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始皇活着时叛乱不足为惧，死后叛乱却势如破竹？李自成一举攻下京城之后，势如破竹的大顺军为何很快就分崩离析了_大顺_秦国_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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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秦始皇活着时叛乱不足为惧，死后叛乱却势如破竹
• 李自成一举攻下京城之后，势如破竹的大顺军为何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为什么秦始皇活着时叛乱不足为惧，死后叛乱却势如破竹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任何叛乱都没有给秦朝造成多大的困扰，但是在秦始皇死后短短三年，秦朝就灭亡了，原因其实只有一点，就是秦朝的中央政府失灵了。

为什么秦朝中央政府失灵就会导致秦朝的灭亡呢？这就要从秦朝的体制，以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体系说起了。商鞅时期，秦国经过了一次变法，通过商鞅的变法，将秦国变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的战争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要素，一是兵源，二是后勤，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兵源你没有士兵去打仗，没有后勤，军队就打不了仗。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商鞅将所有的秦国人基本变成了两个职业，战士和农民，再配以少量的官吏对民众进行管理。

平时国家奖励农耕，谁生产的粮食多谁的功劳就大，鼓励了农民的积极性；作战的时候战士上战场，谁杀的敌人多谁的功劳就大，鼓励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

在国家的管理上，用秦王任命的官员代替了原先的贵族，因为官员是秦王任命的，所以他们必须听命于秦王。再通过严苛的法令，保障了秦王各项命令的畅通。秦朝的法令，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是秦王的命令下面就必须遵照执行，执行的好的有奖励，执行的不好的就会受到处罚。

当然，商鞅的变法还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这种思想的控制简单地说就是下面的人不能有任何的想法，也不能对秦王的言行有任何的质疑，如果要质疑就刑罚伺候了。

商鞅变法的效果就是秦国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作战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资源用于战争，在这样一套高效运转的体系下，秦国最终灭亡了六国，完成了统一。

▲秦始皇本身就是政治强人，在他的治理下秦国能够高效运转

不过这套体系却有一个致命的BUG，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明智的君王，因为整个国家都必须听命于君王一人，君王不发号施令，下级不敢有任何作为，君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下级也只能遵照执行。如果君王是秦始皇这样的强人的时候，国家机器自然能高效运转，但是君王换成了胡亥这样整天花天酒地的人的时候，国家机器会停摆了。

而造成秦朝中央政府失灵的关键性人物就是赵高，很多时候我都怀疑赵高不是秦国的宦官，而是别国派到秦国的奸细，专门搞乱秦国的。

赵高搞乱秦国，是秦始皇死后的事情，先是通过沙丘阴谋，扶持了秦始皇的小儿子，没什么能力的胡亥登上了皇位。接着以胡亥的名义逼死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秦国大将蒙恬。在通过政治斗争，弄死了丞相李斯。

▲秦朝其实就是亡在了赵高的手上

而胡亥在成为秦皇后，成天生活在花天酒地的世界之中，完全不理朝政，赵高则利用了胡亥不理朝政所形成的权力真空，逐步控制了政局，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秦国有能力的官僚被赵高陷害致死，剩下的都是对赵高马首是瞻，唯唯诺诺之辈，通过这样一通骚操作，秦国的中央政府就成了一个失灵的中央政府了。

其实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他们的势力并不大，实力也不强，即便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只是几万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已。后来周文带着几十万起义军进攻关中地区，被章邯的骊山囚徒军团击败，也证明了当时陈胜吴广起义军的战斗力之弱。

如果是秦始皇在位，他在第一时间就会知道起义的事情，也会在第一时间调集军队前去镇压，将起义扼杀在萌芽状态。

而胡亥则完全不同，他只会花天酒地，即便有人报告说出事了，这样的消息也传不到胡亥哪里，因为消息在传递的途中被赵高给拦下了。赵高就希望胡亥能一直醉死在温柔乡里，自己继续把控朝政，一旦让胡亥知道出了大事，胡亥必然会抓回权力，自己就不能大权独揽了。所以直到周文的几十万大军打到函谷关进逼首都咸阳的时候，胡亥才知道出了大事，才想到要找一员大将组织军队去镇压起义军。

