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在我们这里，却似乎有些说不太通。因为我们钱家山下村，位于会稽山脉一条细小支脉的末端，溯永宁溪，往上走得五六里，便是“里山”，山道弯弯，田少地多，村落多是沿山旁溪而筑，因稻米少而杂粮多，日常炊食，番薯、六谷（玉米）打头阵。顺永宁溪，向下行得七八里，人称“外阳”，溪道转为河谷，更远处与枫溪（枫桥江）相接，一同汇入泌湖，之后便成大河，从骆家桥乘船，可通绍兴，达杭州，其地田畴广阔，盛产稻米，真个是鱼米之乡。
以故，村人嫁女，便多顺水往下走，愿其钿橱谷常满，餐餐吃干饭。村人娶妇，则多来自“里山”，因我村稻米虽不及外阳，勉强还能半干半稀，柴火纵不如里山，舂年糕、煮粽子的柴爿不缺，加上有山塘、水库，还能年年有鱼，所以也是山里人向往的好地方。
我小时候站在老网山顶，也曾想象古代先人，逐水而居，待平原、河谷人满为患，便向山里拓展。当魏晋时，右军兰亭，谢傅东山，堪称风流，山阴道上的风景，自是应接不暇，但也时闻猛虎噬人，可见山居多险。只是为谋生存，不得不往山里行；为求富裕，时常顺水向下游。
山道崎岖，曲折高低，娶亲迎亲，花轿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山乡的女孩子，既是盼嫁，也是盼着坐着花轿，风风光光地周历各村，留下一生中最为流光溢彩的时刻。父亲曾多次讲述村人的花轿轶事，同时也带出他和母亲的婚嫁故事，我一直想寻个机会来写一写。
我父亲和母亲在新历1951年初结婚，那年父亲虚龄二十六岁，在旧时的农村，这已经是真正的晚婚了。
村里的男子，通常十七八岁就结婚了。同村的“同年佬”黄水江，是父亲少年时的伙伴，十八岁结婚，娶赵家赵安琴。迎亲时，父亲做抬轿的“杭郎”，起了个“玄色早”，用花轿去抬新娘。午间喜宴结束，嫁妆装箱，锣鼓齐鸣，新娘入轿，行将启程。依礼仪，女家要表达不舍之情，假意按住杠头，不让起身，如此再三，方可起轿。但女家亲属有些小心思，有意“弄怂”（欺侮），变成真按压。一边发力起轿，一边用力按压，轿杠不堪重负，生生折成两截，场面极是尴尬。
赵家是有名的大村，旧时曾为镇所，瓜山则是一小村。大村姑娘嫁小地方，有人不忿而生事，这类大村欺侮小村的做法，那时也很常见。但此刻有理无理、是吉是凶还需另说，关键是必须觅得轿杠，才能成行。父亲他们到处求人，得到指点，找到赵家镇的“轿行”去租赁。掌柜说：杠是有的，但借走一根，这轿也就用不得了。所以要按整乘轿的价格收费。从赵家迎亲，有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之前一番折腾，天色近晚，耽搁不起，只好按价支付。
这次迎亲，将近夜半时分，才接得新娘进村。好在日后看来，并无不吉，安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都有出息。大儿子金甫，年轻时做赤脚医生，打得一手好“冷针”（针灸），远近闻名，现在还在做村卫生所的医生，而且他娶的仍是一位赵家镇的姑娘。
展开全文
父亲21岁时的照片
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七六，长得眉清目秀，才华亦是远近有闻，但年过二十，婚事还没有着落。父亲是长房，往往有远房亲戚来议亲，吃在我家，饭后却无视主家有适龄男孩，而转去堂兄家里。无他，堂兄是独子，一座五间两弄的中央台门楼屋，独占一半；这边，我父亲有四个兄弟，正屋仅有两间，侧屋是空着的，还没安装阁栅楼板。
娶一房媳妇，至少得有一间屋。为儿建屋，原是家长的责任，但日军占据浙北时，在194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廿三，在鬼子南侵诸暨的“大扫荡”中，我祖父被强拉去做了民夫，虽然从半途逃脱，但颇受惊吓，不久就患病去世了 （详见澎湃新闻2022-01-21《鬼子来了》一文）。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幼弟则尚在怀抱。所谓“长兄当父”，这做大哥的要负责弟弟的成长和婚娶，做大嫂的也要跟着吃苦头，又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女儿来吃苦呢？
