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乌龙事件，6次乌龙之后，清廷意外倒台！
1910年10月12日上午，美国丹佛市，一位4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吃早点的路上，在路边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刚看了没两眼，忽然喜形于色地失声大喊：“天哪，他们的起义竟然成功了，没想到，没想到！”
这个中年华人男子，就是孙中山。中山先生所说的起义，就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是清廷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它敲响了清廷的丧钟，成为辛亥革命的开端，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起义爆发时，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它的成功有着太多的偶然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根本就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大乌龙，由好多次的偶然组成。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采用的形式是武装革命斗争。
其实在最初，孙中山并没有打算采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方式，他更希望用温和的方式，促使清廷改弦更张，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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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年轻的孙中山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改革建议，言辞恳切，让人感动，但是被李中堂束之高阁。
处处碰壁的残酷现实让孙中山渐渐明白，想要清廷主动改革，简直是与虎谋皮，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的清廷统治者不会甘心情愿地让渡手中的权力。只有通过暴力，来推翻清廷，中国才有希望。
很快，孙中山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从1895年开始组织发动起义。
可起义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它不但需要仁人志士，也需要真金白银。因为买枪、买弹药需要钱，起义之后义士们吃饭需要钱，激励建立功勋的士兵也需要钱，安抚投降的士兵还需要钱。
而革命党人当时最缺的，恰恰就是钱。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曾经奔走于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在华侨中呼吁，但得到的资金有限，简直是杯水车薪。
孙中山还曾经屈尊去向日 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和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求助，但都无果而终。
日本其实有不少人支持孙中山，但大多数人是民间的在野人士，日本官方的基本政策就是保持中立。
缺乏资金，起义只能不断地失败、流产。
以1908年4月底，黄兴、黄明堂等人组织的云南“河口起义”为例。开始的进程很顺利，很快把城市攻下了，可是，起义军马上就陷入绝境，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吃饭。
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共有3000人，每天光是吃饭，就要花掉好几千块钱。
此外，起义军领导人还要发“花红”，刺激大家的斗志，所谓的“花红”就是奖金。谁第一个冲上炮台的，需要奖励；谁杀死当地一个清廷官员，同样也需要奖励。这些必须兑现，不然的话，以后没有人为你冲锋陷阵。
还有，投降的清军士兵也需要安抚，不然他们也会再闹事。这次起义就没有安抚好这些士兵，投降士兵不听从指挥，还从中捣乱，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包括黄花岗起义在内，革命党人曾经举行了15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金短缺。
由于资金短缺，革命党人在起义的时候，往往追求的是短平快线路，耽误不起时间，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起兵直接就去占领总督衙门。
武昌起义也是如此，形式跟之前举行的起义没有多大区别。要是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组织更混乱，甚至可以说是乱得出奇。
10月10日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还坐在从美国西海岸赶往丹佛市的火车上，他打算到这座城市，找华人华侨中募捐。
孙中山临行前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电报，电文的内容是武昌新军即将起义，需要大笔经费。
黄兴的意思有两个，一是让孙中山立即汇款支持，二是自己即将赶往武昌主持大局。
但由于密码本已经装到了随行的李装箱中提前托运走了，孙中山一直到半夜下车拿到密码本后才知道电报的内容。
孙中山当时曾经有一个打算，那就是致电黄兴，让起义暂缓发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手里也没筹到钱。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武昌起义却奇迹般地成功了。
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天意！”
武昌起义爆发前，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清廷急忙调集湖北等地的新军前往镇压。这便是第一个乌龙——为了镇压革命而爆发革命。
这一来，武昌的军事力量出现了真空。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革命党人一见大喜，随即结成联盟，决定趁此天赐良机，举行武装暴动。
9月24日，双方领导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讨。
会议最终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处长，至于起义时间，则定在了1910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这天，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准备晚上举行起义。可就在起义之前，意外的事发生了。
一个叫孟华臣的士兵，是个不醉不休的酒鬼，几杯酒下肚就想搞事，借酒撒野。
这天他又喝多了，头脑发热，将顶头上司给暴揍一顿。
长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要重责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孟华臣也不是省油的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自己的铁哥们，来到营部，搞起了打砸抢，把长官吓跑。
孟华臣酒醒之后吓出一身冷汗，脚底抹油溜了。
这便是第二个乌龙事件了，个别革命者的不谨慎，导致了起义计划提前被泄露。
因为湖北军队调去了四川，湖北当局早已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偏巧，关于起义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引起了湖北当局高度重视。湖广总督瑞溦下达命令，辖区官兵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中秋节也不放假了，在全城实施“紧急状态”，对过往城门的人严加盘查。
甚至一年一度的“军民联欢”晚会，也在农历八月十四提前一天举办。最要命的是，戒严期间，除了哨兵能带少量子弹，其余的士兵子弹统一上缴，集中进行保管。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说当局是反应过度，很可能是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官员才会如此紧张。这恰是说明革命党人太不专业了，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没有做好。
既然敌人有了防备，起义日期只好后延。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再次召开秘密联席会议，决定在10月6日这天，在湖南和湖北同时发动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可是到了9月28日，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说湖南这边准备并不充分，希望原定10月6日举行的起义再往后延迟10天。就这样，起义指挥部不得不再次修改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真的是一波三折。
