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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是巴西一个以“生命”为名的收容所，但大多数被送往那里的人，是等死的。它收容的是被主流社会认为“多余”和“无用”的人。
维塔的出现和遗弃家人的现象并非单一意图的结果，而是巴西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调整、失业率、财富分类不平等和公共卫生体系失灵共同促成的。它们是“表现为行动、效率和现代化等图景的经济繁荣”的反面，却是新自由化的经济发展必然造成的后果。这种结构网络之下，是努力生活却依然失败的人，是想要发声却不被听到的人，是被许诺了健康却无法获得医疗救济的人，是身体依然活着却已经社会性死亡的人。在家庭、机构、医疗与经济体系的共谋之下，穷人与弱者的命运是早已安排好的。
今天的推送与大家分享《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巴西”。
想一想这个眼神低垂的老人，他双手颤巍，骨瘦如柴。家人把他留在了维塔的大门外。虽然志愿者告诉我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但我还是问了他的名字。他喃喃地说，“佩德罗，”说完冲我笑了。他还知道自己以前生活的地方：“沙尔克阿达斯（Charqueadas）。”然后他便捏住自己的喉咙。“格——哈……喝——啦——斯……啊喝噶——夸……”我无法理解。这不是言词的缺失，他说的是非言词（non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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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 内文配图
奥斯卡和其他志愿者告诉我，佩德罗可能有喉癌，不过他们也不是很确定。他们带他去附近医院时，医生不给他看诊——还差一份文件——告诉他三个月后再过来。诊所不会拒绝看诊，但会让他排队，让他在预约的时间点回来看，等医生终于有时间看佩德罗的时候，或许已经太迟了。于是诊所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声称，他们也没有办法。
维塔的居民不单纯是孤身一人，是丧失了自身存在的象征性支持的孤立个体。这些被遗弃者遭遇和见证了最穷、最弱者的社会命运如何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死亡空间/语言之中生活的个体的经验之上，横亘着 国家的结构调整、失业、公共卫生体系失灵和臭名昭著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纵观历史，巴西的福利体系的结构方式一直以来都使国家可以根据要求社会保护的人口的段位调整自己的介入程度。 “公民权”在有钱的少数人当中已经普及，根据市场力量的调节，在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则受到不同的限制，那些贫穷而边缘化的多数人则毫无公民权。根据索尼娅·弗勒里（Sônia Fleury）的观点，“非公民”或许可以享受一些最小限度的社会援助和慈善，这可用于交换他们的选票——这就是他们“倒置的公民权”（引自Escorel 1993:35）。那些占据着社会上层地位的人不仅是活得更久，他们得以如此的权利也是有官僚政治和市场机制做保障的。
随着同城市管理者、公共卫生人员和人权活动者的交谈，我得以辨认出一些制度网络，维塔就是通过这些网络出现，并被纳入治理的当地形式，纳入促进建构居住者的非存在（nonexistence）的日常实践。1988年巴西采用民主宪法后，卫生保健就成了一项公共权利。新巴西宪法（1988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宣称：“健康是每个个体的权利，是国家的一项职责，为保障这一权利，国家将制定寻求减少疾病和其他伤害之风险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全体公民将平等地享受各项为促进、保护和恢复健康而设立的服务。”普遍、平等和完整的健康服务（Fleury 1997）本该是新巴西卫生保健体系的指导原则［联合健康体系（Sistema Único de Saúde），或称SUS］。然而，在实践中，实施这些原则的努力则遭遇了历来根深蒂固的医疗威权主义（Scheper-Hughes 1992），财政紧缩、权责下放和以社群与家庭为中心的初步治疗等现实，以及私人卫生保健计划的迅速入侵。举例来说，1989年，联邦政府的人均卫生保健花费是83美元，但到了1993年，这一数字急剧缩减到了仅37美元（Fornal NH 1994b）。
20世纪90年代，经济和国家都在经历大规模调整重组，这一时期国家对于公民权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跟保证医疗保健的普遍权利相关。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行动主义是值得效仿的（Tenorio 2002）。他们积极参与制定法律条例，以促进精神病治疗机构的逐步关停，并使以社群和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心理照护当地网络取而代之（Amarante 1996; Goldberg 1994; Moraes 2000）。这一对精神疾病的去机构化在南里奥格兰德州 （Rio Grande do Sul）（阿雷格里港是其首府）率先实施，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于当地普及。但现实是，心理健康运动的需求和策略是跟当地政府在公共健康上的新自由化动向相互交缠的，甚至促进了后者：疯子的确从人满为患、效率低下的机构中被驱除出去了，但提议的替代服务却没有新增多少经费。
