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老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在线上进行了一场主题为“释批评”的讲座，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张老师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回向文学研究》一书，分四辑，通过回顾百年学术史，梳理源流，呼吁继承古代批评传统的资源。本文根据讲座整理而成。
张伯伟，南京大学语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
我平时很少在晚间参与公开性的学术活动，今天因为是在线上讲座，所以，我依然坐在自家的书桌前，面对屏幕上虚拟的头像，就如同《兰亭集序》中说的“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传达这种感觉，要是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来说，就是“昏昏灯火话平生”。熟悉我的人会发现，我今晚服装也特别轻松，不像平日讲座时的西装领带，就是希望能够营造一种气氛，好像围炉夜话、秉烛夜谈一般的亲近，尽管我们的话题本身并不轻松。
今晚的话题是“释批评”，也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诸多误解，也导致了不少盲目的实践。说“盲目”或许太刺激，那就换一种表述，用引经据典的方式作个类比：1973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对于当时欧美世界的历史研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些以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们整日里忙于写作历史，也没有时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行为的理论基础。”我是上个世纪的七七级本科生，当年学习文学理论，用的教材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其中也摘引了一些中国古典文论的片断，但只是作为那个理论体系的辅助性的印证，那个体系本身来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具体地说，主要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稍晚一点，我又读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虽然讨论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理论”，但却是将中国的“材料”填进了美国的“框架”，具体地说，就是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如果以孟子提出“说诗”方法为起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已有约2300年，留下的批评文献也堪称汗牛充栋。于是接下来就要追问，这些批评文献的价值如何。这一追问不打紧，竟然发现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批评著作反观自身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作了离奇的低估。这种标签式的理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实践。所以，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我，竟然会冒出一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觉，开始思考并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能否成为今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了一部仍然多有缺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由中华书局在2002年出版。这部书的修订版将在下个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有道》丛书中的一种推出，虽然这是一件可以让作者或多或少满足其虚荣心的事，但是假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本书所针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本书构拟的解决方案也尚未过时呢？去年在商务印书馆印出的《回向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的续篇，重心在研究实践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它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篇，如果不说是更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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