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以及范仲淹等名儒对医者的颂扬，使医生这一职业在当时社会有着显著的提高，这也导致许多仕途不顺的文人开始投身医途，从而形成了的“儒医”之风。
但无论如何提高，在古代，医者的地位定然是无法和士大夫相比的。因此，很多人成为医生，都是无奈之后的抉择，“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很多时候，只是他们抚平心里落差的借口，很少有人是直接怀着这个信念从医的，或者说，他们从一开始并没有一个“良医”所应有的医术和医道精神。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良医、大医，都是在一次次生死的拷问之中，在一次次的拯救灾难之中，铸造出的回春妙手与精诚仁心。
便如大医李杲！
李杲——乱世之中品行高洁的富二代
李杲，字明之，因为其世代所居的真定县在汉初名为东桓县，所以在晚年李杲自号东桓老人，后世也多称他为李东桓，就如苏东坡这个名号一般。
公元1180年，李杲出生了，从此刻开始，李杲便踏入了一个纷乱的时局。彼时南宋、金、西夏、西辽屡有争端，时常开战，而在北边的大草原上，也有一个部落政权正在崛起，在不久的将来，这支势力也会以强势的姿态加入这场角逐之中。
李杲的人生旅途，注定不平静。
李家在当地是豪门望族，所以他的家庭条件非常好，一是经济方面，《东桓老人传》：“其先世居真定，富于金财。大定初，校籍真定、河间，户冠两路”。也就是说，李杲家是真定、河间这一片地区的首富。
二则是教育方面。李氏既藏富于家，也藏书于家，其父辈好读诗书，经常宴请文人雅士谈古论今、辨析经史，另外其父曾多次散财赈灾、接济穷苦百姓。
万贯的家财，没有让李杲成为一个骄奢淫逸的纨绔公子，而其父亲的文心于儒心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所以青少年时期的李杲，养成了“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相接，无戏言（《东桓老人传》）”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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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有一些同龄人，因为嫉妒李杲的品行，假意请他吃饭，结果却请了很多歌妓在席间调戏他，有些还拉扯他的衣服。李杲见状，高声斥骂这些无聊之人，并将被歌妓触碰到了的衣服脱下来烧毁。诸如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但李杲始终持着端正的姿态和纯洁的心灵。
身处乱世，一个品行高洁的富二代，接下来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
与至亲的死别——无能为力的悲痛与缺憾，促使李杲生出了学医之念
年纪稍长，李杲便师从王若虚学习《论语》、《孟子》，从冯叔献学习《春秋》。王若虚、冯叔献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他们能教授李杲，并非源于钱财，而是因为李杲的品行与天资。
随着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理解加深，再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李杲心中萌芽的“仁义”之花，逐渐生长盛开。
在读书期间，李杲还令人在宅院边的空地上建了一座书院，专门延请接待读书人，对于生活经济拮据的学生，他更是尽力尽心的资助他们，不求回报。
在金章宗泰和年间，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饥荒，很多灾民流落于河南等地。李杲目见灾民的惨状，心有不忍，极力赈灾，正是因为这份怜悯之心，其“全活者甚众”。
多么高尚的品质！然而就是如此一位善良的谦谦君子，不幸却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李杲的母亲王氏卧病在床，李家人请了很多医生来诊治，但是对于王氏的病情，一众医生说法各异，自然而然，他们诊治的手段也迥然不同，各种汤药轮番尝试（其说同异，百药备尝），但王氏的身体状况日渐衰退，最终去世，然而这些所谓的“名医”，连王氏是因何病证而死的都说不清楚。
母亲的离世，让李杲尤为悲痛，此时他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从来都是顺风顺水的他，面对与至亲的死别，其心情可想而知。同时他更痛恨自己，恨自己不懂医术，不能挽救母亲的性命。
当然，王氏的病逝，怎能归咎于李杲身上，可是应该怪罪那些“莫知为何证”的医生吗？他不知道，善良的李杲啊，他把内疚和痛苦都深埋在心中，在那一刻，他稚嫩而哀伤的眼神变得坚定无比。
李杲决定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位良医，用心学习医术，避免这种因误诊而产生的悲剧再次发生。于是，当听到一位名叫张元素的医术非常高明时，李杲花费重金前往拜师。
简单的介绍一下张元素：
张元素自幼聪颖过人，27便考中了进士，但是因为犯已故皇帝的“庙号”而落榜，遂弃仕学医，开创了中医“易水学派”，并有许多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张元素的人生经历，同样是在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路上前行。
名医收徒，看重的并非是钱财，而是对方是否能将自己的学问传承发扬，以及是否有一颗悲悯之心。在看到李杲眼中的坚定和善良之后，张元素相信，这就是能够继承他衣钵的人。
此时李杲拜师张元素学医的初衷，有两个：
一是砚伯固所记载于《东垣老人传》中的“当力学以志吾过”。二是元好问所记载于《伤寒会要引》中的“明之幼岁好医学”。
通过李杲学医前的经历，我们不难判断，第一个是主要原因，第二个是次要原因。
