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否把中国当作“戴高乐主义的全球支柱”并在政策上加以落实，首先取决于法国政治精英是否就此达成共识，其次取决于是否有落实的现实条件。对中国来说，在制定对欧盟主要成员国外交方略问题上，对方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宏观层次的基础性因素。 上文据此论证，中国应该选择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这两个只是必要条件，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才能构成法国成为中国在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的充分必要条件。宏观层次的基础因素至少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但其重要性相对弱，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有利有弊。微观层次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美国的影响力等，其重要性更弱一些，且主要体现在中短期，是经常变化的因素。
一、 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
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建基于天主教、希腊的理性主义与罗马法。天主教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受到本地语言、风俗、王朝政治的影响，塑造了法兰西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天主教会长女与孝子”形象。法国特色的大陆法体系则是罗马法本地化的结果。法国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的塑造固然受天主教与罗马法本地化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逻辑。
文艺复兴是人文精神的复兴，必然借助希腊理性主义，也带来理性主义的复兴，法国因而步入宗教改革与第一次科学革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此后爆发的大革命中，法国激烈推进世俗化与政教分离，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政治价值观，并在王朝与帝国向共和国曲折转变的过程中，塑造着法兰西的政治制度。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标志着法国已经构建起适合自身的现代政治制度。而主要滥觞于法国的上述政治价值观，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与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被现代国家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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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文化）具有共同性与特殊性两种成分，共同性使得不同文明的交流成为可能，特殊性构成不同文明的特色，为文明间交流互鉴提供必要性。中法分属于不同文明，两者互有长处，文明（文化）上互相敬慕与交流是客观事实，在文明竞争时代依然如此。如何更好地交流互鉴，是双方的责任。
作为现代性框架下的国家，中法两国的政治价值观并非完全不可通约，而是有同有异。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价值观实现途径的不同选择，包括实现民主的方式、国家政治制度，这是由各自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法国是半总统制共和国，总统是国家权力中心，对行政、司法、立法有强大的影响力：任命总理等高级行政官员，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与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总理和两院议长协商后可解散议会，拥有决定全民复决等非常权力。总统在外交上的决策权也大于其他西方大国。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为“结伴不结盟”，这符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与外交传统。在谋求和平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坚持符合自己的战略文化与外交传统，致力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就欧盟成员国而言，法国是第一候选对象。
更重要的是，法国与中国都自豪于自身的政治制度，觉得现有的政治制度适合自身的文化、历史与现实，是自身文明在世界上立足、展示自身世界大国地位的理想模式。
二、 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
法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迥异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与莱茵模式的代表德国有明显差别。莱茵模式普遍重视社会公平，强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企业利益与工人利益的协调。德国属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协调，企业监事会的地位因而高于董事会。法国似可概括为“政府-市场经济”。法国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微观介入，强调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大力扶持科技创新并形成优势产业。在政府长期而有力的支持下，法国国企在核能、航空航天、高铁、汽车制造、电力、电信与信息技术等行业形成了技术优势并产业化，加上一大批可圈可点的私营企业，法国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工业附加值是美国的两倍。这构成了法国推行戴高乐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二战后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是西欧国家的趋势，国企的弊端并非政府关注的重点。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推动西方政治上转向保守主义，经济上转向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后，英国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11.7%降至2%。这也促使法国重视国企存在的问题，其低下的效率不但影响了法国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也影响了法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国企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持续推进。改革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了相关企业的效率，但企业重视成本收益与短期利益、加上风险投资不发达，使得法国的新技术开发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既有的技术优势难以保持，有些行业（典型如信息技术业）的人才大量外流，有些行业被外资控制。法国在工业技术与制造业上的优势弱化，全球竞争力下降。法国推行戴高乐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被弱化，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迄今为止，法国依然存在值得中国重视的经济实力与潜力，其对国企的定位与管理经验，也有可供中国借鉴之处。
