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网络上一直有种说法，超级驴友徐霞客，花了大半辈子在全国旅游，表面上自费，实际却是凭着过硬的关系，分文不花，一路上有官员们好吃好喝招待着，住的是驿站，用的是官府车马，那滋味别提多美了！
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古代，驿站真的可以任人为所欲为？普通人也能搭上免费的官府班车？
真实的答案：恐怕很难！
古代的驿站，是今天无所不至的邮局的前身，但如果你认为驿站就只是负责送送信、偶尔充当一个临时招待所，那就大错特错。
历朝历代，对驿站的定位：重要军事设施。
高级背包客，能蹭官府车
01 驿站是要收费的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方便车马通行的驰道红红火火修起来，官方信使风风光光跑起来，随之应运而生的，自然便是接待各位信使的中途休息停歇的“服务区”，也就是驿站。
秦汉时期，这种接待行人或信使的机构叫作馆、亭、舍，即有官舍，也有私人客舍，但无论官、私，都要收取一定费用，以维持驿站运行。
《周礼》里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类似驿站、馆舍的机构了，人们因公出差、外出旅行，都要有个落脚休息、补充物资的地方。秦汉时期，这种地方被称为亭。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汉高祖刘邦，他在发迹之前，职业就是泗水亭长。
不少人都想当然地以为，刘邦是不是就负责在一个亭子里巡逻、负责治安？或者这个亭是指的基层自治组织，类似于乡、里之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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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都猜错了，亭长就相当于一个官办邮政点的负责人，以及招待所所长，同时，因为当时人烟稀少，这位刘亭长好歹是吃官家饭的，手底下大概有几号人，因此，还须承担起附近的安保工作，负责维持治安秩序。
别说俺是农民皇帝，俺不是
有朋友又会好奇了，这样一个底层小吏，有啥权力？或者说有啥好处没有？
好处还是有的，如果经营得当，至少不会饿肚子，很大可能还会有不少节余。
按照当时的法律，亭驿要负责提供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所需数量精确到升、斗，这也符合秦人法律琐碎而严苛的特点，汉代虽有删简，但仍然保留了限量供应、总量控制的管理方式。
比如，《居延汉筒》中就记载：“驿马一匹，用食三石六斗。已得七十二石少七十八石六斗。”
来了多少马，要吃多少粮，都记录得明明白白，如果有人免费吃喝，那就意味着亭驿负责人要自己掏腰包倒贴，这种情况下，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白吃白喝？门儿都没有！
事实上，因为亭舍经营中的损耗，不仅不会随便免费，反而要收取一定费用，来堵住收支漏洞，甚至实现盈利。
关于官舍收费问题，西晋文学家潘岳，也就是那位“貌比潘安”的正主儿帅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到官舍是收费的，是私人旅舍则参照官舍的收费标准，也向行人收取费用。
潘岳《上客舍议》“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依官舍收钱数。”
在这样的驿站制度下，徐霞客即使有办法住进驿站，还是逃不过一个掏钱买单的命运，所谓分文不花的穷游，从何谈起？
哥帅不？帅也不能白住
02 驿站非官不能用
除了驿站收费之外，徐霞客使用驿站还有个更大的障碍，那就是驿站属于官用设施，更严格地说，这是军事设施，并非普通老百姓能够动用的。
多数时候，驿站的工作人员是有军方身份的，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明代大儒王阳明，他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当个没品的驿丞，但要知道，被贬之前，他供职何处？兵部！
别说驿站的管事人与军方相关，连送信的邮传信使，也须由军卒担任。
《宋史•太祖本纪》中记载：“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
宋太祖在建国初期，便意识到驿站传信的重要性，特意下诏，要用军卒传递邮件。
军方人员才稳当
既然驿站的定位甚高，接待的人员也不能是无足轻重，而要有一定品级。
对应不同等级的官员，驿站给予的招待等级也不同，从一品官到七品官，逐级递减，没品没级的普通人，即使是官员家属，也不予接待。
在《新唐书•百官志》中，对不同品级官员如何给马的问题，做了详细规定,而且还为驿马配备相应的牧地，种植马匹食用的苜蓿等饲料。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上有差。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
除了严格驿马使用的等级标准外，唐代还规定了官员不得在馆驿淹留，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赖着不走、拿着公家资源白吃白喝。
根据《唐会要•馆驿》的规定，官员家属不能安排在驿站休息，官驿也拒绝为其提供饮食、草料等。
《唐会要•馆驿》记载：“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打着官眷的名义要求住驿站，大概率是会被赶出去的，弄得不好，还会连累官员，一并受罚。