一方面，这种当地精神病治疗改革确立了工人党作为社会包容这一新兴政治的代表党派的地位——PT（葡萄牙语中工人党的缩写，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已经在首都执政。它还为治疗“受精神疾病困扰的市民”发起了几项示范性的服务，并实现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治形式，尽管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将照护的负担从国家机构转嫁到了家庭和社区，但后者没能达到他们在改革运动的论述中提出的理想表现。 人们必须学习新技巧才有能力提供服务，才能适应新意识形态和体制所带来的总体上的种种限制。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患者，同那些被国家实施的不平等、排他性的社会项目落下的其他人一起，开始流落街头。许多人最终便来了维塔这类地方。
《飞跃疯人院》剧照
这一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伴随着高人口流动率和高失业率，毒品经济在最穷的边远地区崛起，暴力走向泛滥（见Ferreira and Barros 1999）。当警力越来越多地被施用到消灭城市里的惨象、乞讨和非正式经济体上时，宗教和慈善机构便担起了照护者的责任，尽管也是有选择性的。同时，因为新的照护责任，家庭时常需承担越来越多的负担，又因为职能范围和价值体系的重新定义，工作的选择越来越少。这些制度、经济和家庭环节造成了一个必然结果，那些失业的健康从业人员开始开私营的照护中心（效仿维塔），专供那些有家底和福利收入的病人。1976年前后，阿雷格里港约办有25家“老人住屋”（Bastian 1986）。现在其数目已经超过200家，70%是地下生意，主营照护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和情况最艰难的残疾人（Ferreira de Mello 2001；Comissão de Direitos Humanos 2000）。
《上帝之城》剧照
如此多的人被视为多余的人，这证明了这个国家道德结构已进一步崩坏。举例而言，巴西的中产阶级历来扮演着精英和穷人之间缓冲带的角色，既是道德的维护者，也是政治进步的倡导者。但在国家的民主化和快速的新自由化开始之时，这一道德敏感性和政治责任的特性已经多半被纯然的轻蔑、社会恐惧和偶发的慈善行为（维塔正是由此维系）所取代（Freire Costa 1994, 2000; Kehl 2000; Ribeiro 2000; Caldeira 2002）。
维塔中的被遗弃者了解死亡，倘若认真倾听，他们也提供对死亡之构成的深刻洞见。他们的被遗弃是更大的人类生活背景的一部分——这在许多家庭和公共场所中发生，错综复杂的医疗处理办法和与其同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放任策略，共同造成了这一局面。 维塔的民族志能够帮助阐明的，正是这种任人自生自灭的现象相对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构造的显然未知的关系。
“人已经不再是被限制的人，而是负债的人。”吉尔·德勒兹在详细阐述其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下人（anthropos）的命运的观点时这样写道。德勒兹指的是，富足环境下，规训和福利机构日渐消失，与此同时，新的控制形式开始出现——“控制是一种调整，就像一种自我转化的塑造，从此刻到下一刻，持续不断地改变着；或者说像一面筛子，筛眼不时变化”（1995：178）。家庭、学校、军队和工厂日益成为“关于某项单一事务的可转化的编码化结构，在这里，唯一的人类便是管理者”（181）。他解释道：“开放医院和团队提供家庭护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可以看到，教育原先是一个封闭的领域，与工作空间这一封闭领域相互区别，但它越来越不是这样了，它们都在逐渐消失，让位给可怕的持续性培训，以及对工人——学童和官僚——学生持续性的监视。”（174, 175）根据德勒兹的观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处理大众与个体的二元性了。个体（individual）成了‘非个体’（dividual），大众成了样本、数据、市场或‘库’。”（180）
然而，市场在不停生成财富与惨象、流动与固化。“事实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使3/4的人类仍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太穷，穷到无法借贷，他们的数量太大，大到无法限制：控制不仅需要处理那些消失的边境，而且要处理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棚屋与贫民窟。”（Deleuze 1995:181）要将他们全纳入市场与其流动中，人口又太多了。这些没有明显价值又不可能活下去、活得成功的人被归作过剩的身体，如何处置他们的问题已经不再处于国家统治及其过时的民粹主义福利论述的核心。 他们命运的决定权落到了一整套新的网络之中，随着正式机构消失或衰败，政府的疏远已经固定，于是家庭越发政治化了。
《河畔须臾》剧照
