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虹
多年来，你始终称我为“小友”——在书信里，在文章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中；而我却不敢造次，不敢称你为“大朋友”——你分明是先生，是作家，是父执，是长辈。
当年你在祭奠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真喜欢坐在他的客厅里，一坐下来就不想走，好像有许多有趣的也令人伤感的回忆……”后来我成了你家的常客，久而久之竟然有了相同的感受——我也想这样说：“我同样喜欢坐在你家的客厅里，一坐下来就不想走，听你讲细细咀嚼过的历史、深深思索过的当今……”
然而，2023年1月29日，当我再次走进你的客厅，却再也看不见你的身影；屋内堆放着花圈，令人悲痛的花圈！——你走了，在两天前的那个寂静的晚上，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告别的瞬间。
书桌前边的那张高背座椅还在，每次推门进来，都会看见你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等候着客人的到来。就在这间小小的排满了书橱与书柜的客厅里，我美美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难以忘怀的交谈。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立春刚过，我有幸聆听了102岁高龄的你向我讲述的那个被你描绘成“朦胧得像罩上一层轻纱般的梦”。
你曾经在文章中告诉过读者：“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巴金先生回复你：“有梦的人是幸福的。”于是你写“梦”——《梦萧珊》《梦李林》《梦回武康路》《碎梦难拾》……篇篇情深意长；于是你讲“梦”——童年、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有苦难，有欢乐，段段扣人心弦。
那天，你向我讲述的是与话剧结缘的“梦”——8岁登台演出，扮演圣母玛丽亚，深得校长赞许；16岁撰写剧评《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刊登在天津的《庸报》上，足足占了小半个版面；高中时，你参演李健吾创作的剧本《母亲的梦》；大学毕业后，你在曹禺名作《日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当年的你，久久地痴迷于这一令人陶醉的舞台艺术。那天你对我说：“梦不是编造出来的，是编织出来的。那时候年轻的学生们都会编织梦想，编织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你累了，将头靠在椅背上。我默默地看着你，看着你那依然充满着梦想的双眼，看着你那依然洋溢着青春的白发。我忍不住俯下身来，在你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像以往每次和你告别时一样。“有梦的人是幸福的”，这是巴金先生对你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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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西路2号新村的这栋小楼，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客厅里始终悬挂着巴金先生的照片，他是你最敬爱的先生；相册里珍藏着各个时代的留影，它是你的历史足迹。对着它们，你讲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追求，也讲述你的闺蜜，你的朋友。
在那篇悼念我父亲的文章《你不会寂寞》中，我读到了你写下的一个遗憾：“我一直想跟他谈谈当年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青，但似乎从来没有时间把话题转到三四十年代……”父亲从事话剧运动数十载，应该说他是你最为合适的谈话对象。但他早早过世了，你的这段心结，竟让我成为了听众。
那是一个初春，乍暖还寒，房间里开着油汀。
一本稍有些破旧的老式相册平放在茶几上，一张张带着时代印痕的照片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唐若青。”你指着一位稚气未脱的女孩子的倩影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故事？随着你的讲述我渐渐明白了——你曾经被她的演技深深折服：“你能想象得出么？只有17岁的她主动要求在《雷雨》中求扮演年近半百的老妇人鲁侍萍！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她逼着自己的女儿起誓，从此不再和大少爷周萍来往。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力使她能够体会到母亲心中那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力使她能够准确地把这种隐痛展现在观众面前？”你告诉我，你亲眼看见她是如何化妆的：头发上抹了些白粉，脸庞上画出些皱纹，再后来又剪下了一小块黑纸，直接贴在了门牙上……于是乎一个豁着牙齿、枯了头发的老妇人便活生生地出现了！你感动于她的牺牲、忘我。
年龄相仿的两位少女很快成为知交，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便又断绝了交往。你那长长的一声叹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敢相信，更不能相信啊！她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剪着齐耳的短发，没有任何修饰，就像是纯真朴实的中学生一样！难道刚刚有了一点名气就张狂了起来？”
当年只有16岁的你不知该如何劝说自己的闺蜜，“后来，我又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劝她好好演戏，劝她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表演事业，可惜都没有回复……”你的痛苦写在了脸上。
我起身走过去，拥抱起你这位慈祥的老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却想起了巴金先生曾经赠与你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
我明白了你的痛苦，你的善良，也明白了你的爱，更明白了你一吐为快后的释然。
你居住的这栋老式住宅，渐渐成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必去的“家”——你的那个充满着故事的客厅，吸引着我。你来电话了：“我想你……”仅仅几个字，却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不已——我想起你曾经写下的文字：“人已老朽，往事皆如过眼云烟，云烟有的自然散去，有的却凝成一堆堆沉重的记忆埋在心底。要想重新翻腾出来说给世人听，恰似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很难描绘青少年时代的欢笑与哭泣，听故事的人也很难想象当时年青人的执着与追求……”我更想起你曾经说过的话：“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
我不能不去，为了当“听故事的人”，更为了帮助你“俯身拾起片片碎梦”。
那是初夏的一天，你在电话中说，“快来，快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这次就谈‘后台’——剧场中的后台。”
临出门时突然下起小雨，淅淅沥沥，毫无止意，我准时推开了你的房门。果然，你已穿戴齐整，笑眯眯地坐在那张高背椅上等候着我了。一切照旧：先吃糖，再喝茶，还有天津寄来的山楂糕、上海送来的桃酥饼……
那天你兴致很高，连比带划地给我讲述了从小到大你亲眼见过的各种各样的后台——有老式戏院的嘈杂的后台，有新式剧场神秘的后台，有抗战时期简陋不堪的后台，也有赫然标示着“观众止步”的后台……
1939年暑假，已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你，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滇池游玩，正遇上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那里拍摄《长空万里》。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国青年走向抗战前线，最终献身于航空战线的影片，导演是孙瑜，演员有金焰、高占非、白杨、王人美、魏鹤龄……“他们白天拍摄，晚上演出，天黑以后，剧组全班人马借用附近的一个寺院，搭起台子演起了话剧。”你告诉我，这是一个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后台——“那是一块露天的空地，没有化妆间、休息室，树杆上挂着几面残缺不全的镜子。演员们就坐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化妆。”
“他们可都是大明星啊！”你激动起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这些片子迷倒了多少观众，震撼了多少国人！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影帝影后，可为了抗战，为了艺术，竟然忍受着这样的艰苦，却怡然自得，坦然相对！”
“他们为什么能这般吃苦？”问话刚到嘴边，你的回答已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剧工作者，一个抗敌战线上的文艺小兵！”那天，就在那个苍天为顶、大树为墙、月光作灯、星星作伴的“后台”，早已名闻遐迩的大明星白杨接过了你递给她的纪念册，亲笔题写下一句话：“打回老家去！”仅仅五个字，足以让你——当时年仅20岁的大学生明白了一切。
记忆在不断地闪现，那间客厅——再熟悉不过的客厅，像往常一样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它的主人，也等待着主人邀请来的客人。但是它却再也等不来了——那张高背座椅上从此没有了你的身影，对面的沙发上从此没有了爱戴你的众多朋友。没有身影的房间是那么空旷，没有声音的院落是那么寂寥。
作为你的“小友”，我默默地朝着这间客厅鞠躬，再鞠躬；我流泪了，为了数年来的交往，为了你孜孜不倦的讲述，更为了你赠与我的这一称呼——我珍惜，我喜欢，我受之有愧，但我决不玷污！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剧作家陈白尘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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