10月9日晚上，距离原定起义时间只有一周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了。当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巨大的响声震惊了俄国巡捕，他们闻声而至。
他们到来的时候，起义的军务总管孙武已经被炸成了重伤，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总部的刘同、李淑清等6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戴上了手铐。
这算得上是革命者意外造就的第三个乌龙，导致主力成员被一网打尽，形势危在旦夕。
最要命的是，俄国人还在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甚至还有起义文告和旗帜等。俄国巡捕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湖北当局，刘同等人还被引渡过去。
叫了一个月的“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湖广总督慌了神，下令在武昌实行戒严，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弄得鸡飞狗跳，杀气腾腾。
蒋翊武一看不好，心说，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果不行动的话，只能成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他随即在武昌小朝街85号，和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10月9日）夜12点提前举行起义，以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
可是就在起义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在炸弹爆炸现场被捕的刘同，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位于小朝街85号的总部。
得到供词，清军如获至宝，直奔小朝街85号，将没有来得及离开的彭楚藩、刘复基逮捕，蒋翊武比较幸运，趁乱逃离。
而南湖炮队收到起义消息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深夜12点。炮队营代表徐万年无奈，只好私自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
其他各个标营的队伍虽然得到了晚12点鸣炮为号的消息，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没有听到炮声，也不敢贸然发动起义。
这一来，原定的9日晚的起义也未能进行。
而这时候，清政府发动的全城搜捕，却丝毫没有放缓，他们按照名单抓人，革命党人一个接一个地锒铛入狱。
第二天早晨，（10月10日），湖北当局大开杀戒，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志士英勇就义。
到此，起义的领头羊被捕的被捕，牺牲的牺牲，只剩下一个蒋翊武。
革命党人和各营标的新军士兵群龙无首，他们愤怒、失望、悲观、恐惧、无助，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束手待毙，二是仍然举行起义，因为清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这时候，一个即将改变历史的男子汉站了出来，他就是工兵第八营正目（排长）熊秉坤。
他召集全营士兵，慷慨激昂地告诉大家：“弟兄们，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拼，或许还有生路！事情有变，我们不能再等南湖炮响了，今晚就起事，成败在此一举！”
士兵们听了之后热血沸腾，都同意举行起义，不成功便成仁。
10月10日晚上7点多钟，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清廷走狗陶启胜成为倒霉蛋。
他巡视到第五棚时，看到该棚的正目（班长）金光龙正在给手枪和长枪装子弹，感到有些不对劲，就走上前质问。
金班长以为对方看出了端倪，沉不住气，就向手下使了个眼色。一个叫程定国的士兵毫不犹豫，向陶启胜扣动了扳机……
军队长官听到枪声后立刻带兵前来围剿，士兵本来就打算造反，这一来干脆就不顾一切，向长官们开火。
这时候，熊秉坤也赶了过来，见此情形，立刻吹哨召集士兵，宣布即刻起义。由于湖北当局已经收去了士兵的大部分子弹，起义后大家必须要获得足够弹药，存放子弹的楚望台，便成为士兵们首先要攻克的目标。
枪声就是命令，驻守武昌城北的第21混成协士兵李鹏生听到枪声后随即点燃草料库，高喊起了起义口号。
附近的工程队早就枕戈待旦，积极响应，大家一起杀向楚望台。
城内各个营标的士兵这时候也行动起来，在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的率领下冲出营门，向楚望台冲去。
守库的第八营士兵杀了出去，测绘学堂的热血学生也杀了出去……
清政府为了防止军队造反，早早把弹药存放在楚望台，这既算是武昌起义清军造就的第四次乌龙，也算是帮了起义军的大忙，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弹药，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汇成一股大军。
不然的话，他们不分方向地四下游荡，大概率会被清军各个击破。
各路起义部队潮水般杀向楚望台，不一会就聚集了3000多人，熊秉坤一个小小的班长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瞅见了一个人——第八营左队队官（连级军官）吴兆麟，他心里大喜，上前对吴兆麟说：“你来当头吧。”
面对这一偶然到来的第五次乌龙，吴兆麟一听连忙往后躲，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革命党人，这次来到楚望台，完全是来看热闹、打酱油的。如今见熊秉坤让他当头，如梦初醒，他赶紧后退。这造反可是杀头灭九族的事，说啥都不能干。
可是他再一看这场面，群情激奋，周围都是不要命的主，如果自己推辞，说不定立刻就会被愤怒的士兵撕碎。
这一来，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众人欢呼声中走上高处向起义人群发表讲话。
讲什么呢，他想起了司马迁描述的项羽和刘邦的起义时的情形。
于是他开口说道：“我们此次起义，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滥杀无辜，第二要听命令，第三不能拿老百姓东西……”
既然已经被“黄袍加身”，吴兆麟也豁出去了，他严明军令之后，对各部进行了明确分工，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吴兆麟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首先调集炮兵向督署衙门开火。
顿时督署衙门变成一片火海，清军的指挥中枢不复存在，各路清军成为无头苍蝇。
吴兆麟又下达一道命令，让工程营等部士兵向湖广总督府发起猛攻。
不久，督署和湖广总督府先后被攻占，十八星旗在城头高高飘扬，起义不经意间成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时候，原来的起义领袖牺牲的牺牲，逃亡的逃亡，受伤的受伤，在押的在押，大家群龙无首，不知道何去何从，吴兆麟的军衔也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撑不住场子。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将胆小谨慎的新军协统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这必须算是第六个乌龙），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
这一来，各省纷纷响应，清廷离灭亡近在咫尺。
当远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看到起义成功的消息，觉得简直是难以置信，黄兴本人根本不在现场，这此起义完全是由小人物发动的，竟然成功了。
回顾这场武昌起义，自始至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典型乌龙事件，导致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清廷竟然很快垮台了，更是一个意外。
仔细想来，清廷大开历史倒车，逆流而动，被推翻是必然的；没有这一场武昌起义，革命者也会在其他时间在武昌举义，或者是在其它地方发动起义，最终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
在此，向发动起义的“小人物”致敬！国人不可忘记，是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终结了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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