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联合兵种作战和无人机系统》（一）_无人机_作战_兵种

摘要：随着无人机系统和相关作战概念的不断发展，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作为《联合兵种作战和无人机系统——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系列连载报告的第一部分，详细探究了无人机在战争，尤其是联合兵种作战和国家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重要的使用价值，为后续具体案例分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美国，俄罗斯，无人机，联合兵种作战，态势感知

《联合兵种作战和无人机系统》（一）无人机在战争和国家竞争中的使用

当前，全球安全环境的三个基本特征都与无人机的使用有关。第一，在联合兵种作战中使用无人机。第二，现代安全挑战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猎物”和“猎手”的动态关系，即那些试图隐藏自己活动的人与那些决心发现这些活动的人之间的周期性斗争。第三，卷入均势竞争的国家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核大国之间发生重大战争。

作为连载报告《联合兵种作战和无人机系统——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的第一部分，本章将探讨无人机在联合兵种作战和监视侦察行动中执行任务的作用，以及无人机对局势升级和危机动态变化的影响。本章认为，无人机之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因为其具备了多任务功能并且能够减少人员伤亡。本章结论借鉴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主要军事战略、军事理论以及最近的实证研究和案例。

图1-无人机之所以在军事行动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因为其具备了多任务功能并且能够减少人员伤亡

全球军事力量正在迅速调整战略、政策、理论和作战能力，以在这个安全竞争不断升级的时代取得胜利。这种竞争是连续不断的，“和平”或“战争”组成的二元标签并不适用这种竞争。就俄罗斯而言，2022年俄乌战争仅仅反映了其数十年来向“新一代”或“非线性”战争的最新转变，俄罗斯“清楚地看到，动能和非动能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支持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报告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看法。

在这个国际安全竞争的时代，作战空间包括非常规战争和常规战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信息、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追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并通过类似的视角看待美国的全球行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将“颜色革命”和“软实力”武器化。中国则描述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这一阵营正处于一个实施“新战略遏制”的时代，这个时代“漫长而复杂”，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不可避免地遵循“缓和-加剧-缓和”的阶段性循环。

作为回应，（美）军事规划人员需要制定能够在遇到包括大国战争在内的各种威胁情况下提供战略优势的军事理论和作战能力。基于对作战环境的通用评估，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的战略专家都认同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信息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始终都很重要。具体而言，军事思维越来越注重信息的有效收集、分析和作战化，以塑造或改变竞争对手的行为。这些思维正转化为美国的各种方案，例如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概念。在中国，这些思维反映为“信息化局部战争”概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优先要求收集“及时的高保真信息”，同时降低对手的信息收集能力。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一致认为，信息对未来战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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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兵种作战

联合兵种作战概念提出的重点之一是将信息转化为动能和非动能效果。联合兵种作战包括步兵、直接和间接火力、航空和其他联合作战能力的组合，并以此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正如英国陆军少校杰拉尔德·吉尔伯特在1907年所言：“我们习惯了谈论骑兵战术、炮兵战术和步兵战术。这种区别是抽象的。世上只有一门战术，那就是联合兵种战术。一支由三个兵种组成的骑兵部队所遵循的战术与步兵占多数的混合部队相同，唯一的区别只是移动能力不同。”

当前的美国军事战略强调，需要在联合兵种作战的所有级别和阶段都实现信息优势。美国国防部的将军们越来越关注通过将传感器连接到作战人员的方式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动态结果。这种将信息转化为结果的愿景延伸到了常规战争领域。这种愿景将情报、监视、侦察（ISR）和全球态势感知置于美国安全竞争战略的中心。

在当前的环境中，对手的潜在威胁行为分布广泛、发生迅速，且往往难以与常规的国家行为区别开，这反映了“感知”方面的挑战。其中更为艰难的是要理解不同且看似不相关的对手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可能与竞争对手在多个地区和作战领域中表现出的更大范围敌对行为模式相关。对于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来说，战略竞争的全源信息收集需求将变得异常广泛且模式多样。信息收集人员和他们支持的决策人员需要依靠一个由空中、海上、地面、空间和网络传感器（以及人力资源）组成的全球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及时、准确的指示和警报。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收集无疑将供不应求，预算限制又要求国家投资既具有成本效益又能够执行多种任务的系统。在空中领域，这些正好是已经执行过多项ISR任务的数个无人机平台所具备的特征。其中包括海域感知、敏感侦察行动、长航程侦察活动和战术ISR任务。在这些作战行动中，单个无人机平台通常可以执行多种任务类型。这些任务包括收集具备全动态视频的图像情报；收集测量和信号情报；收集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同时，无人机可以充当太空、空中、海上或地面集成作战的通信中心，同时还可以接收、处理和传播多种信息流。

这种任务灵活性并非无人机所独有，多种有人驾驶飞机同样具备这种多任务能力。但有人驾驶飞机会增加人员伤亡的风险，必须特别考虑到机上机组人员的身体和心理极限，特别是飞行时间。因此，无人机在联合兵种作战中可充当一个风险较低、适应性强的链路。还有证据表明，某些无人机，例如MQ-1B“捕食者”和MQ-9A“死神”，每飞行1小时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明显低于有人驾驶飞机。

当竞争加剧时，多任务无人机可以适应这一环境，在危机时期为联合兵种作战提供支持。例如，在必要时实施电子战和打击行动，同时在多域联合兵种作战中充当关键枢纽。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在战场上越来越多地充当协作平台和作战体系的一部分，这与9·11后美国用无人机进行单边反恐行动的作战方式相比有显著区别。