瓜山村位于半山区。再往里，便是山区，坡地多，水田少，以玉米、番薯等杂粮为主过日子。往外，山谷渐宽，北行八九里，便是平原，水田蚕桑，一望无际，所以好姑娘都往山外走，而不会往山里嫁的。那么，能议亲的，也只能是山里的姑娘了。那时议亲，通常都有媒人作中介，当然这媒人也往往是由亲戚担当，长辈谈妥就成。但父亲少年时已有主见，他对祖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必须亲眼见过，满意才行，否则宁可不娶。
曾经有亲戚给介绍了一位姑娘，大林村的，父亲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偷偷去看了一眼，那姑娘又黑又瘦小，好像还没有长大，而且刚从地里回家，根本不知道有人来看相貌，所以没有修饰，更显不足。父亲大失所望，没有同意。他晚年说起这事，依然颇有感慨。我能大致体会他所感慨的内容。他对自己的才干、外貌有着充分的自信，显然是因为家境的原因，才被人小看了，居然这么差的条件也来作媒！但父亲又有些不太好意思，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姑娘，不知情之中，却要受他这般“嫌憎”，实在是无辜的。
日本投降后，父亲曾跟随舅舅去了南京做事，不久便闻被本保甲抽中了壮丁，只好返回。祖母为保下长子，想方设法让姚家庵人买走这个名额，为此耗尽了家里的浮赀。
接着，迎来了解放。就在岁月蹉跎之中，已经是天地翻覆，原先人们所向往的富庶人家，转眼被划为地主、恶霸，乡村体制由此重建。这些，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婚约嫁娶观念。
村里第一任农会长是父亲的远房叔叔，其父在前清中过武秀才，每年能获黄家祠堂奖励500斤稻谷，他本人亦能武，喜演戏，不事产业，遂沦为赤贫。他上位后，凭借执掌的权力，快意恩怨。1950年，政府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仅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被他圈出了好几户地主和富农。我家也被定为富农，令祖母忧心不已。幸好不久，就被新派来的工作队纠正了，最后，全村只有黄定汉家被定为富农，还有两三户人家定为上中农，我家则是中农。
随着土改深入，地主、富农都已被归入另册，这多少让中农之家显得活泛了一些。1950年秋天，父亲谈妥了婚事，对象是邻村小溪坞蒋如堂先生的女儿蒋美球。到年底结婚时，已经是新历1951年的初头，我母亲虚龄二十一岁。
外公曾经做过保长，四乡闻名，交往亦广。他家最初也被定为富农，后来改正为中农，家境颇好。育有三子，均极优秀。我母亲是其独女，最小，视若掌上明珠，三位兄长则更是关爱。母亲读过几年私塾，有基本的阅读能力，而且曾去上海帮亲戚料理家务，见过世面。原本的婚嫁目标，大约也是大户人家。但世道已变，可选择的对象范围骤然缩小，婚事压力也就大了。大舅蒋钦钊先生，当时是杭州市会计学校（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的兼职教师，不仅有魄力，更是有眼光。他先相中了我父亲，以为才干和外貌都合适。因为是邻村，我母亲曾经与父亲在路上朝过一面，相互印象都不错，所以也表示同意。
外婆很高兴女儿有了合适的人家，但拿到生辰八字一看，我母亲属羊，我父亲属虎，算命先生说是“羊入虎口”，恐怕将来要吃苦头，外婆听后，怎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大舅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相信“命理”，他说：“阿mēi （阿妈）放心，我只得一个妹妹，一定让她过得好，要是没饭吃，我来养着！”话到这个地步，外婆也只好放手。
于是大舅请他的朋友，也是父亲的族叔黄定翰做个现成媒人，商量嫁娶事。我小时候记得生产队有一丘田，叫“炳超独亩”，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嫁妆田。田地之外，还有金戒指，“文革”中，为造新屋，需买材料，家里实在艰难，由在杭州工作的二舅代为出售了。所以，我从来没见母亲戴过金银首饰，还误以为以前的农村太穷，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父亲、母亲结婚若干年后的照片）
