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在病房里。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百级层流病房出来后，李晖（化名）进入了3个月的急性排异期，他反复腹泻，身上起了瘙痒的红疹。
百级层流病房，又被称为“移植舱”。李晖2022年10月1日入舱，11月3日出舱，他在舱内整整待了一个月零两天，瘦了30多斤。
李晖，一个37岁的中年人，家在河南信阳。他爱折腾，2014和2019年，在郑州和武汉做生意没成，赔了二三十万。后来他上班，一边养家一边还债。
身体的异样是从2021年七八月开始。他开始头晕、视力下降，大脑反应变慢，运动能力下降。到了10月，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下楼时很害怕，不扶着栏杆就害怕一脚踩空”。
随后，他辞去工作，辗转于信阳和郑州各医院。经历被误诊及错误治疗，做了基因检测后，他被确诊为遗传性弥漫性白质脑病伴轴索球样变（hereditary diffuse leukoencephalopathy with spheroids，简称“HDLS”）。
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立在接受澎湃新闻（岁，早期病症以记忆减退，脾气改变等神经精神症状和运动障碍、偏侧帕金森综合征表现为主，继而出现失用、癫痫等皮质功能障碍，最后病人长期卧床，因各种并发症死亡。
曹立称，HDLS病程进展迅速，从发病到去世仅3年左右。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是控制病情较好的办法，但这对病人及时确诊、身体基础和经济条件都提出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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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晖现在要服用的药物
误诊和确诊
2021年，经历了两次生意失败的李晖，在广东东莞上班，每月8000多元的工资，一边养家一边还此前赔的钱。信阳家里，妻子守着母亲和12岁的儿子。
同年七月，接连而来的头晕让李晖感到困惑，一开始他以为是压力太大，没休息好，感冒了，还在医院开了感冒药来吃。这些药不仅没吃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和大脑反应能力逐渐下降。
他从东莞回到信阳，但医生说他身体没什么问题，这些症状是精神太紧张所致，让他不要想太多。8月，他开始视力下降，检查显示他的转氨酶数值偏高。
又过了两个月，以上这些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李晖称，当年10月，他经常感到，“下楼的时候都很害怕，不扶着栏杆我就害怕一脚踩空了”。
这让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生病了。
2022年2月，过了春节，他动身去了一趟郑州的医院。做了多项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他是多发性脑梗，要住院治疗。
手术后仍在排异期的李晖
李晖在医院住下，按照多发性脑梗的治疗方法治了一个多月后，他感到不对劲。“一点用都没有，症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他称。
同年三四月，李晖自称，身体“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跳动”。他描述，亲眼看到“自己的肌肉跳动，游走性跳动，一开始是小腿后面是大腿，再到肚子，再到胸部”。
“跳完之后，会感觉到腿上麻麻的，像是虫子爬了一样。”他称，只要前一天身体肌肉跳动，次日跳动的部位就会关节疼。
而后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基因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他属于CSF1R基因突变，基本被确诊为HDLS。
李晖的基因检测报告单
回家后，他赶紧上网查信息，疯狂般地查找网上介绍HDLS的资料。他看到一个北京的专家介绍，HDLS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大约三四年。这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求生的本能让他转而去寻找其他病友和治疗的办法。
他不停地翻找发布类似内容的帖子，在一个几年前的帖子里，他找到了一个QQ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添加这个QQ号为好友，每天看无数次手机，期待对方能回复自己，以此确认这世上不是他一个人患此病。
后来的事实证明，前期对误诊的及时纠正，以及在得知患病后积极面对的心态，让李晖为后续的治疗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在与疾病赛跑的过程中，他也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李晖入“舱”前
一般从发病到死亡约3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晖找到了一名病友，并从病友口中听说了“曹主任”。“曹主任”就是上海六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曹立。