（1）国企定位与管理策略。法国是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国企贡献了GDP的40%（近年来这一数字稳定在10%左右）。这与法国的 文化与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国企的定位是：对外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对内维护政局与社会稳定，落实国家的战略经济政策，保持先进行业的技术优势，培育与扶持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行业。
在国企管理策略上，经历了行政管理为主时期（一战后到1967年），合同化管理为主时期（1967到2003年），国家股东管理为主时期（2004年以后）等三个阶段。其中社会党政府在1980年代推动的改革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修改宪法并制定新法律，以便为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依据，目标是真正实现戴尔马总理1969年提出的“要使国有企业恢复为真正的企业，并向其归还做出自主经营的权力”，方式是国家与企业签订“计划合同”：一方面，国家通过合同条款对企业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避免企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并通过政府的监管机构与企业派驻人员加以落实。另一方面，企业则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获得自主权。以2004年国家参股局（APE）成立为标志，国家对国企的管理实现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换，此后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效果明显：参股局与企业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关系；董事会真正成为决策中心，企业效益上升；大小股东滥权行为均受到制约；国家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调整国家经济战略方面的意图也得以落实。
分类改革是法国国企改革的显著特征。1760家国企分为三类：公共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行业继续由国家全权管理；核电、航空航天、邮政等行业继续由国家控制；能源、运输等行业向私营资本开放。改革后法国依然保留了西方发达国家中比较强大的国有经济成分，特别是在卫生、教育、水务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核电、航空制造、军工、能源等战略经济部门。经过多年改革，国企在GDP中的比重目前已经下降到6.5%，法国邮政等少数大型垄断性国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雇佣了四分之三的国企雇员。
（2）优势产业。“法国经济已经不行了，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与先进制造业”，这是比较通行的看法，也阻碍了中法经济技术与制造业的合作。其实，这是对相关情况不够了解所致。法国依然拥有许多先进技术领域与先进制造业，在服务业（水务、金融、保险、零售）依然具有全球竞争力，时尚业更是全球中心，包括服装设计与制造、化妆品、珠宝首饰等领域。法国与德国在2020-2022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累计为82家。
二战后法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服务业方面有法国邮政、法国电信、法国航空、兴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巴黎银行、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法国铁路公司（SNCF）；能源与制造业方面有法国电力、阿海珐（Avera）、汤姆逊公司、雷诺汽车、阿尔斯通、法国煤炭公司、苏伊士公司、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SNPA）、法国宇航、赛峰等行业巨头。这些企业1980年代后经过分化改组，存在方式有所变化，但许多依然是技术领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典型如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就是基于法国宇航，现为多个欧洲国家政府间合作公司，是全球第二大航空航天及防务公司，欧洲第二大武器制造商与防务公司，并全资控股空中客车公司。道达尔能源基于阿奎坦国家石油公司，法国航空变成了法国-荷兰皇家航空，阿海珐变成了欧拉诺（Orano），法国燃气变成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后者的演化历史非常复杂），雷诺汽车私有化后（政府仍控股15.7%）变成了雷诺-日产联盟并与戴姆勒合组全球第三大汽车联盟。法国高铁（TGV）正是法国铁路公司与阿尔斯通合作的产物，代表了欧洲最好的轮轨高铁技术。
私营企业方面（含国有股份在25%以下的公司），施耐德电气、阿尔卡特、圣戈班、米其林、达索、布雷盖、雪铁龙、标致、家乐福、安盛等都是二战后代表性的法国企业，与国企共同撑起法国经济，包括工业、制造业、食品业、百货业、保险、金融、水务等众多行业。时至今日，这些公司有的被收购了（如阿尔卡特收购朗讯后又被诺基亚收购），更多的是进行业务分拆与合并，以便在某些领域做大做强。因此，在全球有竞争力的法国企业依然众多，典型如威立雅收购苏伊士环境后，在全球水务领域成为超级巨无霸。雪铁龙与标致1976年合并为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后，2021年又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合并为斯特兰迪斯（Stellantis）公司，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还有安盛、家乐福、施耐德电气、达索，米其林、布依格、万喜、威望迪、达能等。
（3）潜力产业。许多法国企业在中国深耕多年，威立雅、苏伊士环境、雷诺、标致-雪铁龙、达能、家乐福、米其林等企业，都成为中法合作的纽带与桥梁。还出现了中国TCL集团收购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样的案例（现在看，TCL集团的这个收购效果并不理想）。中法合作依然有可观的扩大与提升空间。
公共事业领域，法国依然拥有许多管理先进的大型公司，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合作价值。以水务为例，威立雅与苏伊士环境均在中国有大量业务，威立雅在大中华区40个城市开展100多个项目。苏伊士与香港新世界集团合资组建的“中法水务”在中国拥有16家合作企业，是中国水业务量最大的国际企业。威立雅2020年购苏伊士环境后，水务收入是全球第二到第九位公司的总和，是中国最大水务公司北控水务的八倍，其在水务、废弃物与能源管理领域的管理经验是中国企业所需要的。
