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文化深远，其中以杨继宗为代表的“廉吏”文化，更对清廉阳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阳城县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编创了 《廉洁文化润阳城》一书，该书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的“廉吏”因素，以历史朝代更迭为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独立完整的故事、深入浅出的感悟，从数百位阳城在外致仕者及外地来阳城为官者中选录了杨继宗、王国光、陈廷敬、张敦仁等40余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发挥廉洁文化培根铸魂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打造 “清廉阳城”文化名片。
朗读丨张静静
张敦仁 学者治州县
节选自《廉洁文化润阳城》
张敦仁（1754-1834），字仲篙，号古愚。泽州府阳城（今山西阳城润城村）人。乾隆四十三年（1775）进士，授江西高安、庐陵知县，迁铜鼓营同知，署九江、抚州、南安、饶州府事，嘉庆初，历松江、苏州、扬州、江宁、吉安知府，官云南盐法道。清代著名学者、数学家。
巧治轿夫
上任吉安知县时，张敦仁才19岁。
这个知县也是不是太年轻了？前来接他的两个轿夫心里有些不服，凭什么你这么年轻就能当知县，还要我们抬你？俩人对视一笑，心知肚明，就想耍笑这个小知县一番，行进中不是前后颠，就是上下荡，比豫剧里那段著名的《抬花轿》还热闹，把轿里的张敦仁折腾的头晕眼花、倒肚翻肠，几乎就要吐出来。
张敦仁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命令停轿。
两个轿夫也累的够呛，站在路边一边喘着粗气擦着汗、敞开褂子扇着凉，一边偷偷笑着看这个小知县的洋相。
张敦仁笑着说：“我看你们俩的力气不小，抬的不过瘾。这样吧，去把路边那块大石头抬进轿子里，走得稳当些。”
两个轿夫一听，大眼瞪小眼，傻了。但是领导发了话，又不敢不遵。
张敦仁上了轿继续赶路。两个轿夫憋住气抬着轿子向前走，但是，越走越吃力，不到半里，两人就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赶紧向他求告说：“老爷，小人再也不敢了，请把那块石头放下吧。”
张敦仁故意把轿子摇晃了两下，笑着说：“不行啊，没有刚才荡的舒服，再摇晃一会吧，老爷我喜欢！”
两个轿夫放下轿子，齐齐跪在地上，一边不住地磕头，一边苦苦求告道：“老爷，小人知错了，您老人家就高抬贵手，饶了小人吧……”
张敦仁冷笑一声，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这才把轿子里放的那块大石头“哼”下去。接下来的路程，二人规规矩矩，再也不敢耍什么坏心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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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责色徒
嘉庆五年（1800）开始，张敦仁历任江苏扬州、松江、苏州和江宁知府，管理江南十府粮道。置身富饶繁华之地，他清正廉明，精于吏治，使当地弊病绝除，风气一新。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人才荟萃，没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难以立脚的。有一年，春旱秋涝，粮食欠收，当地农民为了活命，纷纷卖掉耕牛以度荒年。牛贩子、屠宰户趁机压价，大发灾民之财。张敦仁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与相关领导商议，让他们到当地大户人家去募捐银两，和自己的捐资凑在一起，从牛贩子和屠宰户的手中买下这些耕牛，由官府统一喂养。第二年春耕时，他又让农民以原价赎回自己的耕牛。这样，虽然自己赔进了不少银子，但是却解决了灾民困难，又保证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当地农民和上峰的交口称赞。
在吉安任知府时，当地盗贼活动猖獗，不断扰民滋事。张敦仁挑选出能干官吏专管巡查，一方面展开政治攻势，强烈谴责这些盗贼的罪行，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捉拿首犯，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使这些穷凶极恶之徒无处藏身，全部落入法网，当地社会秩序得以安泰。
张敦仁不但手段过硬，而且足智多谋。一次，有两个男子带着一个抱着男孩、长相漂亮的年轻妇女来打官司。
年长的男子胡子拉喳，一脸苦相。他指着那个年轻的男子说：“他帮我拉了一阵车子，就撒腿跑，把我甩开，硬说车上我的妻子是他的，求老爷给我作主。”
年轻男子虽然眉清目秀，一付“小鲜肉”的样子，却眼睛滴溜溜地转，一拍胸脯，十分自信的说：“他这是老牛吃嫩草，明明是我妻子，他来讹诈我，不信你问这个女人。”
张敦仁问那妇女，那妇女有些姿色，左右看了看，指着年轻男人说：“他是我男人。”
年轻男子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年长男子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张敦仁看了一下妇女身边那个只有二、三岁已经会走路的男孩，一下有了主意。他吩咐衙役立即出去在街边买了一个烧饼，回来一掰两半，递给小男孩说：“你吃一半，给你爹吃一半。”
那男孩拿着半个烧饼径直走到年老男子面前说：“爹，你吃。”
案件当下明了。
张敦仁怒斥那个年轻男子道：“你仗着自己年轻，又有些人模狗样，大街上就敢强抢别人老婆，实实是缺少教养。来呀，”他扔下一支令签，“将这个诈骗男子重责四十大板，罚他十吊铜钱赔偿那年长男子夫妇。”
衙役上前按住那个年轻男子就是一顿猛揍，年轻男子顿时一阵哭爹喊娘，嘴里不住求饶。眨眼之间，“小鲜肉”变成了“红烧肉”。