关于婚礼，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用大红花轿来抬。坐花轿，这大约是从少女时代就存下来的一个梦想。这个要求让父亲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解放之后，政府倡导“移风易俗”，一度禁止用花轿，租轿生意自然十分清淡，所以父亲用很少的费用，就达成了母亲的心愿。
外公给的嫁妆十分丰厚，也体现了三位哥哥对唯一的妹妹的那份宠爱。那田块地契和几枚金戒指，都装在精巧的妆盒中，由出嫁的新娘双手端在怀里，坐在大红花轿中。长长的迎亲队伍，抬着整整十八扛嫁妆，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启轿。外婆亲自送独女出门，眼里溢出了泪花，既是喜悦释怀，又是依依不舍。我父亲穿着大红罩衫，戴瓜皮帽，亲自前去迎亲。从小溪坞到钱家山下，走直路不过一里多地，这花轿队伍却是先向北，沿大溪坑向小西湖，再向东转洞家桥，穿过杨村，越过新桥头，然后折返向西，就这般走过了邻近数村，留下了无数旁观的目光和羡慕的赞叹，黄昏时分，从村东进入钱家山下，在锣鼓与喇叭声中，隆重地抬进了中央台门。
【回音壁】
王安祈（台湾大学）：可以编一出《抬花轿》。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您是做过口述历史吗？这么多细节这么清晰，文字生动，佩服之至！对了，我和我先生的八字，也是“羊入虎口”。
黄仕忠：我把自己代入进去，在我父亲的回忆基础上，加上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并且把父亲不同时候说的事情串联起来。“羊入虎口”的细节，是大表哥看过后补充的。还有部分记述，则来自我大姐。我能体会到口述本身的限制，有时会造成不同故事迭加，有时会出现时空错乱，所以我把文献学研究的实证方式加了进来。
朱爱冬（中山大学）：我见过两位长辈，读来更觉不同。
刘勇强（北京大学）：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
仿此句意，正所谓观父母叙儿女婚事，不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则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不奇，观那壁厢老张亦添油加醋，则奇；观他人婚事终究不奇，观亲儿叙其令尊令堂婚事，则更奇。
故此题大妙，尤以超越“小我”为难。若一味记录长辈口述，难免隔膜；若一切恍如亲睹，又必无是理。全文用笔分寸适宜，详略得当，虚实互补，若偷窥瘦小黑女一节，作者自称大致能体会其父感慨，揆情度理，端非虚言。而将听闻穿插于叙事之间，寓细节于社会变迁之中，乃使乡村细民婚姻深具时代意义。此奇而又奇者也。
廖可斌（北京大学）：别的地方的人“抬杠”，赵家村人“压杠”，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规矩，惹出很多无谓的麻烦，过去乡村人每每如此，让人忍俊不住！令尊大人自有主见，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并不多见，这是后来家庭昌盛、儿女有为的重要原因！
骆建平（高复班同学）：起早看了你写《父亲的婚事》，虽平淡却很感人。真的佩服你，你能把细节表达得如此清楚，让人亲临其境。尤其是我们一代人，对此感触最深。
蒋志毅（表侄）：我听爷爷说，在小溪坞我们是最殷实的一户，另外一户是蒋真家。太公和大阿爷两代都做过保长，这个保，好像包括阳春（旧称杨村）的一部分。解放时，小阿爷有点文化，在镇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提前了解了政策，知道小溪坞必须要划一个地主。所以由太婆作主，三兄弟紧急分家，甚至村子里属于我家的舂米作坊都不要了。最后总算划了一个上中农。而蒋真是独子，独得家业，所以成了地主。蒋真后来当了一辈子地主崽子，连老婆都没娶上。信息，在任何时候都那么重要；命运，则真的很会捉弄人。若真成了地主，爷爷辈的四兄妹命运将完全改写了，包括下一代的您。
吴先宁（民革中央）：你家祖母因被划为富农成分而担忧，可见她远见卓识，智慧超群，料事如神。我听我们村老辈聊，感觉他们当时对划成分没很在意，就照各家田地财产来嘛，根本没料到成分会变成荣辱匾，生死牌，子孙的活命饭食。所以尽管我们村田地最多的也只有十五亩，不够地主标准，但因为必须有名额，两家较多的，就划了地主，没听说他们有不同意见。
