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大娄山东支的龙岩山巅，一片令人震撼的历史文化遗址凝固了数百年前的一段恢弘历史。
明朝时期，这里是“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的主战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附近村民口中的“宝藏之地”等来了探索历史遗迹的文物工作者；到了21世纪，考古学家们的足迹遍布山间，一处又一处遗迹被发现，一件又一件文物相继出土，这里的名字逐渐被外人所知。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这处不断给人惊喜的文化遗址，与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遗址和湖北成丰唐崖覃氏土司城遗址，一并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名字被郑重地推向世界。
海龙屯。 李玉祥 摄
这里是海龙屯。漫长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古老的石道、倾圮的宫殿，见证了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和土司制度文明。在经过数百年风霜洗礼后，经过考古学者和文保单位的发掘、整理、保护后，仿佛穿越时空在当今世人眼前重现，揭示了那段历史的种种细节，成为贵州目前为止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如今，海龙屯又在文保单位、文旅单位等多方合力之下，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将历史故事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吸引更为广泛的关注，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处地标。
土司制度在此凝结
“飞鸟腾猿不能逾者。”这是对海龙屯所处地势的形容。倚重险峻的龙岩山巅，三面环溪，一面衔山，可见其所在位置易守难攻，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军屯的特点。贵州的土司遗址并非仅此一处，为何偏偏海龙屯能被推向世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呢？这要从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溯源。
土司，又称土官，是元、明、清时期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这种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而施行的“土官治土民”的行政制度，在地处西南腹地，受山水阻隔且交通不便的贵州，是一种主要的管理方式。历史上，贵州境内大小土司林立，逐渐形成了水西安氏、播州杨氏、思州田氏和水东宋氏四大土司。其中，水西安氏土司存在时间最长，直到清朝被灭时已存在了1400多年，奢香夫人就是水西安氏最著名的首领。思州田氏土司面积最大，水东宋氏则面积最小，而论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最强的，还当属播州杨氏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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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级天梯。 杨世龙 摄
播州杨氏起于唐代，杨端率领杨家军平息南诏之乱，开始割据播州，开启了对播州的世袭统治。南宋时期，十三世杨粲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大兴水利工程，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教育，播州杨氏土司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1257年，杨氏土司参与了抗击蒙古的战役，并在那时修建了海龙屯。海龙屯考古项目负责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曾在采访中表示，杨氏土司之所以传29代才于明代倾覆，在于杨氏家族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方式。但到了明朝末年，二十九世土司杨应龙与川、渝地方发生矛盾，后激化为军事冲突，演化为叛乱，朝廷调动8省24万军队分8路发动“平播之役”，杨氏土司改土归流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海龙屯也自此被废弃。
海龙屯是贵州唯一一个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遗址。海龙屯共有九关，屯前为铜柱关、铁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屯后为万安关、二道关、头道关。险峻的地势易守难攻，在明朝廷向杨氏土司发起进攻时，铜柱关和铁柱关很快被拿下，但到了飞虎关却迟迟难以突破，飞虎关前的三十六级高大台阶形成了巨大阻碍，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最终，明军将主力绕至屯后才攻克海龙屯，由此可见，海龙屯的军事防御能力十分卓越。
飞虎关。 杨世龙 摄
在“平播之役”后，海龙屯便隐入烟尘，随着历史更迭，似乎鲜有人再刻意提起。不过，杨氏土司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在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一度发展至鼎盛时期，尤其还发生过“平播之役”这一被列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著名战役，因此，无论是杨氏土司还是海龙屯本身，在许多史料中都能找到相关记载，《二十四史》《明史》《元史》中都有有关土司的人物传记，民间甚至还有关于“平播之役”的章回体小说。这段历史并没有被人遗忘，只是，海龙屯这片承载了一个土司家族荣光的厚土暂时被时光掩埋了。
历史印痕再现人间
海龙屯看似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实际上，仍有不少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这处“秘密之地”，以揭开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1979年，海龙屯再现人间的契机到来。
这一年，全省正精心准备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在遵义市文化馆工作的葛镇亚被抽调参与文物普查工作，那一年，他34岁。葛镇亚曾在《遵义府志》中读到过，遵义有一个海龙屯，是“平播之役”的主战场，位置在距离城北面几十公里外的某处。仅凭一句简单的记载，葛镇亚判断，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址，葛镇亚坚定地向遵义城北的方向出发，寻找海龙屯。