法国电力公司的核电技术与业务：法国的核电在电力结构中占比达到70%，为全球最高。与德国“放弃核电”的思路不同，法国很难放弃核电，并计划新建十几个核电机组。中国则是目前在建核电机组全球最多的国家，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仍处于上升通道。中国在核电技术引进与开发过程中，法国技术是一大重点，大亚湾核电站就是基于法国技术。中国现在已经开发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反应堆华龙一号，除了福建福清核电站5号与6号机组外，在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得到应用。但法国的核电技术依然具有优势，包括四代以上先进技术，核废料处理技术等。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合作投资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虽然因为英国方面的原因遇到挫折，但已为两国合作开发第三方核电市场提供了案例经验。法国的高铁技术也在中国构建自主高铁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助力。
法国电信是另外一个典型。法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早期形成了全球技术优势并具有自己的特色，曾经拥有全球最大的3G网络Orange，但因为资金、市场等原因，没有转化为全球性产业优势，在互联网行业大发展的时代被边缘化，大量的技术与技术人员为美国所吸纳，为美国后来形成互联网技术的全球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央控制”思路为互联网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路，而硅谷的“法国力量”与法语影响力是业内周知的事实。然而，法国电信依然是欧洲最大的电信企业之一，其4000多人的研发部门，长期研究项目占20%左右，涉及15个全球信息技术行业高度关注的领域。
家乐福与欧尚曾经是中国零售业有代表性的外企。随着中国本土电商企业的快速崛起，上述法国企业的优势已经弱化。但是，从全球范围看，线下实体店依然大量存在，其给消费者带来的购物体验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中国电商企业也以“新零售”的名义重新强化线下销售。因此，以线下销售为主的法国零售企业依然有借鉴价值。
此外，时尚业更是法国的一大优势，在中法合作中具有巨大潜力。法国拥有爱马仕、路易酩轩（LVMH）、开云等居于全球时尚界顶端的企业。路易威登、爱马仕等品牌专卖店是中国各大城市商业中心的标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服装、皮革、珠宝、箱包、酒店管理等领域从萌芽期开始，就从法国受益良多。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出国人数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在向价值链上端提升过程中，作为全球时尚中心的巴黎依然是中国企业借鉴的一大重镇。 三、 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
社会氛围通常表现为短期的民意，法国作为老龄化社会，舆论环境深受传统媒体影响，而法国一些大媒体深受美国资本影响，这是法国私有化的一个副作用，也是美国“全球媒体霸权”在法国的体现。“媒体偏好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社会上支持强化对华友好的社会氛围不如八九十年代，企业出于经营需要、政府出于整体考虑而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这在美西方国家相当普遍。因此，对中国的客观、理性报道在法国一些主流媒体上难以面世，影响了法国对华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但这需要辩证分析。
1980年代法国对华友好的社会氛围与环境舆论，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者心态”、西方国家对从封闭转向开放的中国抱有期待、对中国社会了解有限等因素有关。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与全球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上述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法国需要重新定位对华心态，这需要经历代际替换才能完成：从老一辈的五味杂陈到新一代的坦然接受。
以“扒粪者”自居，热衷于报道国内国外的负面消息，是西方传统主流媒体的普遍特征。传统主流媒体对法国老年人的影响比较明显，中青年则主要从新媒体接受讯息，他们的对华看法不那么极端而且具有可塑性。现在法国对华关系的社会氛围呈现为一个相对分化的光谱，这为法国对华关系舆论环境的长远好转提供了可能与基础。
法国也存在抱怨中国“对法国不够重视”的社会氛围，民众中的知华群体、企业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依然希望强化对华关系，以期从中国发展中分享更多利益、与中国进一步交流与分享文化自信、获得更多重视、支持法国在欧盟与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法双方应从细节入手，从青少年一代做起，培育与壮大这种社会氛围，改变目前这种不客观、不利于中法双方的舆论环境。
四、 政治领导人的个性
依据1958年宪法，法国是半总统制国家，总统可以谈判并批准条约，委派外交大使及特使，并接受外国的大使及特使。显然，外交方面法国总统较少受议会和政府的约束，国家领导人对外交的影响明显大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内阁制国家，也大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国家。因此总统有能力推行比较独立的外交战略与政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外交上选择战略伙伴时，政治制度的异同并非划界标准，因此才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中国的法国研究界有一种观点：从戴高乐到德斯坦，法国的外交遵循了戴高乐主义；密特朗是个转折点，希拉克是戴高乐主义的回响；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实际上是大西洋主义者；特别是马克龙，从青年时代起就与美国关系密切，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势力是他从政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从他的一些决策看（如不阻止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被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与其说是戴高乐主义者不如说是大西洋主义者。
作者认为，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需要是法国外交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典型表现就是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西洋主义在一定时期与某个领导人身上会有所表现，但到一定时候又会向戴高乐主义回摆。 整体而言，大西洋主义不可能压倒与取代戴高乐主义。领导人的个性在短期内可以决定法国的外交特点，但决定不了长期趋势。
就马克龙而言，他有一定的大西洋主义倾向，但并非典型的大西洋主义者，个人利益、文化归属感、民族自豪感与国家战略需要共同促成他比前两任总统更强调戴高乐主义。法国政治精英阶层很清楚，法美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的圈层外交中，法国不属于核心层，法国经常成为被排斥乃至放弃的那一个；在欧盟成员国中美国更为重视德国、更相信波兰；美国外交中损害欧洲国家利益的政策与行为众多，欧洲战略自主是欧洲的需要，更是法国的渴望。