我爷爷是租种人家田的，附带代收一下租谷，本应是贫农，但中农名额未满，让他做中农，他也没异议，就做了中农，所以我家成分是中农。
我一小堂爷爷是富农，虽然后来开斗争大会的时候他也总要叨陪末座，台上去站一下，过年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他也不能休，要去修路填坑，作为改造，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我们富农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不像那些懒汉！”这话我亲耳听他说过。
至于我家中农，我觉得只要不要生上学、入团、招工、参军等等痴妄之念，就像祖祖辈辈那样做做吃吃，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们村子小，只划了个富农，几个上中农，差不多一半是中农，剩下的才是贫农、下中农，个别雇农。我爷爷排行第五，在村里口碑很好，他1955年去世，可是70年代我回乡时，大家都称我“五公的孙子”。我爸是小县城名流，在城里被斗得很厉害，回村后乡亲们对他很好，红白喜事照样坐上席。
全村只有一个给寡妇接脚倒插门的家伙，跟我同一个生产队，二流子式的人物，有时候要来念“阶级斗争”的经，但毕竟是外来户，且大环境不允许他为非作歹，所以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前些年有一位我同龄人来访，讲起当年的事情，说“村里人对你们很好”，我说也有不好的，就举了那个家伙的例子，他马上说“他不是我们村的”。这位同龄人虽然跟我们家有矛盾，但从来没拿我爸的政治问题做文章。村里人说我爸是“忠臣受难”，迟早一天会官复原职，所以若有人稍有不敬，马上就会被人家训斥。
1978年，我考上大学，同时我父亲恢复工作，村里人个个都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早就说了，怎么样！？”后来我爸分管全县的文科教育，又当上县政协常委，有时广播里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村的人马上就讲“我们阿槐又出名了！”——我爸原名郑玉槐。
你文中说武秀才每年能获祠堂奖励500斤稻谷，这种奖励我们家乡也有，叫“励贤租”。过去村里有宗族祠堂，祠堂有祭田，由族里贫困户轮流租种，田租比较优惠。所收租金（稻谷）除了祭祀外，还用于族里公益事宜，资助、奖励族中子弟读书即为其中之一。我爸就是靠“励贤租”资助上了高中和大学。
我在农村时赶上了一些传统的尾巴，所以有时候读古籍看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就会想起当时的一些经历和听闻。
吴朝骞（杭大同学）：@黄仕忠 你好福气：没能参加父母的婚礼，却熟知父母的婚礼细节。相信是父母、长辈等数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叙述，在你心中留下了活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顽皮，十来岁第一次在街上打羽毛球，很差的拍子，很赖的技术，不偏不倚，把羽毛球打在一路人的鼻子上，而这老人恰是个塌鼻子。他追了我好几条街，一路骂道：“你个童子痨，你妈是哪里娶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婚礼在哪里办，是在温州，还是福建（父母都是福建移民温州）。而且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谈起父母的婚礼。我大哥、大姐都大我十六七岁，他们五十多年前的婚礼，在今天看来都有历史的沉淀感了。
程芸（武汉大学）：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不好，“文革”期间父亲是下放农村的老师，母亲是回乡知青，两人相差八岁，由相亲而相识，相识而相知，很快结婚，时在69年的重阳节。从此相濡以沫，已五十多年了。2019年两老金婚纪念日时，也只是合拍了一张照片，恰逢我在美国访学，就把二老的合影发到朋友圈里，写了几句祝福和感慨，然后，在文字之后，献上了九十九朵玫瑰，一朵一朵地敲上去的，整整九十九朵。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汪曾祺文字之感，好看！最后的大红轿呼应文首，很有余味。期待继续拜读老师将时代熔铸于个人家族史的文字。