▲当时秦军的规模十分庞大，但大部分主力都没有参与到战争中来

一支战斗力并不强悍的起义军能够在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就直接打到了首都附近，这一路上其实并没有遭到多少有效的抵抗，难道是因为当时秦朝没有军队吗？恰恰相反，当时秦朝的军队非常庞大，其主力有两支，一支是北部的长城军团，一支是南下进攻百越地区的南部军团。其中北部长城军团大约有30万人，南部军团大约有50万人。直到秦朝灭亡的哪一年，王离才带领部分长城军团参与了巨鹿之战，而更大的主力南部军团，直到秦朝灭亡也没有参战。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估计，从大泽乡起义到秦朝灭亡，北部长城军团恐怕也只是部分军队参与了秦末农民战争，可以说秦军主力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参与到秦末农民战争中来。如果当时起义军面对的是总数大约80万的秦军主力的话，那么即便是项羽和刘邦，恐怕也没什么机会了。

▲胡亥到死的时候，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秦始皇时期，遇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是能够将80万的秦国大军来回调动的。而胡亥时期，由于朝政被赵高把持，胡亥又不理朝政，导致秦国虽有80万的大军，但基本等于摆设，没有派上什么用场。讽刺的是，在对战各地起义大军的时候，绝大多数时期秦朝所依靠的，竟然是章邯的骊山囚徒军团。

这就好比一场大火，一开始的时候屋子里只是有了小火苗，烧的并不大，后来小火苗越少越大，但屋子的主人却视而不见，直到烧到了整间屋子的时候，主人才回过神来要去灭火，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如果秦朝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的话，那么秦朝的中央政府就是这个屋子主人的大脑，当大脑宕机的时候，整个人就如同中了邪一样，痴痴地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任凭火势的壮大，最后把自己烧死了。

▲胡亥在大部分时间的不作为，导致了项羽和刘邦的崛起

说白了，就是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中央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不作为，任凭起义势力发展壮大，才导致了秦朝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便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一举攻下京城之后，势如破竹的大顺军为何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是当时称赞闯王李自成的童谣，京城内的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百姓可能想不到，口耳相传的闯王殿下杀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却仅仅只是当了一天的皇帝，便仓皇出逃，兵败如山倒。曾经揭竿而起最后却身死荒野，英雄落寞。从攻陷京城之后的意气风发，到四十二天之后的仓皇逃离，李自成这段人生倒真可谓跌宕起伏了。

为何出现如此情况呢？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遇到百年不遇的小冰河期，鼠疫流行。 在明朝末年，在气候学上被称为“小冰河期”，此时环境气温骤然降低，使得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全国上下收成都不好，经济水平一落千丈，李自成们也就此揭竿而起。但是气候的改变对人类来说是坏事，对于其他生物来说却未必如此，比如细菌。 当时的中华大地不仅饿殍遍野，更恐怖的是瘟疫也来凑热闹。就在崇祯帝的最后几年，疫情一步步地扩大，严重的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

而在李自成大军围城的农历三月，正是疫情发展的最为迅猛的时候。古代卫生条件本来就差，大军围城使得各种物质交换变得困难，自然疫情在城内就蔓延的更为严重。那些拿鞭子都抽不起来的士兵，实际上是已经身染重病了。对城内形势缺乏估计的明高层选择了负隅顽抗，甚至没有把太子送到南京去避难，最终在开打以后只坚持了二十四个钟头不到就投降了，不是因为明军战斗意志不坚定，实在是拿不动刀了。