那妇女也赶紧上前磕头求告，悔恨自己不该一时糊涂，见异思迁。
明辨是非
龙泉县“天地会”滋事，张敦仁奉命前去查办。但未到达时，当地驻军已经派兵捉拿了二百多人，民心惶惶。
张敦仁通过调查走访得知，真相为“天地会”首领与当地一温姓人家有仇，此次行动纯属一种报复行为，并非什么“叛逆”，因此予以从轻处理，只追究了为首二人的法律责任，使事态得以平息。
官员学者
张敦仁一生好学，居官48年间，无论公务有多繁忙，总是挤出钻空，手不释卷，他是个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学者。《清史稿》评述他：“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所刻书多称善本。”他做学问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忘我境界。
嘉庆六年（1801）夏天，张敦仁到崇明岛办事，随身就带着数学手稿，早晚闲暇之时，他就以观潮为名，躲出公衙，回避应酬，携带书稿，潜心修订。崇明岛风景优美，他无心欣赏，精力全部集中在那推理严谨的数学研究中，就是遇到海水涨潮他都浑然不觉，直到打湿书稿他才惊呼而起。
张敦仁的数学成就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化了《辑古算经》复杂的运算程序。唐代数学家王孝通编著的数学专著《辑古算经》，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南朝著名科学家祖冲之父子所著的数学专著《缀术》失传后，它第一次向人们介绍了求三次方程正根法，从而解决了大的工程建设中的许多计算问题。张敦仁在研究这一著作时发现，这一方法尽管有很大创造，但运算过程中许多复杂的程序却不易为人所接受。于是，他大胆进行了尝试，将宋代就出现而业已失传的天元术（和现代数学中列方程相似）运用于这些题目的计算中，使王孝通复杂的运算程序一下子简化为简单的列方程解应用题，为古代数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据此，他写出了《辑古算经细草》三卷。
二是挽救并完善了“大衍求一术”。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数学九章》中记载的“大衍求一术”，其雏形是：“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是中国中世纪数学家的一项杰出创造，其中所涉及的理论和现代通常所谓的一次同余式理论颇为相似，与历学家计算历法所用的“上元积年”法有密切关系。因为这一问题在求解过程中要辗转相除直至最后余数为“一”时止，所以被称为“求一术”。“大衍求一术”由于历史原因，在明中叶后被搁置一边，无人过问，更谈不上应用，濒临失传。张敦仁为挽救这一被遗忘的伟大成果，跑了大半个中国，才找到这一成果的雏形，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加上自己的创造，使之不断完善，以《求一算术》为书名，刊行于世，在中国数学史上立下了又一功勋。
张敦仁的数学及其它著作很多，除上述两部外，还有《开方补记》9卷、《通鉴识误》3卷、《雪堂墨品》1卷，《通鉴补正略》4卷、《盐铁论考证》1卷、《礼记补注考异》2卷、《艺学轩诗集》1卷。他不但数学成就斐然，而且文才极高，留有《张古愚诗文》一本，诗风淡中见雅，别具恤民之心和人间挚爱。“依依不作长官看，索字征诗意未阑。笑我十年牛马走，今宵还取绛纱寒”（《城东寺示诸学童》），写他重返吉安当知府时，在城东寺给小学生们讲课的融洽情形，读来如身临其境，其乐融融。“以我怀思切，知君望远偏。夜灯儿女共，常日风雨连。许氏两千字，毛公三百篇。寒窗应读罢，疑义与谁传？”（《寄内》）把对妻子的思念写得淋漓尽致，伉俪之情，跃然纸上。他集诗书于一体，书法作品“揽拂清辉映月明，含情自理晚妆成。双蛾久蹙春山怨，今夕相看两恨平”流传后世。至今，在砥洎城他的故居还存有他题写的一幅木刻对联：己欲不为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及求诸己。笔力遒劲，笔法卓异，含意深刻，令人寻味。
【析事悟理】
张敦仁因政绩卓著、公正廉明被列入《清史稿·循吏传》，而他更显赫的身份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料科学家，在文、史、哲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在数学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斐然、贡献突出。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型官员”。
古时讲求“学而优则仕”。学子们凡经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除捐官者外），无一不是饱学之人，不少学者往往兼具官员身份，做官属“正差”，做学问为“玩票”。“学者型官员”繁盛于宋代，134位宰相就有123人出身科举，其中著名者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苏洵、欧阳修、沈括等。后世时有延续，至民国时期成为常态，如蔡元培、胡适、鲁迅、陶希圣、王云五和王世杰等。官员能够在处理繁重政务之中，利用案牍俗务之隙，坚持读书做学问，不得不说是一种真兴趣、苦修炼、大性情。因而，“学者型官员”大多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视野胸怀广、办事能力强，专业技能优、公众形象好等诸多特点。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为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言。原典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有的人把其中的“优”理解为优秀，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官做得好就可以去做学问，学习学得好就可以去做官。也有的人认为，这里的“优”是优裕之意，就是有余力。那么这句话的正确理解便是，做官如果有余力的话应该去读点书；读书如果有余力的话就应该出仕。