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有某些阶段对于战略的研究能提供非常宝贵的例证和教训，战国时代即为其中之一。所谓战国时代，就是从春秋时代结束之后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为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大致是200多年。钱宾四(穆)先生在其所著《国史大纲》中认为，从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告成时，其间246年为战国时代。但一般史学家多认为战国时代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那是在公元前453年，照这样算，战国时代的长度就只有232年。如果照法律的观点来看，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魏、赵三家(大夫)为诸侯是公元前403年，则战国时期的长度应仅为182年。以上这一点小考据并无太大重要性，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三家分晋作为起点，把始皇统一为终点，而把中间大约200余年的阶段作为战国时代。
当周武王伐纣之前誓师于孟津时，据说与会诸侯有八百之多；周既灭殷，新封的诸侯至少有130个。以后这些国家互相兼并，于是数量日益减少而领土则日益扩大。在《春秋》上有记载的国家约50余个，加上《左传》所记载的，共约170个，但真正具有重要性的到春秋末期已经不过10余个了。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所谓“七”者就是战国七雄，即魏、赵、韩、燕、齐、楚、秦。事实上，至少在战国初期，除七雄以外还有若干小国存在，例如宋、卫、中山、和泗上十二诸侯等。但那些国家不仅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已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而且也都逐渐被大国吞食。所以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是以七雄为重心。在此更应特别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国”(Wardom)时代。据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J. F. C. Fuller)将军解释，所谓“战国”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战争支配了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所以，凡是研究战争和战略的人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定不可不特别重视。
战国四阶段
为什么说战国时代的历史应以三家分晋为起点？因为假使晋国不分裂成为三个国家，则七雄并立的局势也就不会形成。在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当中，所谓霸业者都是靠晋国来维持。由于有晋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的存在(梁惠王说“晋国天下莫强焉”)，所以北面可以阻止狄人的南侵，南面可以阻止楚人的北上，而西面也可以阻止秦人的东进(在那个时代秦经常是晋的同盟国而且只能以“遂霸西戎”为满足)。
自从晋国内部发生政变而分裂成为三个国家之后，天下形势(权力平衡)遂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除狄患已经大致被控制外，秦、楚、齐，遂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窥伺中原，想要填补晋国分裂后所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而晋国的继承者魏、赵、韩三国，则处于内线的地位(中央位置)以对抗三面的压力。当然这只是概括之论，实际的演变是远较复杂。若是引用现代国际关系学者所使用的名词，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属于一种“多元权力系统”(multipolar power system)的典型。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相当微妙而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燕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在北面，在七雄中它是最不重要的)。
这七个国家互相斗争，其经过是相当的复杂，我们无法详述，但大致说来，似乎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魏齐争霸；2．齐秦争霸；3．赵抗强秦；4．秦灭六国；现在就分别简述如下：
魏齐争霸
三家分晋之后，魏所分得的地区也许是最好的。面积虽然没有赵国大，但是赵国比较偏向北面，有夷狄之患，而魏国所占的却是旧晋国的精华地区。至于韩国不仅面积最小，而且易受攻击(韩非说“应天下四击”)。所以在“三晋”中只有魏国最有承袭晋国传统的资格。魏国开国之君文侯及其子武侯，前后统治了76年，励精图治，国势日强。其最大的成功是能够任用人才。第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文侯用的李克(悝)，他是我国首著《法经》(法律教科书)的学者，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大师。以后商鞅在秦国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以他为模范，其次就是武侯所用的吴起，他后来又把改革的思想带到了楚国。