他先到了一个叫作“海龙坝”的地方，四处打听，得知海龙屯还在更远的地方，要去太平公社附近打听。而到了太平公社，又得知海龙屯还要再往山沟里走十几公里。葛镇亚感觉，目标似乎近在咫尺，但总又没找到，他当然不甘愿放弃，便硬着头皮继续前行。此时正是冬天，遵义的深山里寒风刺骨，葛镇亚走过独木桥，蹚过小水沟，一直走到夜幕降临，他终于在山下发现一户人家，便敲门求宿。
朝天关和飞凤关。 景区供图
进屋攀谈一番后，葛镇亚逐渐弄明白，这个地方名叫双龙组，招待他食宿的这位大爷名叫刘远光，从交谈中得知，他苦苦寻找的海龙屯可能就在附近了。
刘远光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中生，从部队退役回家后一直在家务农。虽然，那时已经没人能说清海龙屯所在的具体位置，但这个村庄的村民们却都知道这附近有“宝贝”，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们就在挖土时挖出过青花瓷盘子。刘远光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自然对那里流传的历史故事十分了解，葛镇亚留宿的这一晚，两人聊起了杨应龙的故事，聊起了曾经村民们在此地发现“宝藏”的经历，一直攀谈至深夜，两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第二天，葛镇亚与刘远光告别，继续寻找海龙屯。他一打开门，只见屋外已被白雪覆盖，他找来一根竹竿当做拐杖继续前行，艰难地向深山里走去。越往高处走，海龙屯遗留的痕迹越发明显，几处损毁的关口隐约可见，巨大的石头也显露出来，他一鼓作气往上攀爬，终于，一道黑色的关口在冰天雪地中赫然矗立在他眼前。
被白雪覆盖的海龙屯。 景区供图
葛镇亚兴奋得想要欢呼，他从飞龙关走到朝天关，用海鸥牌相机拍了照片，确认了海龙屯是真实存在的，并明确了海龙屯的位置，第一次探索便告一段落。
此后，葛镇亚又多次去到海龙屯，他将这个惊世发现告诉了好友刘远光，并邀请对方带路，对海龙屯的各个关口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拍摄、绘制。通过3年努力，葛镇亚依据丰富的材料提交了申请报告，海龙屯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刘远光则被委托担任海龙屯的第一位文物保管员。
艰难的发掘和申遗之路
自海龙屯“重见天日”后，遵义相关部门便对海龙屯实施了相关保护措施，1999年拨款修复了飞龙关的阶梯。不过，真正将海龙屯进一步推向更高关注的，是2012年开始的更为系统的考古发掘。
2012年4月23日，周必素和李飞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贵州省文物考古所、遵义市文体广电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海龙屯，一场漫长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周必素早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就与播州杨氏土司结下了不解之缘。周必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凭借对土司文化和杨粲墓的了解，她将博物馆的展陈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2012年，周必素调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所长，主要从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以及西南地区宋元明时期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传说中的水牢，实为一地下通道。 景区供图
李飞从2010年开始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12年4月23日，他率队进驻海龙屯，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
那时，考古队就住在刘远光开在海龙屯上的接待站里。早在1999年，贵州对海龙屯就已展开过第一次试掘，刘远光作为海龙屯第一个文物保管员，对此十分上心，自费从附近的村民组接来电线，在此之前，刘远光在此开设的“杨氏接待站”一直都使用的是煤油灯。到了2012年，刘远光的接待站进一步扩大规模，但山上的条件仍然艰苦，缺水、电压不稳，打印机和变压器都被烧坏过，考古队到了晚上七八点就无法开展工作。山上春夏多雨，冬季潮寒，考古队员每天盖的被子都是潮润的，洗澡更是不用想，一个月一次已经算不错的了。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挡考古队员的热情，2012年，李飞在海龙屯上待了275天，2015年，申遗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他更是在海龙屯上待了330天。每天凌晨一二点睡觉几乎是常态，天黑之后的海龙屯无法再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但考古人员在每天晚饭后还要对文物进行录入整理。考古是一个漫长、枯燥且孤独的过程，令人惊喜的重大发现只是偶尔的奖励，而非常态。队员们忍受着严寒酷暑和无边孤寂，向着将海龙屯推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目标不断努力着。半年后，开掘初见成效，海龙屯考古成果全票入选2012年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以及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人未识”的海龙屯一跃成为全国考古界焦点。
飞龙关。 杨世龙 摄
“海龙屯土司遗址是中国48个世界文化遗产中从申请到通过审议耗时最短的一个。可以说这次申遗申出的‘贵州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代表着中国申遗的国家速度。”一位曾参与海龙屯申遗的文旅系统干部如是说。从2012年4月省考古工作队发掘开始，到2015年7月联合国表决通过，海龙屯遗址申遗，仅用了3年多时间，而通观世界，申遗的周期通常都在10年以上。
