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促进社会稳定开放进步，国家领土统一吗？如果扶苏登基，拜公羊学派的学者为相，肃清赵高李斯，历史会如何发展_公羊_学派_董仲舒

本文目录

•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促进社会稳定开放进步，国家领土统一吗
• 如果扶苏登基，拜公羊学派的学者为相，肃清赵高李斯，历史会如何发展
• 公羊学派为什么在西汉末年衰弱了下去，却在清末又被严复、梁启超等人捡了起来
• 汉朝到底是谁把他葬送了
• 公羊学为什么能够代表汉代儒学又为何销声匿迹了
• 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那么董仲舒在儒家中的地位如何
• 如果汉代没有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那么历史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促进社会稳定开放进步，国家领土统一吗

儒家规范在日常，

仁者爱人史留芳。

纵使忠君有瑕弊，

精华吸取宜发扬。

如果扶苏登基，拜公羊学派的学者为相，肃清赵高李斯，历史会如何发展

公子扶苏生前比较偏爱儒家，而公羊学派是儒家中非常有名的一支。

公羊学派是以《公羊传》作为根本经典的一个学派。《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据说是从子夏那里传承过来的。

公羊学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思想来源于《公羊传》，所以也就能反应秦朝时期公羊学派的观点。

孔子所著的《春秋》是以拥戴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大力抨击那些乱臣贼子的行为。《公羊传》又是用来解释《春秋》的。

虽然说从东周开始周天子就逐渐地名存实亡，但是周天子的名分还是在那里！

秦国灭掉周朝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这在公羊学派看来，秦始皇也是属于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所以公羊学派的人，只会站在秦朝的对立面，根本就不会出任秦朝的官职。

扶苏偏爱儒家思想，也是为了利用儒家思想来弥补法家的缺陷。所以扶苏肯定不会选择儒家的公羊学派。

董仲舒以灾异之说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他的理论里面有着大量的谶纬之说。董仲舒的这些理论，也是继承自公羊学派。

秦始皇在位时，出现了三件与谶纬相关的事情。

一是卢生的那句谶语“亡秦者胡也”；二是天降陨石，上面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三是有人手持丢失的玉璧说了句“今年祖龙死。”

如果此时扶苏和公羊学派的人走得很近，你猜秦始皇会怎么想？秦始皇会不会怀疑是公子扶苏做的？

公羊学派擅长利用谶纬来造势。公子扶苏有条件行事，尤其是那件丢失的玉璧，不是普通人能够得到的。

如果真是这样，扶苏也就不用去找蒙恬了！不用等到胡亥赐死，秦始皇就把扶苏给赐死了！

所以扶苏在秦始皇时期，肯定不会去接触公羊学派的儒者。

虽然这是一个假设，但是假设也是要符合当时的历史。

既然扶苏以前没有接触公羊学派，在继位后也不太可能忽然间就启用公羊学派。

扶苏继位后肯定会启用儒家，但是用的必然是可以弥补法家的儒家。

以扶苏的性格，也不一定非除掉赵高和李斯不可。

首先如果扶苏继位，赵高肯定不会是胡亥继位时的赵高，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破坏力。

扶苏继位后，肯定会能够蒙毅，但是不会罢免李斯的职务。李斯依然会受到重用。蒙毅蒙恬兄弟也不能权力太大了呀！

如果扶苏采用公羊学派的人为相，那么谶纬就会立刻横行，刚建立的秦朝依然是岌岌可危！

【我喜欢以连续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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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派为什么在西汉末年衰弱了下去，却在清末又被严复、梁启超等人捡了起来

一．公羊派的起源与兴起

“公羊派”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公羊传》的一个流派，《公羊传》则主要是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在汉代人眼里，《公羊传》是孔子思想的完美注解，也是儒家经学的重要传承之一。

从景帝开始，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从官方完善了“公羊学”的传承。西汉晚期的谶纬之学风行，以及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博士而把《谷梁》博士取消。《公羊》学受到高度重视，一枝独秀，大兴于世。

二．《公羊》学派衰微

东汉末年，士人开始崇尚学习古文经，古文经学的代表《春秋左氏传》的风头逐渐盖过今文经学代表的《公羊传》。“公羊学”面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地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

同时，公羊学派学者本身的弊病：只重文章摘句，忽视义理，以至于达到，一句原文注释却有成百上千字的地步。这些“俗儒”研习《公羊》，只知背诵借鉴，不懂融会贯通。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大环境的衰微，对于公羊学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三．衰而复兴

十八世纪中晚期，面对内忧外患，“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席卷当时读书人的大脑。龚自珍、魏源等人打出“公羊学”旗号，借经学义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康有为、梁启超则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公羊学”出现了自汉代以来的又一次兴盛。

