起不小波澜，但最后被认定为语言充满煽动性，部分证据和结论毫无根据。而无法被定为间谍罪的李文和最终获释，美国司法部、能源部以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煽风点火的5家媒体，赔偿了他一百多万美元。
二十年后的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一家叫华为的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声称华为威胁到了当今头号超级大国的所谓国家安全。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入世谈判时的中国家底颇显寒酸，虽然工业门类看起来还算齐全，但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巨大差距。
以通信行业为例，中国市场处于七国八制的时代：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等七个国家的八家电信巨头在中国纵横捭阖分割市场，本土企业则寄希望于被称为“巨大中华”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毫无背景的民企华为当时排名最末。
也是在那一年，在美国考察归来的任正非深刻认识到美国企业有太多先进的东西值得学习。他决意启动变革，在华为引入IBM最先进的研发管理体系，将土法作战的华为推上现代管理制度的轨道。面对内部阻力，任正非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拍着桌子喊到：“谁要抵触变革，就得离开华为！”
先进管理体系加上华为持久的高强度研发投入，使华为在二十年后一路逆袭成为通信行业头号巨头。这家通过学习美国成长起来的公司，成了美国人最忌惮的公司。
中国通信行业，在经过了“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赶超”之后，到了5G时代开始引领世界。全球5G专利数量上，中国拥有34%独占鳌头，4家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商中，中国占了两家，欧洲两家，美国一家都没有。
华为的设备是否具有威胁性毫无依据，耐人寻味的倒是此前一个月，美国白宫举行的一场关于5G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特朗普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观点：5G竞赛已经开始，美国必须拿下这一仗。
5G的超高网速、超低延迟、超广链接，将使传说中的无人驾驶、远程手术、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真正落地，带来数十万亿的产值和数百万的就业岗位。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一块万能的遮布，背后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动机。
尽管拿不出任何证据，美国还是到处控诉华为的不安全，生意人特朗普更是化身祥林嫂，逢人便要鼓吹封杀华为。
至于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指责华为窃取美国的技术，任正非毫不客气地回应：“华为现在做的东西美国都没有做出来，我去哪里偷他的技术？”
将华为与茶叶大盗福钧、“叛徒”斯莱特放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但历史背后的逻辑却是相通的：后来者殚精竭虑要弯道超车，总会遭到上游围追堵截百般封锁。
刘慈欣在《三体》中描绘宇宙文明间的竞争与存亡时这样写到，在宇宙尺度上对每一个文明来说，最需要做的就是“藏好自己，做好清理”，这句话放在国家尺度上，完全可以改为“发展自己，锁死对手”。
90年代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本书《世界是平的》，在他描绘的全球化世界里，西方掌控科技、知识产权和品牌，产业链的低端交给其他国家。
这一理论最现实的场景体现莫过于，一部苹果手机利润的90%以上都被美国人拿走，而负责代工的富士康只能跟着喝口汤，还是稀的。
如今时移势迁，眼看华为要跑到行业的顶端，反过来薅资本主义的羊毛，美国人如何能忍？从抓捕华为高管到切断供应链，一向自诩“维护世界规则”的美国似乎一夜间学会了总设计师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历史上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追赶所经历的，如今中国也无可避免要面对。弯道超车也好直道追逐也罢，这背后是一个古老国家对重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与尊严的向往。
毕竟，依靠小麦和橘子活下去之外，我们还希望拥有仰望星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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