例如，如下图所示，这些平台和系统可以将五代机（F-35和F-22）、空中加油机（KC-135s）、远程轰炸机（B-21）、巡洋舰和驱逐舰、卫星、航母打击群、陆基远征前进基地、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及远程打击武器纳入其组成部分。为了能在这些平台和系统之间进行通信，无人机需要通过分层网络传递信息，例如战术目标瞄准网络技术（TTNT）、Link16数据链、多功能先进数据链（MADL）、多频带卫星通信（SATCOM）和网状网络。

图2-无人机与战场网络

二、无人机作为危机控制和局势升级管控的工具

“竞争连续体”(competition continuum)是指一系列合作、武装冲突和低于武装冲突水平的行动，用于描述国家间的互动。竞争连续体的概念认为，军事力量“绝不仅仅是合作（或武装冲突和在该水平之下的竞争）”，而是通过合作、低于武装冲突水平的竞争和旨在实现预期战略目标的武装冲突的混合体。竞争是有一个强度范围的。这包括永恒不变的，用于探测、理解和对抗低于战争水平的敌对活动的“猎物”与“猎手”行动。但系统性竞争会造成一个阶段性循环，即“缓和-加剧-缓和”。在竞争加剧的时候，各国使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来表明其利益和决心。在军事领域，这种信号可能包括部署军队以展示其存在和承诺。例如，美国海军自由航行行动（FONOPS）以及空中敏感侦察行动。正是在这些行动中，无人机的使用可以极大地扩展情报人员的选择和能力，以便在危机时期管控局势升级。

美国历来将敏感侦察行动定义为“通过手动或远程操作的国防部平台进行的、涉及重大军事风险或政治敏感性的非战时侦察行动”。新兴技术为现代国家提供了许多收集空中情报的方式，其中包括越来越普遍的天基遥感器。然而，在允许的情况下，飞机有以下两个独有的优势：

首先，飞机可以在较低的高度进行信息收集活动，因此比空间设备更接近目标。如果需要，它们能够收集全动态视频，并且许多现代飞机能够在感兴趣的目标上进行长航程侦查。第二，飞机是可探测的。空间侦察可以收集许多关键的可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谨慎或秘密地传递给收集者。然而，就释放信号而言，被动的空间信息收集几乎没有或根本不会帮助国家向对手表明其利益或存在。相反，飞机执行敏感侦察行动可以主动发出信号感知、表明利益和存在，同时控制人员伤亡的风险。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国际关系描述为“冒险的竞争，与其说是军力的考验，不如说是神经的考验。”各国所做的风险计算都被“危险事件的完全不可预测性”所掩盖。各国试图按照风险等级调整行动和反应来控制这种不确定性，以避免意料之外的局势升级。在现代危机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人机在用于敏感侦察行动时，为领导人提供了展示利益、存在和决心的机会，同时避免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局势升级驱动因素：人员伤亡。

最近的一些经验证据表明，领导人对无人机损失和有人驾驶飞机损失的态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2015年，土耳其击落了一架进入其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一行为并未招致俄罗斯的对等报复。一个月后，土耳其击落了一架有人驾驶的俄罗斯苏-24攻击机，这引发了俄罗斯一系列针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利益所在的空袭。2019年，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国际空域击落了一架美国RQ-4“全球鹰”无人机。据新闻报道，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批准了一系列针对伊朗的报复性空袭行动，但最终并未执行。随后，特朗普表示，RQ-4“全球鹰”是无人机，这影响了美国如何应对伊朗的这一行为。正如特朗普所说，“无人机上没有机组人员，这与有人驾驶飞机被击落有很大区别”。 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危机时期无人机的部署和部分无人机的损失可以缓解一些能够使局势升级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领导人急于报复以及对于自己不寻求相应回应所付出的国内或国际代价的担心。

一些美国军事人员也认为，无人机的损失为领导人提供了更多动能和非动能的回应选择。在最近的研究中，埃里克·林·格林伯格（Erik Lin Greenberg）使用了一系列兵棋推演来测试美国军事人员如何回应MQ-1“捕食者”无人机被击落与MC-12“自由”有人驾驶飞机被击落（该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的情况。在同一场景中，损失一架MC-12“自由”有人驾驶飞机的所有团队都建议采取动能反应。用一位参与者的话来说，“我们不会为了一架‘捕食者’无人机而开战”。这项研究还表明，损失一架无人机使领导人有了军事领域之外的反应选择。兵棋推演参与者认为失去MQ-1“捕食者”无人机是有成本的，但他们可接受的报复选项范围是非动能的。

此外还有一个久久无法解决的难题：对有人机和无人机损失之间质的区别的看法是否是长期可持续的。如果防御人员认为，他们击落无人机不太可能招致动能报复，这会导致被击落的无人机总体数量增加吗？在某个时刻，各国是否会认为有人驾驶飞机的损失比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损失更可接受？至少短期内在紧张局势和危机升级的时候使用无人机似乎为领导人提供了许多选择。当然，一位领导人可以将无人机的损失作为充分挑衅的理由，以授权实施动能报复。但是，一个导致无人机损失且无人死亡的场景似乎会引入一系列可信的非军事领域应对方案。

三、结论

正如本章所强调的，无人机在安全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帮助各国在联合兵种作战中发现对手并对其采取行动。无人机为各国提供了多种选择，因为它们具备多任务功能并能够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此外，无人机通常很受欢迎，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无人机与某些有人驾驶飞机相比更不易使局势升级。

为了更好地理解无人机在现代战争包括主要大国竞争中的应用，接下来《联合兵种作战和无人机系统》连载的四篇文章将分别对2020年纳卡冲突、2022年俄乌战争和2021年“北部边缘2021”演习（NE21）以及无人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前景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