走遍全国，我可以看到维塔的痕迹遍布各地： 巴西大城市中那些死亡与濒死，维塔已成一种社会命运。的确，数据（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见证着许多领域的重大进步，卡多佐政府正在试验一种意义重大的新治理形式，按照这一治理形式，病人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使自身延长生命的治疗要求得到满足（艾滋计划目前是这个改革中的国家最明显、最成功的政绩）。尽管最贫困者如今也可获取药物，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的当地分支机构（通常运作不善）中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我还是发现这些人因为没房子、没工作，无法保证人身安全，警察暴力日益泛滥，而生活得极其痛苦和沮丧。我访问的人总体上都有一种感觉：他们既辜负了子女，也过着失败的人生。
若泽·杜瓦蒂、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一起住在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市郊的一个塑料袋做的棚屋里。我是在一个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早餐会见到他的，该早餐会由一群天主教志愿者组织。若泽来为他的家人领取食物。他们被从市内的历史街区驱逐出来，那里如今已被改造成了游客观光中心。
“政府把我们赶出来了。 他们给我们的这一点点赔偿金只够在沼泽边买下这一小块地。我在市中心工作，卖冰激凌，但现在我坐公共汽车去城里要两个小时。冬天难熬啊。我怎么挣钱？孩子吃什么？”他哭了。
“孩子们都病了，塑料屋漏雨。谁健康？没人健康……我们每天都病着，各种各样的病，没一天是好的。没有医疗救助。除非你有钱坐 公共汽车，能清早去排队排到深夜。但这样你就一天不能干活。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在家的时候，累到瘫倒，看着孩子们，饿着肚皮，没有凉鞋和衣服穿……我真是恨。”——对于自己努力工作却仍旧失败和作为父亲的绝望，他说不出什么解释。
“政府说愿意给予帮助。但最终你只是在这个、那个办公室跟许多人说情况、填表格——他们不会回复你的。他们不听。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让穷人的日子更难过。只有总统能解决巴西的问题。他是唯一能做事情的。但像我这样的人没法跟他说上话，他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在发生些什么事。唯一能让总统听到的办法就是我去上电视。但要上电视，你得有资源，而且我们的故事都一样，都是人们不想听的。还能做什么呢？”
《大佛普拉斯》剧照
若泽的话呼应了哲学家雷纳托·雅尼娜·里贝罗（Renato Janine Ribeiro）对巴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批评：“在巴西，真的可能想象一种为了解放社会（society），而力图结束社群（social）的论述。”社群与社会在类别上不属于同一群人、同一权利世界：“社群指的是穷人，社会指的是有产能的人。”（2000:21）国家和市场话语在传递这样的信念：社会如经济一样积极有活力，又如社群生活一样被动。“社群行动的客体被认为不能够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和有产能的成员。”（22）总之，按照里贝罗的观点，主流论述“已将社会私有化”（24）。
若泽困顿的生活卡在了与政府服务的无尽沟通之中，但结果徒劳无益。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家庭是这重复机器的一部分，这机器口中谈论着责任，但实际上公民面对的是冷漠，他的声音已经失效。同时，若泽学会了利用自己的痛苦和主体性去唤起他人的道德情感，以获取至少最低限度的实际性帮助，因为他极度迫切地需要这些。
以下例子表明那些仍生活在维塔和相似机构之外的人，当他们在贫困和绝望中越陷越深时，为了生存要做什么样的事：大约20个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包括儿童，在20世纪90年代末侵占了阿雷格里港附近一个城市的废弃动物园。这些占地者把笼子当成自己的房间。“路易斯·卡洛斯·阿皮奥是动物园里的一个新住户，”《科学日报》（Jornal da Ciência）这样写道，“他是残疾人，一个失业的汽车修理工。路易斯在原先给兔子做窝的地方安了家。为了进入，他必须穿过一扇不超过半米高的小门。”（Sociedade Brasileira para o Progresso da Ciência 1998:24）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来说，社群生活是为了活下去而进行的生理斗争。 这种困境是内在于表现为行动、效率和现代化等图景的经济繁荣的，里贝罗总结道：“我们带着一种精神分裂在生活。”（2000:24）
对于被遗弃的身体——比如那些维塔的居住者——政治和社会的生命形式实际上已经与死亡进入了一种共生状态（因而主体性亦如此），尽管这些身体尚未属于死者的世界。
克利福德·格尔茨反思了雅诺马米人（Yanomami）由技术与政治导致的消亡，以及我们自身对这种现代的生命/消逝形式的视而不见，读来令人心生寒意：“既然他们作为一个控制组，一个（世人认为的）‘自然’、基因上‘古老的人群’——‘整个地球上最后的大型原始部落’的价值已经受到削弱或失却了，对他们的实验停止了，实验者也都先后离开了，他们如今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是什么样的存在，还有什么本质意义？一群‘前原始人’在世界上有着什么样的位置？”（2001:21, 22）