在现代人看来，会觉得这种强迫官员与其家属“分开住”的做法很不可思议，但在古代，确实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下次再看到哪个没有官身的衙内蹭官方车马，不必犹豫，大胆举报便是。
什么？夫人只能去住村舍？
03 符传凭证
前面我们说到，只有官员才能住驿站，现在再补充一点，即使是官员，也要有符传凭证，有事才能住驿站，无事入往，也是会被拒绝的。
在《汉书》中有多处记载，出入驿站是要有符传凭证的，这有点类似《西游记》中唐僧一直拿着的通关文凭，每到一地，必须凭此通关，还可以被安排住进官方驿站。
驿站有权查验官员是否手持符传，如果没有符传，即使位高权重，也可能被拒之门外。
《汉书》中就曾记载一起案例，某亭长拒绝大司空无符入住，还斩杀大司空的卫士，事后亭长被通缉，但王莽认为亭长是依法履职，不必问罪。
《汉书•王莽传》记载：“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
由此看来，没有符传却想住驿站，在律法规定上是有困难的，不过法律之外还有人情，实际操作时，就可能出现各种偏差，使得制度执行力大打折扣。
他们都说我是穿越者？其实我只是比较公正英明！
在宋太宗时期，还发生过一起官员之子“矫制乘驿”，攻打县城的恶性事件，幸亏被机智的地方官发现并制止，最终，这名官员全家被判死刑，父母妻儿无一幸免。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以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子飞雄矫制乘驿至清水县，缚都巡检周承缙及刘文裕、马知节等七人，将劫守卒据城为叛，文裕觉其诈，禽缚飞雄按之，尽得其状，诏诛飞雄及其父母妻子同产，而哀若愚宗奠无主。”
在这起反叛事件中，秦州节度判官之子李飞雄，采取了伪造乘驿文书的方式，混进县城驿站，将都巡检等人捉住，并想劫城叛乱。
由此可知，驿站在古代实属地方军事重地，关卡所在，一旦被拿下，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乘坐驿车确实能一路通行，穿州过县而不被阻拦，但乘驿是需要文书的。
竟然有人到我的驿站蹭吃蹭喝，还造反？
此次事件后，宋太宗立即下令，重新启用“乘驿银牌”，这是一种比文书更高级的乘驿凭证，有特殊的材质、纹饰、编号，伪造起来比较困难。
在端拱二年，因为使臣、边兵经常遗失银牌，宋太宗再次废除乘传银牌，又改为用枢密院牒，不过，不管用的是什么，总之一句话：乘驿需凭证，无事不给用。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戊午，罢乘传银牌，复给枢密院牒。”
《宋史•舆服志》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谋乱，伏诛。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制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鈒二飞凤，下鈒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
佩服自己的机智
不仅宋代有银牌作为乘驿凭证，明代同样如此，使用的令牌叫作马牌。
据说，徐霞客能入住驿站，就是因为中军唐玉屏给了他一块马牌，使得他拥有“公务员”的身份，能够到公家的地方蹭吃蹭喝。
但事实上，明初对驿传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出公差用马牌，兵部都有相应记录，极难作假，必要时还可作为是否出差的凭证。
明英宗时期，有人弹劾王文与于谦谋立外藩，王文自辩：召亲王要有金牌，派人出差要马牌，这些都可以在兵部查验，我没做过这些事，相关记录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明史》记载：“英宗复位，即日与于谦执于班内。言官劾（王）文与（于）谦等谋立外籓，命鞫于廷。文力辩曰：「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
由此可知，明代对马牌的管理较为严格，不太可能出现官员随便送给朋友一块马牌的事情，这种渎职行为，很容易被追责。
我是吃过苦的王，别拿这些破事儿驴我！
不过，明代也的确存在闲杂人等，到驿站蹭吃蹭喝的情况，甚至这成为驿传的一大负累，耗费大量钱财，不少官员提议撤掉多余的驿站。
比如，明武宗（正德皇帝）时期，就多次出现地方官借进贡为名，向驿传敲诈勒索；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权臣严嵩的家奴，也经常往来京内外，路上皆吃住驿站，堪称骚扰。
《明史》记载：“正德四年，容美宣抚并椒山玛瑙长官司所遣通事刘思朝等赴京进贡，沿途驿传多需索，为侦事所发，自鲁桥以北计千余金。部臣以闻，帝以远蛮宥之。”
《明史》记载：“（严嵩）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长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负国之罪五也。”
我出去玩还要自费，你们上贡还要占便宜？
小结：
由此看来，生活在明代中晚期的徐霞客，依靠一些官员朋友取得使用驿站的资格，似乎也就顺理成章，至少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无论徐霞客是否能够“穷游”全国，古代驿站作为重要的军事设施，都有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代动乱、朝臣懈怠时，再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彻底沦为一纸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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