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历史上，有个叫聂元×﹖）_大字报_革命_大辩论

本文目录

• 历史上，有个叫聂元×﹖
• 季羡林三八式是指什么
• 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制度
• 大字报在中国的影响及表现急求啊

历史上，有个叫聂元×﹖

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仍然活着。聂元梓今年（2004年）80岁。人们对她1966年“文革”发动期那张冲击北京大学领导者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在。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宣布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季羡林三八式是指什么

所谓“三八式”，是指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人，使用日式三八步枪打过仗的人，这是一种资历。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此时北大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

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制度

那时候四人帮提倡发展农业，牵涉到很多行业，比如：“艳芳照相馆”必须要改名成“工农兵照相馆”之类的名字，否者就当做反动派。连商店招牌都要改，高考当然要废除啊，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都要被送到乡下当“知青”。

大字报在中国的影响及表现急求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大字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时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是这样，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北大：最早出现大字报
　　1958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大字报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大字报与大跃进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被最高领导人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来。
　　大字报与“文化大 革命”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 革命”开始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当时国家主席刘 少奇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谓“文化大 革命”，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 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不断加剧。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没有发扬民主，反而使民主与法制都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
　　大字报表面上看来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且不说那些已被划出人民队伍之外的所谓“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就是对“文化大 革命”有不同看法，对权倾一时的中 央文革小组稍有不满，或对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新贵有些看不惯，但还是位列于人民内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满用大字报表达出来，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发配到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 革命”中，人民代表选出的堂堂国家主席，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一份答辩的大字报，不是眨眼之间被撕成了碎片吗?
　　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 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 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 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文化大 革命”中那些直接受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指使的大字报，更是他们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倾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用作反对林 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对大字报的反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 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1980年1月中旬，在中 共 中 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 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 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 共 中 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的领导。
　　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 革命”到“西 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来源：《光明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