汉朝到底是谁把他葬送了

东汉葬送了民本思想，最终培养出一个历时千年的所谓贵族阶层—世家。

西汉，其实是非常和谐，注重庶民百姓利益的政权。与北宋有得一比。

西汉初期国家穷困，所以统治阶级采取黄老之术，不干涉民间发展。相对减轻了税负，降税率到30分之一，3.3%啊。

统治者能勤俭节约，比如太宗文帝。多年后赤眉军攻破长安，大肆挖掘皇陵，唯见文皇帝霸陵简朴而颜面退走，不敢去进行破坏活动。汉武帝虽穷兵黩武，但下诏书忏悔，百姓立即原谅他。原因就在于汉文帝的遗德。

汉宣帝同样同情百姓疾苦，处理朝政以安民为先。

核心因素是，西汉儒家思想是公羊学派占据统治地位。

公羊学派，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思想里面最激进，最有战斗力的。号称时刻寻找圣王以传播王道。

当然，公羊学派因为鼓动48万士子官员上书支持王莽而被政治反噬，东汉开始已经被抛弃，儒家不要脸的谷梁鲁诗等喜欢跪舔统治者，迎合世家的学派上位。

世家自战国初税亩开始发展，到西汉末期才因为垄断学问而崛起，汉光武帝本人就是世家豪强，他的出身就代表着不可能亲近庶民百姓。此后，世家豪强发展越发迅速，庶民丧失晋升通道，皇帝就被迫放出外戚来平衡世家，而外戚庞大了，小皇帝又只能借宦官来夺回权力。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世家虽然略微偏向外戚，但同样借混乱局面夺取了更多利益。发展得更加庞大。所以东汉埋葬了公羊学派，埋葬了民本思想，最终让自己扶持起来的世家豪强埋葬了自己。

公羊学为什么能够代表汉代儒学又为何销声匿迹了

谢谢悟空小秘书的邀请~

首先解释一下何为公羊学。 “公羊学”的全称，应该是“春秋公羊学”，它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学问，而事实上，公羊学就是春秋学，春秋学就是公羊学。春秋经传是由公羊氏代代口传相授，由春秋时期一直传到汉代，然后才形成文字的。

据史书记载，《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其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于《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于公羊学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于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两条线索。

其次，公羊学派是西汉前期和东汉时期的官学，其成为汉代儒学的代表的主要原因需要先解析一下汉代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社会需求。

西汉初期，即汉高祖、文帝、景帝时期，主流社会思想的黄老思想使得法家、兵家、春秋学派（公羊派、谷梁派）和各个诗经学派，还有思孟学派和荀子的学派都在各地发展了起来。汉景帝虽然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但他还是只重黄老之学，公羊学及其他学科博士只是当个摆设，公羊学等儒学仍未发挥出真正的作用。等到汉武帝登基后，情况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一，汉朝上下对匈奴的仇恨情绪达到了顶峰。从汉高祖被困白登山，而不得不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解围开始，汉高祖至汉景帝，汉朝大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政策多有反复。除经常劫掠边境外，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还曾大举进犯、逼近长安。汉朝随后移民塞下，加强边境守卫。在汉初的70年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匈奴。战争或是和亲，基本由匈奴决定。到雄韬武略的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对匈奴仇恨已经整整历经三代帝王了，成为了世代的仇恨。

其二，文景之治留下来的巨大财富，为发起战争的提供的物质和社会力量。汉武一朝，整个社会从上（各个九卿、列侯）到下（边界饱受战火的百姓、地主）都在渴望发起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很多地主、贵族都渴望通过战争能获得军功，获得封侯之赏，从此迈入公侯阶级。

其三，当时社会已经过了休养生息的阶段，社会寻求更进一步发展。国家逐渐富强，黄老学开始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诉求，此时最支持战争又能从理论上解决复仇动机和中央皇帝集权的公羊派和当时最实干、最支持君王又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法家便顺势登台，开始了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之路。

公羊学派主张大复仇，大一统和对外扩张。公羊学派主要思想就是大复仇，最著名的就是：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国仇，虽百世亦可以复仇。《公羊传》从原始儒学的角度阐述《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影射和劝谏现实，开公羊学之先河。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人就是胡毋生和董仲舒。

但公羊派在董仲舒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儒家学派了，董仲舒由《公羊春秋》入手，合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黄老等思想主张，阐发儒学一统理论及政治主张，为了提高施行“礼义”为核心的大一统方略的权威性，还把原始的天命论发挥改造到极致，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王权神授”的神学体系，创立了公羊学。

公羊学的两大主要观点：

一是要限制王权。

（1）“天子一爵”，即天子也只是爵位的一种，天子并非“天”的化身；

（2）“天人感应”，即统治者的行为会带来灾异吉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屈君而伸天”，就是要国君服从上天，皇帝要听上天的，而上天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来的。说白了，就是皇帝要听儒家的，要用儒家思想统一天下，所以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君臣以义合”，即君臣效忠关系并非生来就有的，不是绝对的。这一思想是对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继承和发展；

（4）“通三统”，即王权没有永恒，历史是演进的。

二是如何对待春秋时代的上下失序、纷争乱世。

（1）“夷夏之辨”，一种朴素的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民族主义（不是完全的血统论）