近日，曹立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HDLS是由于CSF1R基因突变所致的遗传性白质脑病，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一般为成人发病，如果10岁以下发病，则可以排除患HDLS可能。国外的文献统计，国外女性发病的年龄在40岁左右，男性在47岁左右。而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发病年龄是43.35岁。在国内过往的报道中，有案例在比较年轻时发病，也有个别案例甚至到了70多岁才发病。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文献报道中，男性和女性发病比例几乎没有差异，而国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比例接近2：1。
曹立称，不同的人早期症状也有差异，在国内的病人身上，运动迟缓、肌张力增高等帕金森样运动症状和记忆减退，脾气改变等神经精神症状是早期主要症状，这些早期症状容易被忽视而延误诊疗时机，很多病人在就诊时，已经出现运动障碍、偏侧的帕金森综合征等。
曹立坦言，随着病程的发展，病人在认知、精神、行为包括运动等方面，开始全方位退化，病程进展非常迅速。
“现在来看病的病人，走路各方面还可以，认知有点下降，脑子里有脑白质病变，但快的人可能过了半年，就已经坐轮椅或卧床了。”曹立说，统计数据显示，国外从发病到去世的时间为6.8年，而国内在3年左右。
曹立坦言，病人病程末期，会进入卧床阶段，生活无法自理，出现呛咳，合并感染等情况可能导致病人离世。
他介绍，HDLS是显性遗传病，携带者遗传给孩子的几率为50%，如果有家人已经明确为HDLS患者，那么其兄弟姐妹及孩子去做基因检测，就能查出是否携带，“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发病，但一旦发病，进展得非常快。”
关于李晖及众多HDLS患者最关心的治疗方案，曹立称，目前国内外都尚未有特效药，美国有药物进入临床试验，但试验数据也尚未披露。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国内外的治疗手段都是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也就是进行骨髓移植。
出“舱”后每天的花销也让李晖焦虑
进舱和出舱
2022年年底的这几个月，对李晖来说异常艰难。
在确诊为HDLS后，曹立向李晖介绍了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案。
曹立称，手术要清理掉患者自身的造血系统，然后再把异体的干细胞回输进患者体内，让它在患者体内“生殖”。手术过程中，患者在没有免疫能力的情况下，感染风险较高，若出现呛咳、肺部感染等情况，则会有生命危险。
李晖告诉记者，医生说，此前有两名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没挺过来。手术前，他很焦虑，每晚睡不好，甚至想好了如何安顿家人。
此外，手术对患者的身体条件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做手术。曹立坦言，如果患者运动能力和神经功能尚好，进行各类评估后或能进行手术，但如果患者出现吞咽困难、行动困难、卧床，身体条件达不到，则不建议做。
“不做的话，（生命）也就两年的时间；做的话就有风险，但挺过来希望就很大了。”强烈的求生欲让李晖不敢耽误治疗时间，三个月内，他配型成功，并配合医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各项检查和身体评估；即便不知道是否有用，他仍坚持每天早起锻炼身体。
2022年10月1日，李晖在上海瑞金医院进入舱内，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移植手术。
刚开始是小剂量化疗，而后进行大剂量化疗。化疗带来强烈的身体反应，李晖在舱内反复呕吐、头晕，无法进食，只能依靠水、营养液和其他药物。
同年10月13日，医生为李晖回输异体干细胞。排异反应导致他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反复腹泻，“都站不起来，身体都是软的”。
母亲陪伴李晖熬过了最艰难的一程。一个月零两天后的11月3日，他出舱了。
“医生说出舱之后，人就像是个婴儿一样。”术后三个月急性排异期内，他反复腹泻，身上起瘙痒的红疹。他从医生口中得知，他的排异反应算很轻的了。
养病的同时，看着每天的账单，李晖十分心疼。如今，母亲照顾自己，妻子要照顾儿子，还要出去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家。做生意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做手术的钱。他甚至产生了出院的念头。
而曹立则表示，此前的案例中，有患者做了第一次移植后，在半年内完全排斥了异体的干细胞，无奈又调整了手术方案，做了二次移植。所以，术后三个月的急性排异期和六个月的慢性排异期很重要，要做好监测，定时随访，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
李晖在上海瑞金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出院小结”
病耻感
回忆起来，在李晖确诊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
此前的他，从未了解过罕见病，更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刚确诊时，他甚至觉得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患HDLS。