其实，这两种理解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很准确。试想在封建社会，百姓人微言轻，纵有非凡才能，如果手中没有相应的权力，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其主张之一便是入仕，即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崇高理想。而要想入仕，不好好学习或学习不好是万万行不通的。因而就有了“学而优则仕”之说。若如愿当了官，这时的读书就重在明理、明道、立德，用圣人之道去佐君安民，建功立业。这就是“仕而优则学”。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现象。为官者大多在年幼之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从而养成了常年读书的习惯，后来即使做了官大多也不改其习，其读书学习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养成、一种乐趣、一种躬身理政的途径和方法。张敦仁一生好学，从19岁起居官48年间，总是手不释卷。《清史稿》评述他：“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所刻书多称善本。”可以说，他为官之余，做学问已经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这才成就了他“学者型官员”的美誉。
《论语.宪问》中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只贪图安逸，那他就失去了人生价值，就不配称作士人了。《论语.宪问》中又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如果一个君子天天吃饱喝足却不做事，英雄无用武之地，又能有什么出息呢？那真就太让人难受了。在孔子看来学习和当官是相辅相成的。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可惜事与愿违，他一生并不得志，周游列国十几年，却没有人肯重用他。孔子是士人和君子的典型代表，他追求的人生价值表面看是当官和做学问，其实质是“修齐治平”，国泰民安。《论语·学而》中还说：“学而时习之”，出仕则是“时习之”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要把所学的、所修的东西应用到社会生活的从政实践之中。张敦仁巧治轿夫、智破“争妻案”、明辨是非，正是其从政智慧的具体体现。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君子从政则既可更好修身，也能更利于推行仁道。“学者型官员”无疑是对圣人之道的生动诠释。
历史上同张敦仁一样的“学者型官员”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名相王安石不论官做到多大，都没有放松过学习。他在任上除去办公，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实在疲倦不堪时，才肯睡上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匆匆起床办公。正是这种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使他成为一代名相和令人赞叹的大学问家。著名的改革家和科学家沈括，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气象、生物、医学等学科中都有重大成就。在古代西方人尚不知石油为何物时，他经过反复研究，弄清了这种黑色液体的性质和用途，动员老百姓用它烧饭点灯，还给它起了一个形象化的名字：“石油”，一直沿用到今天。民国以降，官员与学者出现了双向流动，学者并非皆为入仕，而入仕者多为绝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30岁离开政府部门从事教育，受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影响，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觉醒、奋起培养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先驱者。作为学者和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30多岁步入仕途，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其思想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官员从事的公共事务和公职活动，决定了对于知识和理性的内在信赖性。从政的职业特质，要求领导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这是因为公共行政、公共决策的基础是经验、知识和科学，是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丰富的政治智慧和广博的专业才能，还因为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人格行为需要书香来涵养。官员的读书风气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处在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领导干部加强读书学习成为必然要求、迫切要求、起码要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创新才干、改革举措、富民政策、具体实践和实际政绩。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来源：濩泽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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