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卫青是不是靠卫子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名将，平阳公主为什么愿意嫁给自己从前的奴仆
- 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为何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
- 有人说看《卫霍传》需要和《李广传》一起看，认为卫青霍去病不值一提，你怎么看
- 李广“苦战竟不侯”并自杀谢罪，子孙遭灭族之灾，是因运气不好吗
- 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卫青是不是靠卫子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名将，平阳公主为什么愿意嫁给自己从前的奴仆
卫青本姓郑，随母姓卫，本是他母亲与一郑姓小吏所生私生子，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朝著名的将领、军事家，伟大的民族英雄。
元封五年（前106年），病故，谥称为烈侯，葬于茂陵。
卫青的发迹离不开姐姐卫子夫，由于卫子夫被汉武帝宠幸怀孕以后，卫青由于裙带关系被提拔为一个低级小军官！
从此卫青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请注意，卫子夫只是为卫青提供了一块跳板！很多人都会觉得卫青能成为大将军也是靠卫子夫，但是那可错了！他靠的是汉武帝的慧眼识珠和有意栽培，打击其他外戚势力！
早年的汉武帝为了集中权力，摆脱他皇祖母窦太后的势力影响，急于培养自己的势力，本家的诸侯王不敢用，削藩还差不多！只有启用根基不深的外戚了，要想稳固江山，军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
首战告捷，卫青不负众望。经过七战七捷，功勋卓著！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兴兵南下，兵峰直逼上谷，卫青被封车骑将军。率军迎战！年轻气盛的汉武帝非常看中这次用兵，分派四路大军出击。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其中一路由车骑将军卫青率军直出上谷。卫青首次出征，就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七百多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面对卫青一战成名，受封关内侯！自此卫青在军旅生涯开始中崭露头角！
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生下刘据，被立为皇后！公元前128年秋，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大肆劫掠百姓。汉武帝派卫青出征，卫青率三万骑兵，长驱而进，赶往前线。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兵士们更是奋勇争先，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大败而逃。
公元前127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决定避实击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卫青立下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卫青的势力稳固，一时间权倾朝野！
卫青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使得卫子夫也深得皇帝青睐，卫家成为汉朝的新外戚。卫青能够成为一代名将最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军事才能，但是卫子夫和汉武帝提供的只是一个平台，加上汉武帝制衡其他窦氏家族势力和皇后陈阿娇和刘嫖势力，还有汉武帝舅舅田蚡等人，卫青的横空出世是注定的。
随着卫青成为大将军，卫子夫成为皇后，再加上太子刘据，卫青外甥霍去病的崛起，卫氏成为汉朝最强外戚，炙手可热的人物。
卫青的老婆去世后，续弦成为头等大事。汉武帝抓住这个亲上加亲的好时机，卫青是汉武帝的姐夫，汉武帝也是卫青的姐夫。有政治心机的平阳公主，自然对卫青非常满意，再加上汉武帝的撮合！平阳公主嫁给卫青，那是一拍即合，两情相悦的事！汉武帝和卫青成了利益捆绑关系，鱼水关系，军事上有卫青坐镇，卫青的利益由汉武帝保重！
所以卫青不是靠卫子夫成为一代名将，他是靠汉武帝的栽培和自己强大的军事素养，平阳公主不会嫌弃卫青以前是他家奴仆，反而随着卫青身份提高，觉得他俩是最般配的。试问，放眼大汉朝，能配得上平阳公主的只有卫青了。平阳公主和卫青结合是求之不得的事！
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为何会出现在《史记·佞幸传》
首先我要肯定卫青、霍去病二人作为征讨匈奴的大功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之象征，不容抹杀不容贬低；而太史公在《史记》中如实记述了卫、霍二人的战绩功业，并无任何贬损之意，但太史公又确实将二人列入了《史记·佞幸传》却又是何道理呢？
我们先看看《史记·佞幸传》中对卫、霍二人的记载：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就是说司马迁的原文是说的：卫青、霍去病因为外戚身份受到宠幸，然而自身才能杰出，能够报效国家，所以才日渐精进荣登高位。事实上佞幸传记载的其他人物大多是没啥大才能、却靠某种技能或谄媚方法得幸于皇帝，很显然司马迁在这里是以卫、霍二人与之对比，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弘扬正能量的行为，而不是对卫、霍的贬损。
有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要拿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佞幸小人对比，这不是折辱英雄吗？其实这里有一种误解：这里的佞幸不是就品性而言的，而是就身份而言的。卫青、霍去病的的确确是因为外戚的缘故而受到皇帝的宠幸，没经过朝廷正规的公务员考核提拔程序，这和他们的品行、能力没半毛钱关系。司马迁这么写其实是在说：佞幸其实只是一种身份标签，重要的是看个人能力。就像我们今天提到富二代这个词貌似有点贬义，但富二代当中就真的没有杰出人物吗？
其实《史记》当中很多传记都与之类似：《酷吏列传》我们今天的人一听就觉得是写那些特别残暴严酷的官吏，事实上《酷吏列传》中写的也的确是严酷的官吏——可严酷和严酷不同：《酷吏列传》中的酷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残酷暴虐草菅人命的恶吏；一类是执法严酷不惧权贵的廉吏，这要用我们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两类人怎么着也扯不到一块儿，可他们的确有共同点：就是执法的严酷性。
所以用我们今时今日的眼光去给古人贴上固定的身份标签是不妥的：卫、霍被列入《佞幸传》是因为身份，而不是人品。外戚身份是事实，不需讳言，也不该讳言，历史是怎么着就该是怎么着，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人说看《卫霍传》需要和《李广传》一起看，认为卫青霍去病不值一提，你怎么看
《卫霍传》和《李广传》一起看可以贯穿了解卫青、霍去病及李广三个人的人生际遇，以及处于同一时代三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后人认为卫青和霍去病不值一提，绝对是谬论，这主要基于对李广人生悲剧的同情，更是由于卫青的安排导致李广因误期而羞愤自杀。
