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 回归“本土”立场的尝试_小说_文体_中国古代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不仅适合文章创作,也适合理论研究,不仅适合古代,也适合当下。由于中国小说研究之悠久与研究人员之众多,“新变”的难度也不断被推高。这是中国小说研究者必须回应的学术挑战。

新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下简称《小说文体史》)一书著者谭帆教授成名于古代戏曲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古代小说理论与小说文体研究。我和他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重点虽然不同,但研究理念颇为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国文体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谭帆也主张“回到中国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当务之急是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

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角度看,古代小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体。西学东渐以来,小说文体刚好符合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所以小说毫无疑问地具有合理性和独立性。但如果按新文化以来形成的四大文体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类法,中国古代的诗歌、戏剧的形态是最为明显的,不难辨体。散文略为复杂,但若用“文章”概念来代替,辨体也是清晰的。问题在于,西方小说文体内涵与中国小说文体实际相差很远,所以“小说”文体研究反而变得复杂。二十世纪以来,用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价值标准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相当突出和普遍的现象,并造成一些困扰。

清代沈谦作赋,盛昱录《红楼梦赋图册》之“滴翠亭扑蝶赋” 现藏爱尔兰切斯特·贝蒂图书馆

那么,如何回到“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呢?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尽量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即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小说文体史》力求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和价值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古代小说文体。主张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探究梳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和“虚构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体呈现出“历时态”的流变线索,体现了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志》一脉相承。所以,《小说文体史》认为,《总目》所框范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著述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此一特性即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中的“本然状态”,也是《小说文体史》所强调和遵循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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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现代小说理论往往将小说理解为虚构的叙事文学文体。如果仅用这一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至少是不普遍适合的。如程毅中先生在谈到《酉阳杂俎》时,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算作小说”(《唐代小说史》)。可在古人的观念中,《酉阳杂俎》非但是小说,更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文体理解的古今差异,的确值得关注。如按西方小说定义,在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与章回体四种文体中,多数的笔记体是不能列在“小说”之内的。因为它往往既非虚构,又不叙事。但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体,也是俗文体中的最为高雅的文体。

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与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与“叙事”背后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小说文体史》的研究表明,“叙事”内涵在中国古代非常丰富,不是“讲故事”所能限定的。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解释”“罗列”“说明”等多重理解。《小说文体史》回到中国小说语境,讨论叙事,强调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多元属性,尤其强调笔记体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文体的一种特殊叙事特性。这种研究以多元化与特殊性的眼光,以变通与圆融的方式,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内涵与表达形态,尤其为中国古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争得了文体分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在小说文体学上,是一个理论拓展与贡献。

《小说文体史》给我的启发甚多。我对中国小说文体也曾有过粗浅思考,一直有点疑惑:中国小说存在很多表现博闻或情致的率意记录,未必与叙事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小说的语境中,可不可能存在不“叙事”的中国小说呢?我们仍以笔记小说为例。

从《世说新语》书名来看,它所关注与表现的重点是“说”与“语”,其中有些篇目,如“言语”篇就明确标示其重点在记录人物言语。“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这两则文字都非常简短,只记人物的言语。这种情况在《世说新语》其他篇目中也是大量存在。如《赏誉》篇:“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这两则简短的小说文本也仅记言,一定要用“叙事”去解释,会显得有些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文字记录都解释为“事”的一部分,凡所记录,无非叙事,那反而证明西方的小说概念仍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态的多元性与特殊性之外,也许更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自身的特殊性。

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填补空白,而是对已有研究的开拓。如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插图与评点已有足够的讨论,《小说文体史》却将它们纳入小说文体研究范畴之中,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从文本的叙述实践、叙述的有效性等角度来观照小说之“整体”,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全部的小说文本(包含正文、插图、评点等)之中。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与插图,虽分别具有文本批评与美术特性,但本质上仍是与小说正文融于一体的、供读者阅读的小说文本,而非游离于小说之外的附庸。

华东师大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光华大学期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撰述了小说史《宋代文学·宋之小说》、小说理论《小说丛话》等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代有人才,迄今为止,大致可以分为四代:徐震堮、施蛰存先生等前辈学者为一代;陈谦豫、郭豫适等知名学者为一代;陈大康、谭帆、竺洪波、程华平等学者为一代;刘晓军、王庆华等学者为一代。可以说,这部《小说文体史》既凝聚了谭帆教授师徒两代学者的心血,也积淀了前辈的优秀传统。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吴承学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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