而李自成来到北京以后，北京城内的疫情之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对于他来说只有迅速收集好财物离开北京返回根据地西安才是上上策。而李自成之所以要把大军主力全部带出城，一方面是使军队尽快远离疫区，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一旦战败可以将有生力量带走，否则固守北京，无论是胜是败最终都只有死路一条！

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14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虽然其数量远远大于清军）。

二是军纪松驰，失去民心。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为了安心，立刻派手下去寻找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很快，他知道了崇祯和周皇后已经自缢的消息。于是，李自成命人用柳棺将崇祯和周皇后的尸首装殓，并放在东华门外。他的目的是想宣告天下：明朝已灭，现在是大顺王朝的天下。但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要知道，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同情弱者，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百姓和明朝官员对逝去的崇祯皇帝无限的追思和哀思。后来，清军入关之后，重新厚葬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从而大大降低了汉人对他们的敌意。对比之下，两种做法的高低立见。

进京后刚开始，李自成还能够对部下进行一定的约束，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城内还是比较安定的，百姓们也都可以和平常一样出来做生意和生活，北京城也开始逐渐恢复起生气。在当时，如果他可以一直都这么坚持下来的话，也许他还真的有机会统一全国，毕竟知道与民休息，知道励精图治，统一天下未尝不可。但是可惜的是他终究也只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首领”，他自身作为“流寇”的些许本质是没有改掉的， 从入主北京不久之后享受到荣华富贵，那个曾经提出“均田免赋”的他；还有那个当初是为了反抗暴政，为了安居乐业而战斗的大顺军，开始脱离了原本“保境安民”的理想，他们开始慢慢的露出了曾经他们为之甘愿付出生命也要反对的那些“贪得无厌”的贵族们才有的劣根性。

最开始遭殃的是京中的官员和富商，大顺军先是弄出了一个“助饷”的名头，而在此过程中，大顺朝的汝侯刘宗敏还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以这种刑具来威胁其缴纳助饷额。 当然如果大顺军单单就是对前明的这些官吏进行掠夺的话，京城的百姓也只会举手称赞，因为百姓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他们巴不得这些贪官早死，所以大顺军这种做法在百姓的眼里绝对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但是李自成在后来却又开始向那些穷苦百姓下手了，在掠夺了官员和富商之后，他开始不满足于这些想要得更多，于是他开始对城内的百姓们进行掠夺，为此他还颁布了一条骇人听闻的连坐之法，规定“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而这只是为了能够把百姓的财富彻底地收拢到自己的口袋中。

李自成和手下的将士们，可能早已经忘记了，原本他们也是穷苦百姓，他们反抗明朝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不让明朝再剥削他们这些穷苦百姓们，可现在呢？他们成功的击败了明朝，他们却变成那些曾经他们反抗的明朝的那些贪官污吏们，那些穷苦百姓原本以为他们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跟他们一样是穷苦百姓的李自成，会替代那个万恶的明朝再次的去剥削自己，而且是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去剥削自己，这些百姓们彻底的看透了，而一旦百姓放弃了李自成，那么李自成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我们都知道李自成的成功能最大的原因，其实就在于穷苦百姓对他的支持，如果百姓不支持他，恐怕他早就被孙传庭、左良玉、曹文诏这些明军打趴下了，而李自成能够在被明军一次次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还能重新站起来，绝对是得益于百姓们的支持。可以这么说，在当时李自成能够攻破北京城，靠的不是他自己的本事，而且百姓对他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历朝历代哪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不是对百姓好的君主，不管这些君主是不是真心的对百姓好，但至少他让百姓觉得他对自己是好的，所以这些王朝才能存在近百年。 大顺军军纪败坏，四处劫掠扰民，民心尽失，“拷银助饷”更是让北方地主集团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满清方面礼贤下士、厚待降将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还得知父亲被害，爱妾陈圆圆被夺，一怒之下降了清。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在山海关外一片石与吴三桂部展开激战。清军趁势杀出，大顺军大败，死伤数万，李自成仓皇逃回北京城。清军尾随而至，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向西安撤退，大顺军实力大损，在满清和北方地主集团的围剿下失败。