这段时期的李杲，尚未感受到何为“大医精诚”，也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这种境界，在我看来，相当于佛家的“普渡”思想，而“大医”就相当于“佛”，这种思想上的升华、心境的转变，需要不断的修行，不断的感受生命的珍贵，才能获得。
属于李杲的修行，也逐渐到来。
第一次灾难：大头瘟时行，群医束手，李杲心生恻隐，力挽狂澜
访得名医，李杲自然是废寝忘食的学习医术，张元素也是倾囊相授，一千多个日夜转瞬即逝，李杲“尽得其法”，他相信身边之人不会再因误治离世了，于是拜别老师，回到了家中。
上文说到，李杲的家境非常好，其父辈结交的都是社会名流、达官显贵，虽然宋、金、元之际有“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为之有也”、“医国医人，其理一也”等对医者重视的理念，但李杲的家庭，依旧不至于让他去做医生。
《元史·李杲传》：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非危急之疾，不敢遏也。
李杲没有行医的想法，旁人也不敢轻易找李杲看病，以免被误会是轻贱于他。不过，若真是有危急之病，李杲也不会袖手旁观。
其实，在回家不久，也就是泰和二年初，李杲捐了个官，是济源县的监税官（大家不要误会，“捐官”的行为，在当时是正常当官的渠道，并非李杲没有操守）。同年四月份，对李杲医道的一次考验来临：
彼中民感时行疫疠，俗呼为大头天行，医工便阅方书，无与对症者。
一种俗称叫做“大头瘟”的瘟疫开始流传扩散，一众医生查遍医书，却找不到与之对症的方子。因为没有药治，许多人染上了就只能等待死亡，于是民众皆闭户，“亲戚不相访问”。
医生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来诊治，说直白点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但如此无依据的治疗，根本无济于事，并且还因误诊加快了病患的死亡。对此，病患家属并没有责怪医生，误诊的医生也不觉得内疚，在他们看来，这次灾难本就是人力难以抗拒的，唯一能做的，只是祈求瘟疫快点过去、感染的人数少一点。
只有李杲，心中不忍，他突然迫切的想要救活这些百姓，驱逐这场瘟疫，但母亲因“莫知为何证而毙”的那一幕屡屡在李杲眼前浮现，他不能让误诊至死得悲剧发生在自己手中，于是他苦苦思索。
“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终于，李杲明白了大头瘟的症状缘由，并研究出了一张药方，也病人服了以后，果然见效，李杲长出一口气。
是的，这张方子拯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生命，许多人都说这一定是仙人传授的方子，于是把它刻在了石碑上。这个药方的名字中，有“普济”二字，足见其分量。
看着消散的瘟疫，看着重新繁华的街道，看着百姓灿烂的笑脸，一种喜悦从李杲的心中蔓延至全身，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感受到了世界的美好！
第二次灾难：壬辰之变，感同身受的苦难与巨大病灾，使李杲产生了“对天下百姓横夭”的悲悯
更加动乱的时刻来了。
公元1214年，金朝河北绝大部分郡县落入蒙古军的掌握，同年五月，金宣宗率众南迁至汴梁（开封），史称“贞佑南渡”，李杲也在这次南渡之中，迁居至此。
家乡真定被蒙古军占领，监税官也没法做了，一路走来所见生灵涂炭的兵燹，让李杲十分悲痛，寓居汴梁的这段时期，他开始以医为业。
在张元素那里，他学到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在汴梁他积累了珍贵的临床经验，他的医术也因此臻于化境。其学术思想和体系，也是在此时形成的。这一点从他的《内外伤辨惑论》亦可看出，其序言：
曾撰《内外伤辨惑论》一篇，以证世人用药之误。陵谷变迁，忽成老境，神志即惰，懒于语言，此论束之高阁十六年矣。
李杲在这篇序的末尾提上了日期“丁末岁重九日”，也就是公元1247年，十六年前当是1231年。在这一年，李杲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开始初见雏形，而次年的大灾难，让他在诊治中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是一场由战争引发的灾难。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住开封，经过一番激战，蒙古军暂退。这一次事件，后世多将其称为“壬辰之变”。汴梁虽然解围，但却发生了一场大的瘟疫。这次大疫非常可怕，据《金史》记载是：
汴梁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
元好问的记载则是：
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
在李杲的眼中则是：
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
死亡将近百万人，即便是时隔数百年，读来依旧触目惊心，正因为如此，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瘟疫，所以《金史》多处记载“大疫”，但从李杲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次瘟疫的背后，是饮食劳倦所伤（元好问之所以也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本人与李杲是很好的朋友，应是从他的口中得知）。
李杲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不仅仅是瘟疫，他在南渡的途中，便见到类似的症状：
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
壬辰之变前后的生活，李杲并没有提及，许多南渡士人同样讳莫如深，缄口不语，但依旧有少部分经历了这次变故的文人将其付诸笔端，从其中，我们可窥知李杲的生活状况。
比如元好问，这位文学家同样在汴梁避难，之后又与李杲称为朋友，这段经历在元好问撰写的《伤寒会要引》有提及：
