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刘文彩在这间屋子里面玩女人，玩了七八百个，我听了很自豪，要是这样，我的基因可是相当优秀，我是猛男……”
这位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公馆之中，当着众多游客的面大声介绍的，正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
刘文彩是“四大地主”之首。自从刘小飞退休之后，就一直在四处奔波，每天在公馆之中“做义工”，为游客们讲解，不过，他的讲解是为了给爷爷“洗白”。
刘小飞一个人去做这些还不够，在2010年清明节前，他号召海内外的刘文彩后人都回四川成都祭祖。
当年刘氏家族被称为“四川第一家族”，后人遍布世界各地，这一号召竟然一下子来了1000多人，最大年龄95岁，最小才几个月，一算相隔7代人。
刘小飞为了招待他们，本来准备了75桌酒席，预期是650人到场，这下子就有200多人找不到位置，最后只得离去。
刘氏后人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祭祖活动，引起了巨大的负面舆论，人们想不通，有这样一位臭名昭著的先祖，怎么还成了光荣的事情？
刘文彩，1887年出生于四川大邑县。
刘文彩是四川权势最大、对农民剥削最为严重的大地主之一，这是公认的事实。
早年的刘文彩其实是一个仅仅有三、四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他的发迹完全就是发的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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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
1922年，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趁机登上了军事政治舞台。
1928年，刘文彩的胞弟刘文辉升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彩被委任为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
到了1932年，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成立，刘文彩任司令，被人称为“川南王”。
刘文彩在做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的时候，在川南横征暴敛，开征了150种以上的税捐。
仅仅在宜宾这里，开征的项目就有44种，有的税收常人根本想象不到，比如“锄头捐”、“厕所捐”、“草鞋捐”、“红灯捐”等，这些至少还有个实物衡量，刘文彩后来还发明了“懒捐”和“乐捐”。
刘文彩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农民一旦种上就成了刘文彩操控的傀儡，以后只能种植鸦片，一旦因为某些原因不种了，就要按照原来收成的数额缴纳“懒捐”。
刘文彩强制老百姓修马路，好不容易修好了，他的手下对老百姓说：“路修好了大家都高兴。”于是就要他们缴“乐捐”。
这就导致了老百姓缴纳的各种赋税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前的20多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刘文彩还觉得不够，今年的田赋征收完了，还要预征明年、后年或者大后年的田赋。有的农民一年就需要缴纳12次田赋。
刘文彩
1932年，刘文彩竟然已经在预征1957年的田赋了。
仅仅是赋税一项，刘文彩在宜宾一地每年就要征收1200万银元。
老百姓们还编了一首民窑讽刺：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刘文彩在离开宜宾之前，还觉得没有搜刮够，对宜宾的老百姓们又进行了三次大洗劫。
第一遍是全城分区要凑到20万元军饷，如有违抗就地枪决。
第二遍是让手下人入户抢劫，刘文彩以司令的名义下令“关门闭户者枪毙”。
第三遍纵容士兵自由抢劫百姓的财物，刘文彩离开宜宾的时候，带走的是大量的银元和20多船的贵重物品。
后来刘文辉和刘湘“两刘争川”失败之后，刘文彩只得返回老家，但仍然能够过着他的舒坦日子，成了坐拥近万亩田土的大地主。
他曾说他有一个愿望——四方土地都姓刘。
在1941年，刘文彩建立了所谓的“公益协进社”，其实就是一个袍哥组织，组织里面都是十余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和流氓。
刘文彩就成了川西地区土匪恶霸的保护伞，更是对外宣称是“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
刘文彩与家人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刘文彩还将自己的大儿子送到上海，给杜月笙、黄金荣当徒弟，为了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打好关系，一直配合他们积极“剿共”，通过这些要员们向蒋介石炫耀“战绩”，以获得蒋家的保护，所以刘文彩横行乡里才会那样肆无忌惮。
刘文彩的田产是怎么突然增加到一万多亩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霸野田、买飞田、吃心心田等等手段，从老百姓手里面硬生生抢过来的。