武侯之子自称为王，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因为迁都大梁，所以魏国也就常被称为梁国)。梁惠王企图恢复旧晋国的雄风，他所采取的战略是首先统一三晋，但是当他伐赵伐韩的时候，每次都由齐乘其后而功败垂成。这也由此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曾有杰出的表现)。魏国争霸不成，齐国的阻力最大，但秦楚两国也曾趁火打劫，所以梁惠王亲口对孟子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由此也就可以发现多元权力系统的一项特点，即任何国家若欲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则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最后，魏终于与齐妥协，彼此相王(即双方承认对方的“王国”地位)，而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前后共37年(依照钱氏的计算)。
齐秦争霸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盛。此时，秦国也日益强大(关于秦国的发展在下文中另行详论)。秦惠王派张仪去离间魏楚两国与齐国的关系，而使后者处于孤立的态势。于是也就形成了齐秦之间的权力平衡。
到此时，齐国突然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它不集中全力来与秦争天下，反而分散资源去贪图近利，北进侵燕，南进侵宋以自广(扩大权力基础)。这样也就引起了国际间的不安和谴责。于是燕将乐毅联合燕、秦、魏、韩、赵五国的兵力伐齐，齐湣王走死，国势遂一蹶不振，而秦国则坐享渔人之利。这第二个阶段共达48年。
赵抗强秦
当魏齐两国的争霸先后失败之后，秦国即将要获得独霸的地位。此时幸有赵国崛起，始能勉强地拖延了一段时间。赵国强盛的主因是由于武灵王胡服骑射(武灵王元年为公元前325年)，换言之，他把一种新的兵种(骑兵)引入了战斗序列，遂产生了战术优势。此外，赵国在这个阶段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等。
到了这个阶段，东方诸国尚有能力抗秦者也就首推赵国，所以六国合纵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的战争是以“长平之战”(前260年)为决定性会战。在这一战中秦将白起击败赵将赵括(赵奢之子)，坑降卒45万(这一数字不免夸大)，其为战国时代最伟大和最惨烈的会战。从此赵国无能为力。这个阶段大约长29年。
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以后，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形成，其最后成功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孔子的六世孙，曾相魏九月因“陈大计辄不用”而喟然自叹的子顺，在公元前259年(即始皇统一天下前38年)感慨地预言说：“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见《资治通鉴》)
子顺所预言的时间虽然比实际较短，但秦国统一大业之所以延迟了十多年才完成，那是由于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受到外来的阻力。因为一代名将白起受猜忌而死，继秦昭王的两位君王都享国日浅，等秦王政冲龄践祚时，政权又暂时落入母后和相国(吕不韦)之手，所以才会如此，否则子顺所预言的20年也许还会太长。这个最后阶段，照钱氏的算法为36年，其起点是邯郸解围(前257年)，即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无忌)救赵之战，其终点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自上皇帝尊号。
秦之统一六国，从战略的观点上来看是一个标准的“长期斗争”典型。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前后经过六个朝代，所以贾谊说他是“奋六世之余烈”(见《过秦沦》)。以时间而论，长达140年(秦孝公元年为公元前361年)。此种战略的运用经验及其成功的理由，的确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战略教材，值得深入分析。
变法与图强
所谓变法者用近代术语来表示就是改革，在战国时代变法很多，不只是商鞅一人，而商鞅也不是第一人，但商鞅变法在历史上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因为他的变法不仅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更替秦帝国建立了深厚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中所有的变法运动最具有决定性影响者莫过于商鞅的变法。
当时的秦国仍不脱戎狄之俗，民风强悍而质朴，此种客观条件为文化水准较高的中原诸国所未有，实大有助于商君的改革，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变法不仅易于推行而且也不会受到强大的阻力。尽管如此，商鞅的成功也还是有其内在原因，据萨孟武先生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他有一贯的思想，即法家思想。认法而不认人，不仅赏罚严明，而且刑自大官始，赏自细民始。(2)他有一贯的(战略)观念，各种政策均以此观念为主轴。此观念即为“农战”，人民居则尽力务农，出则勇于作战，如此始能富国强兵。(3)他的法令至为简单，概括地说只有三方面：①奖励军功；②提倡农业；③加强基层组织。(见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
商鞅执政不过24年，但值得惊奇的是他死后并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国政治史上的通例)。在他死后秦国仍能奉行没有商鞅的商鞅政策，换言之，他的思想能够制度化，这的确算是一种奇迹。其原因安在，似乎很难解释，可能与当时秦国的民情风气和政治背景有关。
秦自孝公以来“战未尝屈”，这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农战政策所奠定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秦国都比山东诸国要高一等，其终于统一天下似乎应该说是理所当然。荀卿对于秦国的国情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畏有司而顺……其百吏肃然……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见《荀子·强国篇》)