（2）“大复仇”，即抬高复仇（主要指公仇而非私仇）的地位；

（3）“张三世”和“经权说”， “张三世”简单来说就是世道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讲“经权”，即天子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诸侯（如齐桓晋文）可以代行其责、“尊王攘夷”。

（4）“大一统”说，即春秋公羊学者吐露执政愿望，实现德治主义理想的理论。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化”有两个特征：一为汉王朝的正统性的根据在大一统那里得到强化，二是以“独尊儒术”来实现政治、文化、空间上的思想上的大一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应该是“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儒”才对。

汉武帝看中了董仲舒的学术和治国方略并采用，公羊学也就成了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的官学，不过董仲舒为了迎合汉武帝神化君权（君权神授），最终让公羊派沉迷于谶纬之学中，把整个社会往神权这个方面带，讖纬之说成为了公羊学最大的软肋。

到了后汉，公羊学派逐渐的丧失了自己的市场。原因大致有三：一则是公羊学一直想要限制王权，搞虚君政治，但又不能完全站在地主豪强那边的，所以在东汉左氏春秋兴起后，作为统治阶级中坚力量的地主阶级抛弃了“公羊学”。二则是人们对于自然灾异认识水平的提高。古文大家王充说就是凭借“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怀疑精神，攻击天人感应论的，王充说自己的《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三则是汉儒将天、将孔子树立成了一尊神，在批判人间俗王的同时，也成立压迫人间世界的新权威。古文学家的兴起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对偶像崇拜。

参考资料：《春秋公羊传》、《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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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那么董仲舒在儒家中的地位如何

董仲舒在儒家学派里的地位是不高的。首先要明白一点，儒家学派内部是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根据传承和对经典不同的认识，分为个个不同的小团体，就比如单单说诗经，就分为楚诗，毛诗，齐鲁诗等等。所谓比异教徒更该去死的，是异端。每一个学派都在争正统的位置，儒家内部斗争之激烈，丝毫不比江湖上的刀光剑影要差。

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大儒，整个公羊学派，在西汉时期是具有统治地位的，公羊学派的儒生们虽然也追求三代之治，但是他们更有活力，追求变法，限制皇权，他们推动战争，追求华夷之辩，践行大一统，他们奉行大复仇主义，对于名誉和理想的追求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到西汉末年的王莽，是公羊学派的大成者，他的变法几乎都是按照公羊学派的理想来治理社会，但是他的变法太过激进，最终失败了，连带公羊学派也被扫进了故纸堆里。

东汉的本质就是门阀政治，主张“亲亲相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被公羊学派压的抬不起头的谷梁学派成了统治者们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谷梁学派进化为了理学，而儒家个派基本上被理学统一。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认给儒家先辈们排坐次的基本都是理学派的儒生们，他们自然对公羊学派没有好脸色，所以说在孔庙祭祀时董仲舒排在二程甚至张载之后就是有道理的。

如果汉代没有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那么历史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在我点开这个问题的时候，页面右侧的“等我来答”显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与之对比，可以凸显出了“百家争鸣”整体的缺陷。那个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当时的人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但为何他总是说自己无知？“

苏格拉底的伟大在于他认识到，很多古老的经验说法习俗，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含糊不清的。要想认识清楚这个世界，就必须抛弃那些成见陋习，以一个无知者的姿态从根本上去探究各种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犯错，每一种文化都可能会犯错，每一种已经存在经验可能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无知，不从根本上去探究我们所应用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做法，甚至手上的每一种工具。可能我们就无法突破这个世界复杂的表象，去看到更深层次的规律。

非常有趣的是，在人类最初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的思想家都写过文体相近的对话体制作。比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孔子门徒收集的论语。孟子的著作。初看起来他们好像都是一样的，仔细端详一会儿，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孔孟等人的对话录中，永远是学生在恭恭敬敬的提出问题，老师耐心细致的回答。永远是以老师的回答为准，老师基本上没有错误。（后来王安石诗句里说，孔孟如日月。）但是在柏拉图的对话里，不同的角色之间是相互辩驳的，并没有一个人一言九鼎说了就是大家都奉为真理的标准。

在孔孟的著作里仿佛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人也觉得圣人的观点就是这个世界的金科玉律，不容置疑。后来的思想家们在写自己著作的时候，比如朱熹王阳明都要宣称自己是在重新阐述孔孟的思想，朱熹甚至还配享孔庙。这种以老师为尊不可质疑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恐怕也是几乎如出一辙的。比如墨子也认为一切想法“以古圣先王为准”。

但是在希腊哲学这里并不是这样的。希腊的哲学家们对无数问题进行了争论，每一派每一代哲学家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们相互辩驳，竞相著书立说。而且很多哲学家都知道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最终答案。柏拉图甚至说“如果有人能够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应该把他作为英雄奉为上宾。。”

不管是黄老之学也好，阴阳五行家也好，墨子学派也好，纵横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竞相研究学问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干禄“，就是为了打动国君，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具有不同思想的各派学者。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理论可能是有错误的。从而能够像我们理想中的合作探索未知呢。这我们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