他说那块田没有主，那就没有主；违背租佃契约，不顾田地的实际使用者直接霸占；看中某块田地，就像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田主如果不同意，就将四周的地全部都霸占，将这块良田围起来，截断了水源，那么中间的田就无法灌溉，田主只能按照刘文彩提出的低价出售。
在短时间之内，刘家的田产猛增到12530余亩，加上他的弟兄六户地主，共占田地将近三十万亩。
贫苦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向刘家租土地，刘文彩就乘机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地租。刘文彩还规定，贫农们在租田之前需先交纳一笔无息押金，说是在退佃的时候全部还上。但当时通货膨胀很严重，收回来的押金也只是一堆废纸而已。
1933年，刘文彩为了灌溉家中的一片土地，强制要求佃户们自带伙食和工具去修筑堰渠，没有一分钱的工钱。这些佃户因为饥饿不得不站起来反抗，没想到带头的农民万吉山竟然被刘家人用乱石活活砸死。
万吉山的死燃起了贫农的怒火，他们拿起扁担和锄头去刘家算账，最后还是被刘家的军阀队伍镇压。
这条命名为“万成堰”的堰渠最终修好了，水引到了田里面，佃户们还要交“水利费”，刘文彩还给自己竖立起一块功德碑，上面写着“泽及万民，功同李冰”。
刘文彩对共产党人非常仇视，1928年，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带领老百姓们抗捐，被刘文彩残忍杀害。
因为这场运动，刘文彩先后杀害了400多名共产党员。
他的剥削和残暴与共产党的理念格格不入，所以只要他盯上的共产党员干部，都会被无情杀害。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刘文彩的一生劣迹斑斑，罪行罄竹难书。
但由于他的弟弟刘文辉的起义，和中共合作，才让他得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战战兢兢掩藏着自己的罪行。
刘文彩诸多恶行是在1959年之后慢慢浮出水面的，刘家成为了全国负面的典型。
因为刘文辉也算是起义将领，周恩来将刘文辉调到了北京，意欲将其保护起来。
《光明日报》曾经采访过刘文辉，问他对刘文彩的看法，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情应该由我负责。”
其实刘文辉连自己都已经负责不了了，别说是对刘文彩负责。
刘小飞向族人介绍庄园藏品
那么，刘文彩的后人又是凭什么给刘文彩翻案呢？
主要依据就是当年刘文彩创办的“文彩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安仁中学。
这股歪风从1994年开始，大邑县安仁、元兴、苏家三镇联合举办了一场“庆园鸽鸭会”，特别邀请了刘氏家族的知名人士来参加，俨然将刘家视为当地的重要文化标志，在请柬上还刻意表示讨好，地点标注为“文彩中学操场”。
安仁中学建校50周年，有人建议发展当地经济，提升当地知名度，竟然重新修葺起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甚至有人说，应该恢复安仁中学的旧名“文彩中学”。
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已经不管名声和黑白，大邑县的某些企业还搞出了以刘文彩为噱头的产品，什么“刘文彩家酒”、刘文彩的妻妾们吃过的“唐场豆腐乳”，他们用这些东西来招揽游客，还对外宣称：刘文彩家酒即将进京城。
他们还想要搞“庄园文化”，一些店铺抢着要注册“文彩庄园”的名字，“刘文彩”一下子成了财富的象征。
1995年，县委书记梁恩玉了解了情况，感觉相当沉重，他召集了安仁中学中层以上的干部，主持了座谈会，目的就是为了切实、及时纠正安仁中学在校庆之中出现的问题，绝对不能纵容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歪风。
几天后，县委办公室发出了通报：
改革开放以来，确有少数人打着发展大邑经济、提高大邑知名度、提高安仁中学知名度的幌子，企图恢复文彩中学，但县委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为刘文彩翻案，是我党的宗旨所不允许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有学者气愤之下质问安仁中学：恢复所谓的校名归根结底是想要纪念什么？难道是纪念他剥削老百姓、屠杀共产党人？
然而，为刘文彩洗白并没有偃旗息鼓，有人在广州某报纸上面发表长文，宣扬刘文彩当年创办“文彩中学”，是一大善举。在1999年4月，一家省级报纸整版整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长文的作者很快就发表了一篇长达25万字的作品——《刘文彩真相》，这本书说，刘文彩并非是传闻之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在他的晚年还有不少善举，特别是办学助学，说明刘家是有“尊师重教”的“家风”的，对文化教育有着“敬畏之心”，说办学给刘文彩带来了无边的快乐和辉煌。
刘小飞也顺势写了不少文章：《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为艺术品吗》、《我的爷爷刘文彩》等。
刘小飞解释说，当年佃户们去刘家交公粮，桌子上都摆着肥肥的肉，凑齐了8个人就吃饭，他们吃得一嘴都是油。
刘小飞说得言之凿凿，但实际上这些他基本也是听说。
刘文彩
他和爷爷刘文彩相处的时间其实只有3个月，1949年，那时候他才3岁。刘文彩第一次看到他，捏了捏他的脸，问：“这是哪个的娃子？”有人回答：“这是老二元华的娃娃。”
3个月之后，刘文彩就病死了。
刘文彩死后，一大家子分了家产四处离散，公馆被政府接手。
刘小飞从小就因为是刘文彩的后人而备受歧视。