维塔即是这个世界上属于前人类（ex-humans）的地方。当我试图表述这些人事实上已经彻底被从可称为现实世界的地方逐出的艰难现实时，这个概念可勉强用来指代。我最初想到“前人类”这个词是卡塔里娜说“我是前任”时，她同时也不断用“前妻”自称，并称自己的亲属为“前家属”。不是说维塔里的那些可怜人，其人性与人格已被抽干，如今已沦落至没有能力理解、对话和争取的境地。当我说前人类时，我其实是想强调这样的现实： 面对用来确认和促进人性的体制，这些人虽努力构建自己的生活，却被认为是毫无益处的；他们所被认定的非人类的状态在为遗弃正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最终，有太多“穷到无法借贷”的人——甚至穷到无法拥有家庭——沦落到苦苦挣扎却无法依靠自己生存下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经济和国内调整的延伸与折射，如维塔这样的遗弃区出现了。它们断了被遗弃者重生的可能，把他们向死亡逼近。他们的社会性死亡，会在他们的生物性死亡之前到来。
《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剧照
社会性死亡和生命的动员并存于巴西的政治和医疗体制中，决定谁死、谁生，以何种代价，已经日益成为一项家庭事务（Biehl 2004）。人权与公民权的话语已在日渐普及，但与之相背离的是，我们面对着实现这些权利的基础结构的局限，但从生物学角度讲，这种局限只是有选择地发挥影响。正如维塔的现实所揭露的，那些没能适应市场竞争和盈利（以及相关的常态概念）的新要求的人，只通过他们公开的死亡被纳入新兴的社会与医疗秩序——仿佛这些死亡是由他们自己导致的。
我说“由他们自己导致的”，指的是，这些非公民被那些政府与非政府干预落下和遗漏了，唯有快死的时候才在公共卫生体系中被勉强看到。在没有法律身份的情况下，他们被贴上“疯子”“瘾君子”“小偷”“妓女”“顽固分子”的标签——这些标签里投射着他们的个性，既解释了他们的日渐死亡，又是归罪他们的理由。最终，他们的个人轨迹不再有任何痕迹留下。那些将他们丢弃的家人或邻人也同样无处可寻。整体的贫困与复杂的社会和医疗的相互作用似乎加速了感染，削弱了免疫力，却仍未被说明。并且，维塔的环境人口负担过重，病重者与疯人之间不断相互传染疾病，也就是说，他们毫无希望，只能“互死”（die each other）。我用了“互死”这一表述，但我并非确切知道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我见过了维塔发生的制度上和经验上的复杂现实，我竭力去理解日渐死亡这件事，理解是什么使生与死具有了如此紧密的关系。 没有人为被遗弃者哀恸，他们湮没无闻。
本文作者若昂·比尔（João Biehl），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议题包括医疗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全球卫生、医疗化、社会与环境正义、拉丁美洲社会等。比尔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健康计划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自2018年以来负责指导致力于跨学科前沿问 题研究的巴西实验室。
除《维塔》外，著有《活下去的意愿：艾滋病疗法与生存政治》，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韦尔科姆奖章和美国人类学协会颁发的黛安娜·福赛思奖。另有合编作品：《当我们首先考虑人：全球健康的批判研究》（与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主体性：民族志调查》（与拜伦·古德、凯博文），《未完成：“生成”的人类学》（与彼得·洛克）。
书中照片拍摄者托本·埃斯科罗（Torben Eskerod）是来自丹麦的艺术家、自由摄影师。
作者: (巴西) 若昂·比尔 译者: 杨晓琼
出版: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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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像维塔这样的社会遗弃空间到处浮现。
这个令人难以忘却又不安的故事集中书写了一个名叫卡塔里娜的女人的经历，她的身体逐渐瘫痪，被人当作疯子，在维塔消磨剩下的人生。人类学学者若昂· 比尔开启了一段侦探小说般的探索卡塔里娜人生的旅程：通过与卡塔里娜对话、寻访其亲属、追踪她的医疗档案，解开卡塔里娜编写的“词典”中神秘的、诗歌一般的词句，追溯她的见弃命运和病理状况背后的家庭、医疗、国家和经济的复杂网络。
维塔里的人，仍回忆着当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叔叔、阿姨、祖父、祖母的经历，却被排除在现实世界之外，成为无人认领的生命。在这个由官僚机构和亲属关系共同认可的社会性死亡的语域，药物成为家庭治理的工具，诊断斩断了道德义务，收容成为剥夺人之权利的终极名义。《维塔》不仅仅是又一个关于遗弃的故事⸺环绕卡塔里娜的一切成为一种见证，它向任人死亡的社会逻辑发出质询，也试图夺回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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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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