近日，患者组织——雪莲花HDLS关爱之家的创办人漪楠告诉记者，患者找到他们之前，普遍都会觉得很孤独、恐惧、不知所措。
漪楠的父亲是HDLS患者。2014年，做了一辈子医生的父亲开始有了症状，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父亲做了各种检查，经历了多次误诊，最终在2016年做了基因检测，才查出是HDLS。
但那时，漪楠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支撑做造血干细胞手术，只能看着病情发展，如今，父亲已是植物人状态，在医院躺了4年多。
在父亲确诊后，漪楠做了基因检测，幸运的是，她不是突变基因的携带者。而李晖称，他的姐姐至今不愿去做检测，她认为即便查出是携带者，但不知道何时发病，也有可能不发病，徒增心理压力。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的家属，有人不愿那么早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漪楠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如果查出是携带者，有一系列的准备可以提前做，以便为发病后争取宝贵的治疗时机，比如，可以提前进入骨髓库做配型，也可以提前做好治疗费用方面的打算。
在患病后，李晖也感知到了家人身上的细微变化。当初，他要在网上筹钱，他明显感到家人不愿意公开得了这个病，她们认为一旦让别人知道，家人和孩子都会被另眼看待。
“就算你不跟别人说，这个病也在你身上，何不大大方方接受，找资料，找解决的办法呢？”李晖称，他公开自己患病的事情后，才知道原来亲戚里也有人患其他类罕见病，只是此前一直隐瞒着。
说起李晖，曹立和漪楠都认为，李晖有较好的身体基础做手术，术后恢复得也不错，都得益于他在病程早期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坚定的信心。
曹立表示，治疗HDLS需要多重因素。首先，病人在初期有症状后，应该第一时间就诊，其次，接诊的医生应及时确诊，同时推荐患者到能治疗的医院。最后，病人要有强烈的治疗欲望，“有些病人很纠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早治可以保命，如果不治就等于是放弃了。”
“很多患者可能都没出来治疗”
确诊HDLS后，李晖回想到，2013年左右，父亲在61岁时，开始记忆力下降，出门要么忘了自己要去哪里，要么就是忘了回家的路怎么走，“有时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而后，父亲被确诊为小脑萎缩，治疗没见起色，再后来他生活无法自理，开始卧床。66岁时，父亲去世了。
现在，回忆起父亲的病情，李晖认为父亲很有可能也是HDLS患者。
2021年，曹立团队收集了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在全国22家医院神经内科确诊的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患者的临床及遗传相关病史资料，对62例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这62例患者中，30例为散发患者，26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家系的32例患者。男性21例，女性41例。该研究论文于2021年11月发表在《中华神经科杂志》上。
研究发现，中国患者在临床表现上以进行性运动障碍和认知障碍为主要特征，影像上以双侧脑室周围脑白质改变为核心特征。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患者认知功能及影像改变较男性更为严重。
曹立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国内各单位报道过的HDLS病例有90多例，平均一年确诊一二十例。这90多例中，他面诊过的有五六十例，目前全国仅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和瑞金医院开展了针对HDLS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截至目前，全国HDLS患者进行的移植手术不到20例。
他透露，目前所做的移植手术，整体效果不错。有来自广东和江苏的个别病人，手术恢复后，“日常生活（没问题），还可以上班，还可以参加水上运动”。而这名广东的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在当地医院第一时间确诊，然后找他及时做了手术。
曹立称，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的HDLS病例的统计数据，他推测实际的患者数字，或远远大于90人。究其原因，他认为大部分涉及到误诊和漏诊。
他总结道，这些年面诊过的病人中，往往都会被误诊为多发性硬化、脑梗、小血管的病变及遗传性脑小血管病等。治疗时发现越来越严重了，才做基因检测确诊HDLS。但另一方面，就罕见病而言，不管是医生还是公众，整体认识度不够，很难及时确诊。
上述研究论文在最后也提及，HDLS的罕见性使普通民众及基层医生对疾病认识严重不足，且由于起病隐匿，在初期，相对于运动功能的减退，患者及其家属更难注意到认知或精神水平上的轻微差别，需要提高群众对疾病的认知，推动规范化的诊疗。
曹立还透露，有些病人甚至可能都没有就诊。在目前的确诊病例中，他还未遇到过特别偏远地区的患者，“有可能这些病人根本就没有出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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