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任弯湾长沙报道
初次见唐诗扬，她头上戴着粉色蝴蝶结发箍，开朗地对大家说“哈喽”，主动走过来拥抱每一个陌生人。“你今年多少岁？”“我24（岁）！我是十月出生的。”唐诗扬语速很慢，一字一顿，表达比较清晰。她是一名唐氏综合征人士，如今在一家校服制造厂上班。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综合征日。3月19日，一场有关湖南心智障碍者就业支持的研讨会在长沙召开。除了诗扬，还有不少唐氏综合征家庭来到现场。大家在这里分享了探索的经验和经历的困境，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唐氏综合征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需求。
女孩心愿是给爸妈买大房子
唐诗扬8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唐氏综合征。刚开始家人送她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每天放学回家后，父亲还会辅导做功课。虽然诗扬很努力，但学数学始终比较费劲。随着年龄增长，到了初中二年级，诗扬几乎跟不上班级的正常进度了，加上周围有同学对她指指点点，诗扬的性格也不再那么开朗，诗扬转学去了特教学校。
读完职高后，诗扬没找到工作，进入了离家较近的一家托养机构。经过托养机构介绍，2020年，诗扬开始在一家快递驿站做收发快递的工作。收发快递繁琐，容易忙中出错。杨伟平担心诗扬不会处理突发情况，会受累、受欺负，加上这份工作每天晚上8点下班，杨伟平也担心女儿回家不安全，最终还是放弃了。
杨伟平曾试图给诗扬找一份保洁工作，但诗扬并不满足企业的要求——诗扬的残疾评级为三级，而用人单位只有聘用一、二级残疾人才能获得国家补贴。
2021年，杨伟平得知亲戚的朋友开了一家服装制造厂，里面的员工几乎都是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聋哑人。商量之后，企业老板同意诗扬进厂上班，从学习穿线开始。
跟着师傅学了两个月穿线，到了2022年3月，诗扬基本能独立操作简单的机器，给裤子压线。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她的速度跟不上。杨伟平曾听女儿说起，她搞不赢的时候，统一休息的时间她就不休，拿来把工作做完。还有一次诗扬跟她说：“妈妈我的腿好酸痛”，杨伟平起初还比较担心，还好后来女儿适应了
现在，诗扬已经习惯了这份工作的节奏。诗扬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她的很多想法，诗扬小心地保护着，“这是我的隐私”。有次杨伟平无意间瞥见，女儿在本子上写下心愿：赚大钱，给爸爸妈妈买大房子，有暖气的那种。
小伙当音乐助教播放音乐
小伟（化名）也是一名唐氏综合征人士。2021年，小伟从株洲特殊教育学校的职高班毕业，进入了实习阶段。小伟妈妈黄蓉（化名）回忆，当时学校鼓励大家自己寻找实习单位，于是她为儿子找了一家餐厅。实习两天后，餐厅工作人员告诉黄蓉孩子不用去上班了。然后黄蓉找到株洲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负责人，希望能帮儿子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们给小伟开发了音乐老师助教的工作岗位。”黄蓉说。
作为音乐老师助教，小伟的幸福感来源于可以和别的老师一样上下班“打卡”。康复机构每天安排八节音乐课，小伟会在老师的指令下播放音乐，并控制好曲子的节奏。中午、下午下课之后，小伟就整理好集体教室的课桌椅、运动教室的器材。
对小伟来说，这些工作本身并没有太大难度。黄蓉担心的是他与大家的沟通出现问题，唐氏综合征人士的性格大多热情活泼，这使得小伟在刚开始工作时，似乎不那么有“边界感”。
有一次，小伟在机构看到一位乖巧的小女孩，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头。小女孩很敏感，躲到了外婆身后。没想到小伟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走进教室抱着老师痛哭。“小伟很喜欢和人亲近，机构的老师就告诉他，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点距离。比如说男女有别，我们之间握握手就可以了，不用拥抱。”黄蓉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主任、副教授徐添喜告诉记者，为了让包括唐氏综合征人士在内的心智障碍者更顺利地找到工作、融入社会，家长、特教机构、企业、政府部门等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徐添喜认为，培养心智障碍者的职业转衔能力，并不能只注重培养其求职技能、特定职业技能，而忽视了其休闲娱乐、社会交往、自我决策、独立生活、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现在一些职教班的教育并不以结果为导向，老师们凭经验对孩子进行培训。至于孩子毕业之后怎么办、去哪里，这种问责制度相对来说是缺位的。”徐添喜说。由于心智障碍者的理论迁移能力有限，所以对他们来说，传统的理论授课可能并不那么容易接受。如果特教机构和企业能够设置更多工作实践中的场景，让心智障碍者处于实地的情境之中接受培训，对于他们职业能力的培养来说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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