李广的儿子李敢私下打伤卫青后在上林苑被霍去病射杀，所有李家的悲剧都是由卫青和霍去病造成的，再加上后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因对匈奴作战时弹尽援绝，为了保护士兵，他选择了投降，结果汉武帝将他全家灭族。所以李广家族的悲剧获得了后世很多人的同情，认为是卫青和霍去病导致了他们家族的悲剧，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卫青和霍去病虽然都是属于外戚，靠着汉武帝的关系才飞黄腾达的，但是他们自己也确实有能力，能让汉武帝说的起话，自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的首次出征奇袭龙城，揭开汉匈战争反败为胜的序幕，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漠北大战胜利，卫青七战七捷，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官至大将军、大司马，受封长平侯，可谓是位极人臣。
再看霍去病，17岁跟随舅舅卫青出征，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河西受降，漠北之战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闪亮的一颗将星，只是由于天妒英才，24岁因病去世。我们再看李广，出身将门，是秦朝名将李信之后，历任右北平、陇西、雁门、代郡等地太守，他作战勇猛，但是为人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他在做陇西太守时，擅自杀死投降的800余名投降的羌人，因另外因小事杀死霸陵尉，七国之乱时私下接受梁王的将印。
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反映了李广性格的缺陷，他并不像后人传说的那么伟大，只是后人因为同情他的际遇，他的形象拔的过高，忽略了历史史实。李广的死亡，是他性格的使然，即使没有卫青和霍去病，李广照样会死。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句话恰恰阐述了他的悲惨际遇。我是大飞哥，欢迎关注我！
参考文献《史记》
李广“苦战竟不侯”并自杀谢罪，子孙遭灭族之灾，是因运气不好吗
“苦战竞不侯，富年颇惆怅”出自李白诗《赠张相镐其二》，说的是李广艰苦作战多年，但还是没有晋封侯爵，让人很是失落。
李广的“苦战竞不侯”，子孙遭灭族，真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其原因只能出在自己身上。
李广出身于武将世家，学得了一身家传好武艺，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已经加入了抗击匈奴的斗争，并表现出了较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一手好箭法，所向无敌。人称“飞将军”。李广带兵打仗，总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并且他清廉无私，赏罚分明，爱兵如子。与官兵同甘共苦，深受部下拥护。
但李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总是凭着自己一身过人的本领，目空一切，有着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也是他这一生坎坷，并最终导致含恨自杀的原因。
因为逞一时之勇，涉险冒进，导致自己被匈奴活捉，差点被杀。好在又是靠着自己的个人能力，逃回了汉营，结果被贬为平民。
还有两次出击匈奴，一次在后军领兵，没有作战机会，寸功未立，无果而归。一次全军覆没，花钱赎罪，又被贬为平民。
最后一次战斗中，率军因迷路没有到达预定目的地，使主帅卫青消灭匈奴计划，功亏一篑，李广自担责任，自杀谢罪，令人遗憾的结束人生。
李广的长子、次子早亡，小儿子李敢因殴打了卫青，后来被霍去病射杀。数年后李广孙子李陵，在率军与匈奴作战中战败被俘投降，导致其家族被朝廷灭门。李广家族前赴后继抗击匈奴，为汉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最终却落得了的如此下场，十分令人惋惜。
李广在与匈奴的七十余次作战中，有记载的几次大战役，最终结果的表现都很糟糕，就别说封侯了，这也让他徒叹无奈。但他的勇猛敢打的精神，也让他名声大振，使匈奴闻风丧胆，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前来冒犯。
但因为有数次败绩在先，因其后大多是小规模战斗，功劳甚小，所以李广到死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但后人并没有忘记李广。供奉历史名将的武庙内，李广也多次身在其中。
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禹传子，家天下”。
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
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
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
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
有。
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
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
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
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
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
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
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
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
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
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两种皆可以说通。
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
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
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
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
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
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
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需要对历史和先祖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说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儒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儒学，一方面“累积”地“书写”了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
曾在头条写过一篇《五帝之变迁》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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