他年轻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对方听说他是刘文彩的孙子，这婚事就直接作罢了。
刘小飞长大之后就一直想要为刘文彩洗白，想要给爷爷乃至于整个刘氏家族恢复名誉。他拒绝了好友给他介绍结婚对象，余生的精神寄托就仅有这件事。
他不停去采访当事人，做口述历史，但他的这些文章是不可能得到官方和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的。
他想到的办法并不是上访，而是选择对游客宣讲的方式。
现在的刘小飞在安仁镇并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他进入刘氏庄园博物馆做宣讲的“义工”，不会有人收他的门票。
鸦片烟具
说到刘文彩，他总是情绪激动，反复鼓动游客们去看看他的博客，里面有几名长工说当年在刘家吃过肥肉，也有人说他爷爷建造过小学，有他和这些长工们的合影。
而刘氏家族的其他人，分散在各地，也有人和刘小飞的想法不同。
比如刘文辉的孙子，《人民中国》首席摄影记者刘世昭就直接承认：“我爷爷当年的确就是军阀，也贩卖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们就承认。”
刘小飞一直在游客面前强调着，冷月英所说的水牢是假的，气怒之下甚至是脏话连篇。
但刘小飞其实一直没有认识到刘文彩被人民厌弃的本质，绝对不是一个水牢这么简单，也不是一座学校和几盘肥肉可以抵消掉的。
现在的“刘氏庄园博物馆”的态度也很暧昧，他们发现刘小飞的激进解说确实能拉来不少游客，这些游客或多或少怀着猎奇的心态来这里看看，怀着怀疑的心态离开。
刘氏家族的3位名人雕塑一同坐在庄园博物馆的大厅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采奕奕，嘴角上扬。
在介绍三位名人的牌子上，分别写着，刘湘是“抗日将领”，刘文辉是“共和国部长”，刘文彩是“庄园主人”。
博物馆的招牌下面印着广告词：铸就中国传统地主庄园巅峰，穿越历史馨香，百年神韵，风华如故。
有一位记者去博物馆的时候，拍摄到博物馆正对面贴着一张楼盘的广告海报：续写刘氏庄园百年传奇。传承人文精华，撷采光阴。
刘小飞是为家族“洗白”，而这些人呢？完全是出于利益。
这些人颠倒是非，不顾历史真相，不讲实际证据，而是完全以感性来记录历史。他们也许觉得，现在已经是到了可以是非颠倒，抓几个小恩小惠，能够颠覆一个恶霸历史形象的时候了。
然而，他们的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他们宣扬的理由无非就是这几点：地主并不是恶霸，他们也有善良的人性；地主是德高望重的绅士、地方的名人，他们乐善好施，曾经做过造福百姓的事情；地主的土地和财富，都来自于他自己的才能，正是因为他们擅长经营、勤劳能干，有着过人的天赋，才能获得如此多的钱财。
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在脱离历史谈人性，还在跪拜所谓的特权精英……
作家胡平在著作之中说：“川南一带，十室之中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客。还有，他（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办任上，税捐项目达150多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哪一条，给百姓造成的巨痛和祸害，不比一个除了冷月英外再没有找到第二个人灌进去的‘水牢’要严重得多呢？”
亲历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们，但凡听说了这件事，无不气愤至极。
1998年9月25日，大邑县委县政府举行了肖汝霖、朱英汉、徐达人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县委书记义愤填膺，声讨刘文彩当年残忍杀害烈士的罪行。
在2000年5月18日，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副政委李安澜等几位老同志，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现在为刘文彩翻案，是当前有些人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表现。
刘文彩到底有没有捐过钱办学校？有过。但他这些钱原本就都是从人民身上掠夺和盘剥出来的。
他办学校到底是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后代接受教育，还是为了塑造自己伪善的形象，给自己披一层好皮囊？其目的不言而喻。
这样一个背负着血债的恶霸，怎么可能因为做过一两金善事，就掩盖住这么多年来的罪孽呢？
在太平年代活久了，人们似乎忘了太平日子怎么来的，那些有钱有势的官神、少爷、夫人、小姐，都莫名其妙有了浪漫小资的色彩，昨天还是黑的，今天就能成红的。
从1990年之后，就有了不少为汉奸涂脂抹粉的文章，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都能成为“好地主”。
鲁迅先生曾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原来，一直到今天，还会有人给恶霸地主招魂，以各种方式美化他们，丑化长工与贫农，继续大摆“人肉筵席”。可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网友的抵制与愤怒，已经说明了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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