三是李自成在失败面前，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努力，将自己的防御部署，完全置之于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中。 李自成撤退途中，又在保定、定州两次败于清军，终于退回陕西。同年十月，阿济格和多铎分率两路大军进攻陕西，在潼关再次大败李自成。李自成逃回西安，取道商洛进入湖广。为扭转颓势，李自成发动反攻，大胜数场，再次攻入陕北。多铎与阿济格南北夹击大顺军，李自成再次大败，一路上连败十三场。逃至九宫山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不幸阵亡，大顺军土崩瓦解。

四是流动作战，缺乏根据地，治军不严，在农民军的管理方面失之于草率。虽然李自成在襄阳就开始建立较为正规的政权，但是对于军队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无论是军事训练、军队结构、武器配备等，本质上保持了农民起义时的草率，远远落在后面。 李自成农民意识太过强烈，很多事情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他虽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大权全在将军手里，刘宗敏去打仗还得李自成再三请求，由此可见李自成个人的魄力实在是太弱。 从一片石大战到兵败九宫山，大顺军与清军交战不过一年，便几乎全军覆没，实在不可思议。

要知道，大顺军在与明军作战时可谓无往而不利，击败明末第一良将曹文诏，先后擒杀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四位陕西总督，仅用两日便攻陷城高沟深的北京城。 种种迹象表明，大顺军是名副其实的“伪精锐”。大顺军之所以能灭明，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李严提出的“不当差、不纳粮，开了城门迎闯王”很得人心。在攻入北京之前，大顺军颇有农民子弟兵的味道，每逢攻城，就有内应开城门，常常能不战而胜。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农民与北方士人集团的支持。

大顺军的作战方式也很特殊。在大顺军中，真正的精锐是常年造反的马贼，一旦战事不顺便骑马逃走，李自成数次兵败，都能靠老营东山再起。大顺军每到一地，便裹挟当地百姓参军，不论男女老幼，统统编入军营。作战时，大顺军驱赶百姓在前，消耗官军火器和箭矢，待官军筋疲力尽时，精锐老营突然发起袭击，击溃官军。明末第一良将曹文诏就是遭到二十万农民围攻，寡不敌众兵败自尽的。

五是缺乏战略眼光，不能顺势而变。 山海关之战后，大顺政权客观上处于四面受敌的窘迫环境中，固然与南明小朝廷绝无和解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对方“借虏平寇”的短见上。即便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无合作的可能，但李自成主动向汉中用兵，挑起双方的武装冲突，不但在战略方向上是短见的，而且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对手，分散了兵力。山海关之败和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失败的开始和最后的覆亡。

但是大顺军尤其是张献忠大西军的余部，仍在清军进攻面前，采取了和南明朝廷联合的和解策略，之后又掀起了反抗清朝入侵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涌现了李定国、郑成功等杰出统帅。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试图恢复明朝或者说汉族政权的努力，最终没能实现。

有鉴于此，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途时，毛泽东把这次历史性的出发比喻为“进京赶考”。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中央机关的同志：“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

晚清民国学者蔡东藩评价：“李闯为乱十余年，忽盛忽衰，终不得一尺寸土，迨用牛金星、李岩等言，稍稍免杀，而从贼者遂日众。可见豪杰举事，总以得民心为要领，凶狡如李闯，且以稍行仁义，莫之能御，况其上焉者乎？” 民国学者吕思勉评价：“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民国学者、历史学家郭沫若评价：“李自成是农民革命史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从陕北发动革命，以抗粮均田为号召，转战十余年，卒以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可惜他的战友们，特别是丞相牛金星，为胜利所陶醉，忽视了关外的大敌，终于为满洲人所乘，遭受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