壬辰之兵，明之（李杲）与予同出聊城……与之游者，六年于今。
元好问回忆那段时光的诗句如：“壬辰困重围，金栗论升勺”、“憔悴南冠一楚囚”等，粮食贵如黄金，高官似若囚徒。以元好问之文名官位尚且如此，李杲的状况也可想而知。南渡到汴梁解围的这一段时期，李杲没有往日尊贵优裕的身份，他与其他避难的百姓一般，挨过饿、受过冻、生过病……他也曾在黑夜困境之中恐惧过，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兴、亡，百姓皆苦”。
好不容易盼到兵乱暂歇，病灾却又起，看着同居一城的百姓每日数以万计的死亡，李杲心急如焚，而汴梁的其他医生还将其当做简单的瘟疫来诊治，更加重了病情。看着这一幕，李杲悲伤的叹息：“皆药之罪也”。
但是这并非一张药方就能解决的，李杲只能尽自己所能，救治病人。
（注：关于这场病灾，后世学者观点较多，瘟疫与李杲所说的病因兼而有之，在此不作具体论述）
壬辰之变使李杲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次病灾中医生的误用药，使他受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对医道的追求，开始从“对母亲因误治而死”的缺憾，上升为“对天下百姓横夭”的悲悯，因此他产生了著书的念头。一己之力，一生时光，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让天下的医生，都看到他治疗疾病的成功经验与心得，那么此后世世代代，会有多少人得到正确有效的救治呢？这一想法，他在写在自序当中：
辄以平生已试之效，着《内外伤辨惑论》一篇，推明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庶几同志者，审其或中，触类而长之，免后人横夭耳！
李杲的晚年——著述不已，精力衰耗，书成而死
蒙古兵退去以后，李杲也离开了，他历经辗转，回到了家乡。
他很疲倦，可是他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李杲一边行医，一边写书，他生平所学、所感、所用的医道正在融会贯通。
公元1238年，59岁的李杲完成了《伤寒会要》，元好问为此书写了序。感受着自己逐渐衰老的身体，李杲突然产生一种担忧：
吾老，欲道传后世，艰其人，奈何？
他想把自己的医术传下去，可是却找不到一个传人。此时，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叫做罗天益的年轻人。看着来拜师的罗天益，李杲问了一个问题：
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
罗天益答：“亦传道耳”。要赚钱，但是也要传道，很实诚的回答。从罗天益的回答之中，李杲感受到了一种真诚，他相信这位弟子会履行他的诺言，传承的他的医道。就像数十年前，他的老师张元素相信他一样。
为了让罗天益专心学习他的医术，李杲不仅负责他的衣食住行，还赠送大笔钱财，让罗天益寄回家中，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罗天益连连推辞，李杲言：“吾大者不惜，何吝乎细！汝勿复辞”。
是啊，李杲行医、著书、收徒从来都不是为了名与利，他的心中装的是黎民众生。钱财只是微末之物，医术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李杲的最后十余年的时光，除了看病、授徒，便是著书，每当他感觉疲惫想要停止的时候，他的耳边就会想起一句话：“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书成而死”。
这是正一宫道士范圆曦对李杲的劝勉，所以李杲在书中自序中说道：
“予敬受其言，仅力疾就成之……聊答尊师（范圆曦）慈悯之志”。
与其说是范圆曦的慈悲，不如说是李杲的悲悯，若非本一颗为黎民众生的精诚之心，谁会为旁人一句话，著书至死呢？
公元1247年，《内外伤辨惑论》定稿，此时李杲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但他依旧没有停止。
公元1251年，李杲实在写不动了，他已经命不久矣。临终前，李杲将罗天益叫到身边，把所有的书稿，分门别类的整理好，郑重的交给了罗天益。他说：
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甫（罗天益），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推而行之！
这些书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天下后世的百姓。这句话慷锵有力，重重的落在了罗天益的心上，也落在了所有看到这句话人的心上。
交代完这些后不久，李杲就去世了，他答应范圆曦的事情做到了，他的一生，完成了从名医到大医的蜕变，他的回春妙手与精诚仁心，永远影响着后世之人。
同样，罗天益答应李杲的事情，也做到了，他将李杲的著作和精神传承了下来！
结语
李杲的医学著作，泽被世人，直至如今，我相信，它们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他的医道精神，则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医者，使他们充满力量，向着光明前行。
他的临终对弟子罗天益说的话，令我十分动容。“盖为天下后世”，这是他从两次大灾难以及一生行医经历所产生的信念。其实不仅是李杲，不仅是中国古代，不仅是中医，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医者共同的信念。
它与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佛家的“救度一切众生”同样令人崇敬，“大道三千，殊途同归”，此亦是也！
这篇文章，不仅是致敬李杲，更是致敬千千万万和李杲一样，有着回春妙手与精诚仁心、为驱散病痛而努力的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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