邹双双（中山大学）：久远过去的故事，描写入微，真的令人惊叹。说来我父母的婚事也一曲三折，很有故事性，听了很多次，但要提笔描述，估计三两句就得无奈作结。我们或许应该抱着记录历史、民俗文化的心态，再去听听父母讲他们那一辈的事。然后，我爸也是虚岁26岁结婚，因为穷……
老家是我们的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只是同是乡村故事，有很多同感的地方，但我写不出来，一是笔力不够。再是心境，写不写得出来，关键可能还是用不用心的问题。读黄老师的文字可以作为慰藉，期待更多的文章，期待下一本书。希望将来也能像黄老师这样手握两支笔，畅写故乡情。现阶段要先做好学术之笔的训练。
黄仕忠：@邹双双 你的故事，还在酝酿之中。而我所写的，已经酝酿了一辈子，值此心境，所以能够有此写作。等时候到时，你也自然可以。诚然，先得有心。其次，则是某日忽有写作的欲望时，便要立即动手。
张诗洋（广州大学）：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真俊朗啊。头回一睹奶奶尊容，也是大户人家的仪态。从抬轿到花轿，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切面，也颇能见出爷爷的性格。小说笔法，余味悠悠。读您的散文，都有股在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汹涌的力量。
陈艳林（学生）：父亲从为朋友抬花轿到用花轿迎娶母亲，其间沧海桑田，娓娓叙来，让人感受到时代与风俗更迭的同时，还有父辈命运的跌宕起伏。时代不足惧，让人惧怕的是其中人情冷暖，有父亲的伙伴娶亲时的尴尬，有父亲跋涉二十公里去看邻村小姑娘的失落，有母亲提出坐花轿的美好愿景，其间种种，小人物是无法选择的，唯有被时代滚滚车轮裹挟着向前。
沈珍妮（学生）：就像家中长辈回忆那些日子。当年我爷爷奶奶的婚事，爷爷是第九子，奶奶是长姐，两下耽搁，亦是老大成婚。而奶奶家当时又被划为富农，看到土改一节，亦与奶奶往年所说多有印证。老师的文章通过爷爷的婚事发掘当时的人、事之一隅，前后两个花轿的故事却仍透着活泼的甜蜜。老师多次说过要有“两支笔”，一支是学术的笔，一支是文学的笔，见老师散文，方知确应如是。
徐兴无（南京大学）：电影《牧马人》里小孩子们围观牧马人结婚，牛犇演的牧民说：“去！没看过你爸和你妈结婚吗！”
陈建根（中学校友）：看了黄教授所写父亲的婚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听我母亲说，他们结婚时已解放了，是自由恋爱，但外婆不同意，因为我父亲5岁丧父，10多岁丧母，跟我伯父都靠我太奶奶抚育长大，土改时成份是贫农，因为家境太差，没上过学。但他一心为公，后来社员们选他为生产队大队长。我外婆家条件较好，我母亲还读过几年书。是我母亲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偷出去，和父亲去公社办了登记手续，结婚时也没什么嫁妆。我外婆对我是所有几十个子孙里最好的，但对我母亲偷偷去登记一事，在我面前还是一直耿耿于怀。我问过我母亲，为什么要和当时那么穷的父亲结婚，她说那时不讲究家庭条件，是自己喜欢。他们养育了两子一女，我父亲89岁离世，母亲今年87岁，还健在。
赵国瑛（中学校友）：生动有趣，作为赵家后人，作为赵家后人我对文中的乡俗俚语倍感亲切。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通过父母婚事的细微描述，反映了彼时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世俗心态。窥一斑而知全豹，此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细细品读，感慨良多。
岑宝康（杭大同学）：父亲的婚事，事涉社会的动荡和变迁，家境的荣辱和浮沉，更取决于父亲的禀赋和向往。这还不够，只有融入了母亲的亲爱和贤淑，才使这桩婚诸事齐全，万般圆通。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令尊是很好地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人。人一生，在重要的节点，头脑清醒，目光高远，脚踏实地，必然会有好前程。家中长辈，有无读书人，哪怕只是识文断句，这对孩子的影响都会相当大。试想，如果令尊被征壮丁，结局会大变，后果不堪想象。如果年轻人对自己意向中的另一半迁就凑合，命运也将改写。缅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亲戚朋友，是仁兄这篇文章的大意，而与命运博弈，则是文外曲旨。好文章！