2012年11月，新一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公布，贵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等，合并称土司遗址列入“预备名单”。同年12月，我省召开首次世界文化遗产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贵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联合申遗，作为2015年中国申遗唯一项目，标志着海龙屯申遗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在当时联合申遗的三处遗址中，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发掘起步最晚，虽然考古队开创性地开展大量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但与早已着手准备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相比，工作进度上还有很大差距。2014年3月21日，土司遗址保护暨湘鄂黔三省联合申遗联席会议在遵义市召开。国家文物局相关司负责人对当时的海龙屯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进度十分着急，甚至一度情急掉泪。
铁柱关。景区供图
从3月24日到9月17日专家现场评估，海龙屯申遗团队必须要在短短5个多月时间内完成28个项目。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考古团队、申遗团队面临巨大的挑战，一场齐心协力、用意志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在山野间展开。在这段紧锣密鼓的工作期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前来预检时明确提出:“海潮寺不做好保护和修缮，海龙屯就是带病申遗”。曾参与布达拉宫修缮工作的文保专家、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与规划所副所长、现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在海龙屯上整整住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地抢工期，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前提下，通过结构矫正、病木更换、屋顶修缮等方式，确保了文物安全，让海潮寺修复成为国内同类文物修缮的典范。
2015年7月4日，中国申报土司遗址全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国内专家对仅用3年时间申遗的海龙屯作出高度评价：创造了一个奇迹，时间最短、投入资金最少、专家验收评价最高、效果最好！
绽放学术价值与文旅魅力
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几乎囊括了中国考古的各类奖项。该遗址2013年、2014年连续获中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遵义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在2015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贵州、湖南、湖北）在“2015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获得2013～2015年度“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屯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田野考古的“金奖”。2021年，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是贵州唯一入选的项目。2022年海龙屯遗址和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新王宫。景区供图
荣获诸多奖项，海龙屯考古也成为贵州特色专题考古的一个代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首席专家的周必素，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存考古研究回顾》一文中，从司治、军事遗址、墓葬、碑刻、宗教等九个方面对西南土司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认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司考古工作，特别是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不仅是对土司制度文明的探索，也掀起了一阵“土司学”热潮，从中国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的申遗、管理、利用、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文献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2022年7月，4卷225万字考古发掘报告《海龙囤》正式出版，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在序言中评价：考古揭示出的海龙屯规划，通过研究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在他看来，“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海龙屯景区
在文旅运用方面，遵义也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展开了合理有效的开发，让海龙屯这处凝结了历史印痕的遗址面向大众。如今，海龙屯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并成为经教育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批准的遵义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景区内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农家乐、研学场所坐落在山下，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曾经作为海龙屯第一个文物保管员的刘远光，他的儿子刘炬材已长大成人，如今正是负责运营海龙屯景区的管理者之一。刘炬材从小生活在海龙屯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相当熟悉，五六岁时就自告奋勇地充当小导游，带着人们上山参观海龙屯。如今，已经成年的他加入到管理运营景区的公司，培养了更多讲解员，将自己对遗产保护的感情和理解融入到合理的景区开发中，成为公司的运营总监。刘炬材告诉记者：“对世界而言，海龙屯是世界文化遗产；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座山，又不止是一座山。”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容
视觉/实习生 明雪
编辑/曹雯
二审/舒畅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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