五、 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
独立的法国很难在欧洲与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力，这是罗伯特·舒曼与让·莫内在二战后致力于倡导欧洲联合的主要原因。欧洲煤钢联营因此有了原初的推动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与深入发展，证明了“欧洲联合”的强大生命力。在欧洲整合越来越深化的背景下，法国外交受到欧盟的限制与影响，其中以德国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外交领域发声体现为“法国重政治，德国重经济”，法国领导人经常就全球重大政治、安全问题发声，而德国领导人就全球重大经济问题发声的情况比较常见。典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通过补贴排挤欧洲企业，德国对此反应比较强烈，德企在美国市场的介入程度与幅度都大于法国企业。作为欧盟的双发动机，法德之间的联系，除了欧盟层面的分工合作与人员自由流动外，政府层面已经发展到一些部委司局级人员交流任职的程度。先进技术合作与共享在欧洲航天局、欧洲宇航与防务公司等案例中有充分表现。德国电信与法国电信合并在英国的业务并成为英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这些都展示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程度。
但是，中国无意离间法德两国，与两国的合作都是在现有基础上“做加法”。在做加法的过程中，中国有权利依据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在两国中有所侧重。这也是法国所需要的：德国在战略上选择美国，法国觉得选择中国是合适选项。这与法德强化合作构成互补关系，体现了两国在欧盟与全球影响力上的差异与竞争关系。在文明竞争时代的常态是：国家间文化上越相似关系越密切，而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法德两国正是如此。
六、 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北约的领导力量，在欧洲的存在范围广泛而深入：军事上，北约的存在，是欧洲独立防务力量难以真正成型的主要原因，美国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家有驻军和大量军事基地，在协助这些国家免于外来侵略的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发展足够且能自主指挥的国防力量。政治上，强化跨大西洋纽带，限制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形成战略自主性，扶持欧洲国家的亲美政党与政治人物。经济上，通过大量资本与技术输出，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经济独立性。文化上，有计划地培养知美、亲美势力，从媒体、互联网等方面影响欧洲国家的社会舆论。信息安全上，对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与官员进行广泛监听。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美国对欧洲国家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巨大影响力。
但是，法国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受美国影响最小的国家。法国没有美国的驻军与军事基地，已经构建起比较强大的国防力量且能自主指挥，还拥有独立的核力量，是构建欧洲独立防务的第一推手。政治上，在承认自己是西方一员的同时，法国致力于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一些政党相对重视法美关系，但没有形成德国绿党那样的亲美政党，勒庞父女乐见特朗普的崛起与当选，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所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强化国民阵线（2018年改名“国民联盟”）与美国共和党的关系。文化与信息安全上，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扶持本土企业是欧盟成员国的共识，法国比德国更为积极。
从最近三任总统看，萨科齐“亲美”，是希望在希拉克之后修复对美关系、影响美国，从而保持或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影响他致力于保持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在气候等问题上批评美国、督促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反对对伊朗动武。奥朗德是弱势总统，“亲美”程度弱于萨科齐，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问题上，坚持要求“豁免”电影和书籍等文化行业。他在美国国安局“窃听门”事件发生后表示：必须确保美国停止窃听后才能进行谈判，其态度比默克尔更为强硬。
被一些学者视作“大西洋主义者”的马克龙，特朗普主义让他进一步意识到美国靠不住，因而倡导欧洲战略自主性，直斥“北约已经脑死亡”。英美澳成立三方联盟（AUKUS）、法国丧失澳大利亚450亿美元军事订单后，对他的“大西洋主义倾向”更是一大打击，不得不向“戴高乐主义”回摆，并强化欧洲的自主性，其典型案例是：与其他欧盟成员国推动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以限制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野蛮生长”，为本土科技企业“保驾护航”，并保护本国公民的信息安全。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他主张强硬与对话并举，与美国“彻底削弱俄罗斯”的主张明显不同。
因此，在肯定美国对法国影响力的同时，不宜高估这种影响力，进而影响到中国对法国作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认定。
七、 总结
中国在确定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的过程中，固然要通盘考虑诸多重要因素，如对方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社会氛围与舆论环境，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法德关系的紧密程度，美国的影响力等。但是，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宏观层次的基础性因素，必须优先考虑。这是中国与法国的需要，符合两国的长远战略需要。为此，中国必须从长计议，从细节入手，致力于中法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建立与强化。
（感谢彭姝祎、黄萌萌、赵柯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批评与指点）
“文明竞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的专栏。在“各个文明趋向内卷，不同文明又竞争又合作”的时代，本专栏将以此为基调，探讨“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两个方面的不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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