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民国文人的风骨尤为为人称道，在那个中西剧烈碰撞的特立独行的年代，有着敢当面叫板委员长的“狂人”刘文典；有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先生，有清亡后坚持留长辫不改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也有学贯中西，博览古今但言辞尖刻犀利的文学巨匠，钱钟书。
说到钱钟书，想必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一本书，围城。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一句话，道尽人生百态。钱钟书先生功底之深厚，见解之独到，言辞之尖刻，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台湾的知名作家与诗人蒋勋，由于从小痴迷于文学，对当时名气颇大的钱钟书十分钦佩，也曾与钱钟书有过一段交集，经常去钱钟书家中拜访。因而两人在文学上有过深入的交流，可谓是对钱钟书比较了解的人了。
蒋勋论钱钟书
每次，蒋勋去到钱钟书家作客，二人聊起偶尔聊起钱穆，钱钟书的言语总是十分尖刻，而他的妻子杨绛则在旁边永远不发言。
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奇怪，要知道钱钟书与钱穆出自同宗，钱钟书是钱穆的侄辈，按辈分论，钱钟书应当叫钱穆一声叔父，而且，从才学上来说，钱穆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著作等身，成果丰硕，与钱钟书、钱伟长三人一起称为“三钱”。
所以，为何钱钟书在谈起钱穆时言辞十分尖刻，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要知道答案，首先就应当要对钱钟书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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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社会思想变革的时期。因此民国的文人大多都十分特立独行，民国的狂士不少，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狂人刘文典了，月下讲《庄子》的风雅，指着委员长鼻子骂的胆识，其风骨令人折服。
而钱钟书其实骨子里也十分轻狂高傲，一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只不过随着钱钟书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后来反而越来越低调了。
在《围城》出版后，钱钟书可谓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数不清的记者想要采访这位年轻的文学大家，而钱钟书则回应记者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非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风趣幽默的拒绝，使得从此便再无记者登门采访。然而钱钟书的名气反而更大了。
据说，蒋勋第一次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在他们家门口看到一个提着几根葱的老头，他走上前去想确认此处是否便是钱钟书的住处，却没想到这位买菜回来平平无奇的老头子，便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如蒋勋所说，钱钟书十分的聪明。钱钟书开始阅读书籍比较晚，直到15岁时，钱钟书才开始进行系统地英文阅读。然而，仅仅四年的时间，钱钟书就仅凭他的英文与国学考进了清华外文系，要知道当时的钱钟书数学仅仅考了15分。
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与杨绛同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回国后，被清华大学破例聘请为教授，成为清华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钱钟书聪明才智过人，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带有一种骨子里的不逊，尽管钱钟书平时为人冲淡平和，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钱钟书的文字总是尖刻而发人深省。
无论是《围城中》对人间百态的讽刺，还是平时与朋友的闲谈，钱钟书先生的“笔刀”与“口伐”仿佛从来都带着一股淡淡的不逊与独有的尖刻。
其实，自古文人相轻，这也并非不可理解。钱钟书年纪轻轻文学造诣便不同凡响，即便是跻身于那个时代的璀璨文坛间，也依然难以掩饰他身上的独特的光芒。纵使是对钱穆这样顶级的史学大家，钱钟书的眼光也是挑剔甚至略带不屑的。
缘何杨绛沉默不语
钱钟书以尖刻的言论谈论钱穆时，杨绛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这并非是杨绛的见识难以插入这样的对话，事实上，作为文学骄子钱钟书的妻子，杨绛的才学同样远超同辈，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文豪。
杨绛出生于北京，文学造诣不凡，一心想要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作为一个女子，在那个时代杨绛也曾饱受过许多非议，经历了许多困难，但杨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并且在那里，遇到了她的一生挚爱，钱钟书。
记得杨绛第一次与钱钟书在清华相遇，钱钟书便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据后来钱钟书回忆他初见杨绛的第一眼，写成一诗：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两位才子佳人，就此走到了一起，直至白头，成了一段佳话。两人结婚后，杨绛的文学造诣也不曾落下，经她之手翻译的《唐·吉坷德》被誉为翻译的经典之作，无人可出其右。
除此之外，杨绛为人亲切随和，善解人意。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当钱钟书讲到钱穆很尖刻时，杨绛在旁边永远不发言。她十分清楚钱钟书骨子里的那种不逊，当丈夫与客人闲谈之时，对钱穆语言突然变得犀利而尖刻，她知道这是钱钟书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作为同样学识不凡的“杨先生”，她或许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但在外人面前，她不会与丈夫站在对立的立场，而独立的她也不会也无需去抛弃自我而假装附和或认同自己丈夫的观点，求同存异即可。
因此，沉默，或许对当时的杨绛而言，是最好的选择，既成全了一个妻子的人情世故，也无需违心的背弃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和见解。当然，杨绛对此一言不发也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其实，杨绛与钱穆其实也曾有过一面之缘，甚至有过一段简短的交谈。
在杨绛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那一年，动身去北京，由于杨绛的父亲生病，故而托咐同样要北上去燕京大学任教的钱穆先生与杨绛一同前往北上，请他一路帮忙照顾。
在当时，从苏州一北上赴京大约需要30多个小时，窗外的风景很荒凉，车上的旅程枯燥乏味，杨绛便与钱穆先生有过一次简短的闲谈。
据杨绛后来回忆，他对钱穆的品性与学养十分钦佩，从他口中，杨绛得知当时窗外的景色正是之前的古战场，当历史给地理渲染了颜色，窗外的景象也变得生动起来，不复之前那样沉闷而无趣了。
从杨绛后来对这段回忆的自述来看，杨绛对钱穆的感观还是不错的，而杨绛又是一个念旧情的人，这或许也为什么钱钟书讲钱穆很尖刻时，杨绛保持沉默的部分原因吧。
不管如何，那个时代，民国文人自有一种继往开来的风骨，相互之间有尖刻的点评也无可厚非，也正是如有着钱钟书的独到见地，杨绛的蕙质兰心，钱穆的渊博学识，才有了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这些人，都是民国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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