秦国不仅政治清明，而经济也保持高度的增长，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利用外来劳力的政策。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众，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关于这一点，荀卿也有类似而更详细的评述，足以证明其为事实。此种政策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所采取者恰好相反(他是尽量让普鲁士人在国内务农而宁愿雇佣异国人去打仗)，但其战略意义却是一样。
最后，秦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也有特点值得称述，《战国策》中的《司马错论伐蜀》一文可以作为最佳的例证。当时张仪与司马错争论于秦惠王前，前者主伐韩而后者主伐蜀，各陈利害，激烈辩论，极尽国家战略检讨之能事。最后，秦王终于采取了司马错的意见。在此有两点应该指出：(1)张仪当时为秦相，其地位显然在司马错之上，但秦王仍采纳司马错的观点；(2)司马错所陈述的理由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诚如李树正先生所云，那是研究国家战略的一篇好教材，足以证明秦国的确有高水准的战略家而且受到政府的尊重(读者可参阅李树正先生所著《国家战略遂行问题之研究》)。
合纵连横
战国时代最为人称道的外交活动就是“合纵连横”。究竟“合纵连横”的意义是什么，其效果如何，都很值得检讨，尤其是有些事实也不无可疑。首先应说明合纵与连横的含义(目的)。韩非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事实上，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合纵连横都不含有攻势的意义在内。所以不如改为“纵者合众弱以抗一强，横者分众弱以事一强。”“一强”即秦，而“众弱”就是山东诸国。这是两种不同的同盟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威慑，或最多限于防御，即使“秦甲不敢出于函谷”。虽然也有诸国共攻函谷的记录，但那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后者是秦国的一种外交战略，目的是分化(离间)六国，使其个别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签订互不侵略协定)。连横是出于秦国的主动，此项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张仪，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上述的第二阶段。那时秦国国力还不算太强，而且正在与齐国争霸，所以才企图用外交手段来争取与国和削弱敌人。
历史对于合纵连横的发展，记载是相当混乱和矛盾。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所谓“纵横家”并无一定的立场，他们把纵横之说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无民族观念，他们的态度是“不问用我者为何国，而只问何国能用我”，所以苏秦、张仪都曾先后改变其立场。尽管苏秦、张仪经常为人所并称，但苏秦的故事却颇有疑问。照常理来分析，苏秦既与张仪同时(或稍早)，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第一强国是齐，诸国若欲合纵则所对抗者应为齐而非秦，事实上，以后乐毅将五国联军攻齐时，秦国也曾出兵参加(钱宾四先生所持的看法与此类似)。
如果连横是秦国在与齐国争霸时所用的外交战略，则这种战略存在的时间应该很短，换言之，自齐国已经衰颓而秦国又更加强大之后，也就无连横之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远交近攻”，详细分析见下文)。反而言之，重要的合纵活动不应在连横之前或同时，而应在其后，即在第三阶段。其理由很简单，必须秦国已经真正强大积极向东侵略时，山东诸国才会感到有合纵的需要。由于秦国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赵国，以后又转向魏国(及韩国)，当时魏公子无忌(信陵君)很有能力，所以合纵的工作似乎是由他来主持。他曾两度率领联军击退秦军。
概括言之，合纵连横的思想和活动，其存在应无疑问(并非伪造)，但其实际重要性却远不如某些古书中所说的那样巨大。连横只能算是一种过渡政策，而合纵则因为受到许多先天的限制，事实上很难成功。这些限制可以略举如下：(1)山东诸国之间彼此都有世仇宿怨，而且也时常有利害冲突；(2)地理环境不一样，对于秦国威胁的感受程度也不相同；(3)同盟缺乏中心领导力量，虽然也有所谓“纵约长”，但有名无实，各国力量大致相若，不愿接受他国的领导；(4)组织非常松懈，缺乏常设机构，对于会员的权利义务都无明文规定，而且随时都可退出，对于违约行动也无强制的处罚。
远交近攻
在张仪的时代，秦国虽有其主动的外交战略(连横)，但其军事战略却不能与之配合，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由于文化水准较低，常为其他国家所轻视，所以强盛之后，为了扬眉吐气遂常向外用兵以显国威。同时，商鞅以奖励军功为主要政策，若不战又何来军功，这也是古今黩武主义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从商鞅变法到范雎谋用之间(前359～前268年)的91年内，秦国一共与魏国交战32次、韩国17次、赵国15次、楚国13次、齐国6次、燕国2次，共计85次，几乎是每年一次，不仅次数频繁，而且目标分散，有时除了炫耀兵威以外，似乎更无其他意义。这样好战不仅浪费国力，而且还可能产生不利的政治反应，加强六国合纵的决心，若套用李德哈特所常说的话就是：秦国是赢得了战争但可能输掉了和平。
自从范雎说服了秦昭襄王采取“远交近攻”的观念之后，秦国才有外交军事整合为一的国家战略，于是其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范雎提出此种战略观念的近因是反对穰侯越韩魏而(远)攻齐纲寿。但难能可贵者是他不仅指出穰侯所谋非计，而更能乘机提出一套有完整体系的新战略构想。他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于是秦王用其谋，范雎遂代穰侯为相(前266年)，负责执行远交近攻的大战略。