张世君（暨南大学）：感觉你和父亲关系好，两代人的交流沟通好，很难得，为你提供了非常好的家庭史料。你又有非常自觉的个人史、私人史意识，读起来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比如父亲去看那个没有相中的女孩，很有父亲的个性特色，又有为人的善意，对女孩的同情，还有一点小幽默，比如“嫌憎”的用词。我不知道是你父亲真实的用词，还是你添加的，总之比较有趣，说明你父亲是一个实诚的人，也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李颖瑜（香港理工大学）：真是妙趣横生，子女写父母婚事，却如同目睹亲历，种种乡间风俗、人情世故耐人寻味。父亲之人格尤令人敬佩，卓尔不群，不甘平庸。见瘦黑姑娘一节，更从寻常琐事中揣摩父亲幽微心思，果然人情练达即文章。
王芊（中山大学）：在旧时代里不因家境而“将就”，在解放后也不因迷信而忌讳，而是始终为“外貌”与“才干”的人格优点而坚持自我，可以感觉到黄老师的父母，都是不随波逐流、有思想主见的“独立人格”。在一个泯灭人性的时代里，他们的故事竟然带有一丝一见钟情、相知相惜的浪漫爱情味道。偷看小黑女，言其刚从地里回家不曾修饰的细节描写，其实是父亲出于善良为其回护吧，从中更见温柔本性。
向双霞（长沙理工大学）：每回读您的散文都能让心静下来，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您所描绘的那段历史。语言平实、生动有趣，画面感很强！您父亲确实一表人才，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很是般配，哈哈。散文写到母亲坐花轿便戛然而止，和开头父亲做抬轿的“杭郎”对应，有余味……期待后续。
陈慧（中山大学）：感觉令尊、令堂大人很有夫妻相呢。
孔庆夫（中山大学）：我有幸见过爷爷，同桌吃过饭。
那是2019年仲春，您受邀回绍兴文理学院讲学，我随机同行。飞机到达萧山机场，晚点不少，天已初黑。我们更改了赴绍兴晚餐的计划，直奔钱家山下。到达时约莫晚上8点已过，天已全黑。
停好车，入门台庭院，我看见到爷爷坐在大门处等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当时94岁了，腿脚不太方便。您进院门后，爷爷就撑起身想来迎接，您快步上前扶爷爷进屋。
此时，您哥哥和嫂嫂已烧好了一大桌菜，招呼赶快入席，说：“飞机晚点，你们早就饥肠辘辘了吧。”于是斟满了温过的黄酒（仲春的绍兴，仍略有微凉）。
爷爷落座后，用手抚摸着您的背，然后伸向桌上炖好的整只鸡，取下一只鸡腿，放到了您的碗中，并慈祥地看着您吃。您数次回望爷爷，在爷爷的注视下，一口一口把鸡腿吃完……
这互望的一幕，十分温馨，至今犹在眼前，令我动容。
【附记】
家严黄炳超先生，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钱家山下村人，生于1926年12月12日，卒于2020年2月24日，享年95岁。家慈蒋美球女士，生于1931年9月6日，卒于2008年2月6日，享年78岁。家严曾读过高小四年级，是村里少有的读书识字之人。因少年失怙，为兄当父，扶二弟做工人，三弟、幼弟入浙江大学；幼弟黄炳华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北京，曾任第二炮兵某设计所副总工程师，1996年1月，获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模范科技干部”、军事科研一级英雄荣誉称号。家严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有尊严的农民，更是一位有温情的父亲。我从他这里获知许多先辈故事、乡村风俗，成为我记录那个时代与社会风俗的可靠依据。今值家严逝世三周年之际，敬撰此文，以表忆念。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