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日前，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地区接连发生两次7.8级强烈地震。由于此次地震关联区域面积较为广大、涉及人口众多，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受影响总人数超2300万人。
地震之前，土耳其就面临着自2003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此次大地震或将加速“埃尔多安经济学”破产，降低其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政坛崛起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政绩”，以及其掌握了农村和城市棚户区的农村移民等力量。埃尔多安自2002年底竞选获胜出任总理起连续执政，2014年起担任总统，2017年通过改行总统制的修宪公投，2018年起担任新政体下总统，今年5月若胜选，可连任至2028年。从开始执政前夕的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顶峰，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从2402亿美元增长299%至9575亿美元，人均GDP从3617美元增长245%至12489美元；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增长业绩，堪称“奇迹”。
但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存在长期致命弱点：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由此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提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挖掘、巩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从而加强土耳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由此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及其外在表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通过大量借入外债来弥补。
同时，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埃尔多安得以对农村居民、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大批就业机会，由此实现经济、政治“双丰收”。
在本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一派欣欣向荣、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埃尔多安的上述路数能够维持；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他的上述操作策略日益难以为继，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即使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一度重拾量化宽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创全球经济、特别是土耳其支柱产业，土耳其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在疫情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从2022年起强力度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创巨痛深。
结果，自2013年达到9575亿美元的顶峰之后，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总体趋向萎缩，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201亿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708亿美元），其后虽然有所反弹，但2022年土耳其名义GDP（8535亿美元）仍不及2012年（8801亿美元），人均GDP（9961美元）不及2008年（10778美元）。再考虑到土耳其全国失业率和贫困率分别高达10.8%和17.1%，为经合组织国家之冠，昔日的“埃尔多安奇迹”早已褪色。
更糟糕的是，为了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也由于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高度依赖大规模基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在经济外部约束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埃尔多安一直强烈反对加息，备战大选时尤其如此。其结果是不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而且激励了土耳其负债的继续高速膨胀和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乃至屡创新高，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本外逃、货币转换（将本币转为外汇资产），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汇储备的萎缩。2018年以来土耳其一再发生“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的金融危机，就是源于土耳其经济上述基本面因素的恶化。
结果，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启动的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土耳其沦为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国家之一。根据土耳其官方数据，2022年10月该国通胀率高达85%，2022年12月CPI同比上涨64.27%，2022年全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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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了吸引选票备战大选，“埃尔多安经济学”持续发力，进一步采取了降息、大规模提前退休、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让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承压。
一是降息。土耳其央行2022年连续4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下调500个基点，2023年1月19日宣布维持9%的基准利率不变。此举效果等于为土耳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火上浇油。
二是大规模提前退休。2022年12月28日，埃尔多安宣布取消该国男60岁、女58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要求，1999年9月之前开始工作并完成社会保障注册者中，女性在20年内、男性在25年内完成5000个工作日即可立即退休领取养老金。埃尔多安宣称此举可使225万工人立即退休领取养老金而“受益”，其后果是土耳其原来1390万人的领取养老金人数由此一举猛增16%，加剧土耳其财政负担并影响其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稳定性。
三是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2021年底，土耳其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50%以上而达到4250土耳其里拉（约合275美元）；2022年7月，提高30%至5550土耳其里拉；2023年起提高55%至8506.80土耳其里拉，比7月份确定的水平增加了55%，比1月份的水平增加100%。在高通胀环境下，此举无助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但会助力“通货膨胀—加薪—通货膨胀升级”的恶性循环，并损害其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在此环境下，地震带来的损失将大大加剧土耳其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可能将其相当部分面向未来的投资转向重建灾区基本设施，从而损害其长期增长潜力。
理论上，大灾造成的重建需求可以带动一个社会的投资，进而拉动其整个经济增长，但这种“破窗效应”可能并不适用于这次土耳其地震的情况。因为“破窗效应”生效的前提是重建投资给本土生产创造了有效需求，但土耳其并非发达国家，也没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次灾区遭遇全面摧毁后的重建投资带来的需求很大或更多部分将用于进口设备、材料等等，而不是全部或大部分为本土生产提供购买力，还将可能恶化其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货币汇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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