在连横时代(即大致相当于第三阶段)，秦国的外交和军事战备不仅不能互相配合，而且还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在目标上缺乏合理的选择。在外交方面，秦国几乎是愿与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在军事方面，秦国又曾经攻击所有那些国家。所以这种杂乱无章的行动不仅浪费国力而且适足以“借贼兵赍盗粮”。范雎遂主张坚持“目标”的原则，把敌国分为远近两大类，远者交之而近者攻之，外交与军事的行动配合得丝丝入扣，于是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动则有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对于此种战略的成功曾有非常中肯的评论：“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于楚，四十年不加兵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
从统计数字上更可获明证：自范雎谋用(前268年)到李斯用事(前237年)之间31年内，秦国共对外用兵33次，其中对韩11次、对魏10次、对赵10次、对楚2次，对燕齐则从未用兵。由此可知远交近攻的战略是执行得相当彻底。此处还有一点应补充说明，由于远交，燕齐等国得以苟安，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鼓励他们互相残杀，燕齐、燕赵、齐赵之间都曾发生过战争，这对于秦国可以算是双重获利：一方面消耗那些国家的国力，另一方面帮助其近攻的成功。
统一的完成
秦国在战略(政策)方面有一别国不可及的最大优点，那就是持续性和一贯性。从商鞅、张仪、范雎，直到李斯，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大致都是指向同一目标。当然他们是代表不同的阶段，在实际战略行动上自应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一致。李斯是替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位“客卿”，到他那个时代，秦已占有绝对优势，成功已不成问题，问题不过是如何加速努力而已。李斯注意到六国内部的腐化情况，所以他主张采取一种内外夹攻的战略来加速敌人的崩溃，这也正是博弗尔(André Beaufre)所提倡的“内部动作”(interior manoeuvre)与“外部动作”(exterior manoeuvre)交相为用的道理。
李斯主张：“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尉缭所说的话则更为露骨：“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总而言之，就是使用威胁、利诱、收买、离间、暗杀等等不光明的手段来“软化”敌人和配合军事攻击。
秦国使用这种手段又非始于李斯，他不过是更较积极而已。从历史记录上来看，秦国至少在这一方面曾获三次成功。(1)在长平之战以前，赵军本由老将廉颇指挥，秦国在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害怕的是赵奢之子赵括(青年才俊)，于是赵王为这种心理攻势所惑，用赵括代廉颇(他遂前往楚国)，终于造成长平的悲剧。(2)在邯郸解围之后，六国中惟一能对抗强秦的人才就是魏信陵君，于是秦国又设法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本为兄弟)，散布谣言说他想取而代之。于是信陵君遂以醇酒妇人自毁，从此再也无人能率五国兵击退秦军了。(3)在始皇时代惟一尚能抵抗秦军的人是赵将李牧，于是秦又用反间计使赵杀李牧(前229年)，自坏其长城。
在此种硬软兼施、内外夹攻之下，六国遂迅速崩溃：秦国首先灭韩(前230年)，其次灭魏(前225年)，然后灭楚(前223年)，再于次年(前222年)灭赵燕两国，最后(前221年)灭齐完成统一。其顺序是先从中央突破，再向右(南)，然后再向左(北)巩固两翼，再从南北两面向中央(东)包围而完成最后一击。此种战略计划的宏伟气度和周密安排，真可谓历史上的杰作。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精华
基于以上的简略分析，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历史至少可以提供下列五点教训：
1．因为世事都具有相对性，而尤以战争为然，所以好的战略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反而言之，坏的战略却几乎必然导致失败。观乎魏齐争霸不成的事实即可明了。魏企图首先统一三晋，在构想上无可厚非，但忽视与齐国的外交关系实乃不可恕之大错。齐在与秦争霸之同时，分兵侵略燕宋，终于自蹈覆亡而使秦人坐收渔人之利，均可为殷鉴。是以当国者对于战略必须作慎重的选择。
2．成大业必须有充分时间，秦国长期斗争战略的成功可为明证。孔子说“毋欲速毋见小利”，这对于战略家实为最宝贵的箴言。在长期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战略必须能维持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一切政策(战略)的执行必须贯彻始终，而不可虎头蛇尾、见异思迁。
3．人才是一切战略成功的关键。秦国本身人才很少，但能信用客卿，中原诸国有人才而不能用，听任其外流，这种对比很令人感慨。当然古今情势不尽相同，但就原则而言大致还是一样。晏子曾经告诉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秦国政府知人善任是成功的最大原因。
4．国家内部的团结安定实为立国的基础，也许可以说外患并不足惧，而内忧则为心腹之患。杜牧曾经说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一般说来，六国的内部情况均远不如秦国那样安定团结，所以才给秦国以活动的余地。
5．从数量来说，六国加在一起实远占优势。“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见《史记》)。所以若真能合纵则抗秦应无问题。但同盟战略有其内在弱点，实乃古今一理，值得警惕。所以孙子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国无分大小强弱，必须“信己之私”而不可妄想依赖同盟以保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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