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居人后的意思(甘与甜的区别)_汉武帝_李陵_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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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与甜的区别
  • 请问汉武帝为什么割阉司马迁割阉的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是什么

甘与甜的区别

甘与甜的区别: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甘:甜,甜美。”

甘,在茶的品饮中,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回甘、甘醇。

甘的本意是美味,小篆从口,指口中含的美味食物。这个美味,也是食物对味蕾刺激之后产生的。如《周礼·疡医》的“以甘养肉”,是说用美味来滋润肉,而不是说甜。古代“甘醇”中的“甘”,除了甜味之外,也有美味的意思。

但是在茶汤感官滋味的描述中,采用的是现代用法中的“甘”,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甘:甜,甜美。”。

已经因此我理解,甘,是茶汤对味蕾进行刺激之后产生的感觉。

而甜,是指一种味道,即像糖或蜜的味道。也有“淡”的意思,比如西安一处古地名“甜水井”,并不是说井里的水是甜的,而是指淡水。一些地区的方言中,说饭菜甜了,真正的意思是说不够咸。

甜,有甜爽、香甜等词语对茶汤进行描述。已经因此我理解,甜,仿佛是茶汤带来的一种感觉。

所以,甘和甜都是一种描述,感受上有所不同。甘的来源侧重刺激后产生,而甜可以由茶汤带来或者较小的刺激产生。

附: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中于甘、甜有关的部分术语解释:

◆回甘:回味较佳,略有甜感。

◆甘醇:味醇而带甜。同义词:甜醇。

◆甘鲜:鲜洁有甜感。

◆甜爽:爽口而感有甜味。

◆甜香:香高有甜感。此术语适用于绿茶、黄茶、乌龙茶和条红茶香气。

甘和甜在茶里面不是一回事。

甜是纯粹的,在甜的内容里面是“多少”的意思,一点点甜到很甜很甜,说的都是甜的程度,一般以浓淡来区别。

甘是指甜的层次,比较复杂,它包含的不仅仅是甜,同时也没有“那么甜”,更多的时候用它了形容甜的变化过程和口感,而不是甜的程度和浓度。

最有意思的是“苦尽甘来”说的是回味,“甘泉”说的是泉水的爽冽,光一个甜还代替不了。“甘草”的甜不是一下子就能体会的,是慢慢变化为甜而爽的感觉。

一泡茶,如果说茶汤很甜,那是相当于骂人说茶叶里面加了糖精,如果说成甘甜,那就是夸奖茶汤很爽冽、滋润、可口、饱满、苦中有甘甜,越来越有味。

应该说,甘、甜是不同的含义。

考察这两个词:

A 苦尽甘来 B 苦尽甜来

A 主要表述的是一种转换,如否极泰来的含义。说劳苦大众起来打倒地主,当家做主,是苦尽甘来;——主动的、内在的转换。

B 主要表述状态的变更,说劳苦大众收到地主剥削日久,终于盼到解放,是苦尽甜来;——被动的,外在状态的变更。

上腭粘膜没有味蕾,没有的直接味觉刺激产生。口腔中其他部位感觉到除涩、辣、麻,是细胞本身被刺激的反映,不是一种味觉。

味觉只有五种:苦、咸、甜、酸、鲜。

请问汉武帝为什么割阉司马迁割阉的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是什么

天汉二年,李陵兵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震怒,大臣们众口一词谴责李陵。汉武帝转而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为李陵当庭辩解,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将司马迁以“诬罔”罪名下狱。

廷尉审理结果,司马迁改判死刑。按照当时的法律,司马迁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死刑处罚,二是花钱赎罪。可是司马迁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接受宫刑。

这个故事不新鲜,广为人知,但是由于史料记载和个人立场的问题,依然有很多人对这件事采取偏激的态度看待,甚至联想到背后是否存在政治阴谋。我们对几个焦点问题,以理性的态度,做一次“执中”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李陵投降事件

说到李陵投降事件,自古争议就很大,对立双方往往形成措辞激烈的争辩。其实这些评判,大多因为历史视角问题,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缺乏客观性。看待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也不能光站在古人的狭隘历史观角度,简单附和。

1.值得肯定的部分

①谋求主力的态度

天汉二年对匈用兵,汉武帝的安排,让李陵给李广利做后勤供应。李陵不愿意,表示想打主力,以自己的五千人直捣匈奴王庭。汉武帝表示没有马匹给他,李陵依然态度坚决。汉武帝被李陵的雄心壮志所感染,“壮而许之”。

武将谋求沙场建功,不甘居人后,这个志向应该值得赞许,连汉武帝都深受感动,改变了主意。将军百战死壮士,李陵继承了李广的遗风,这一点值得肯定。

②血战匈奴的成就

李陵回军途中,遭遇匈奴主力,单于亲自坐镇指挥。从兵力上说,李陵五千步兵,对匈奴十一万大军,这个仗谁来都没法打,李陵且战且退,创造了杀敌五六千(有说一万多)的奇迹。若不是叛徒出卖,匈奴人都准备撤军了。

在兵力悬殊的状况下,李陵能够临危不乱,斩杀远超过己方伤亡数字的敌人,他的军事才华和勇气应该值得肯定和赞许。

2.该受谴责的部分

①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

在无法突围的状况下,李陵陷入痛苦之中。他一会儿说“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去杀掉单于),逛游一圈又自己回来;一会儿又表示:“兵败,死矣!”“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真正到了生死关头,他却说“无面目报陛下!”然后器械投降。

可见,李陵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纠结于杀身成仁,还是投降,他的心已经乱了。所以,本质上李陵是缺少捐躯疆场的心理准备的,更没有为国杀身成仁的勇气。当部下拿赵破奴降而复归的事劝他,他立刻给自己找到了投降的理由。

②好大喜功的浮躁

从史料记载看,李陵具备了军事上独当一面的能力,但是在心理成熟度上却相当脆弱,表现为缺少通盘考虑,好大喜功,遇到困难缺少强大的心理支撑。

当初自愿以五千步兵直捣匈奴王廷,就是一个浮夸的表现。别说五千步兵,就是五万骑兵,你也未必能做到。漠北之战时李广就说过,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就没碰到过匈奴单于。像霍去病那种天才,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弹尽粮绝后,李陵方寸大乱的表现,也体现了他年轻的浮躁。

所以,客观说,从态度上,以及个人军事才能上,李陵值得表扬和肯定。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及浮躁的个性上,李陵要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谴责!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

司马迁对李陵的辩解着重于以下三点:

  • 1.李陵有国士之风,求宽恕度;

  • 2.李陵已经尽力了,求同情分;

  • 3.李陵可能是诈降,求期望值。

应该说,司马迁为了替李陵辩解,发挥了最大限度的才智。说李陵国士之风,就暗示汉武帝和朝臣,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要看到他更大的价值,不能纠缠于小节。说李陵战场上的表现,就暗示李陵投降的被动性,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不该对他有过分要求。说李陵诈降,就等于替李陵给汉武帝开了一张远期支票。

表面上讲,司马迁的这些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其实问题不小:

  • 1.投降不是小节,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谈“国士之风”,其实很荒唐;

  • 2.投降没有被动的,已经尽力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

  • 3.远期支票可信度不高,如果人人都拿这个做理由,民族精神在哪里?

  • 4.司马迁与李家的私交深厚,别人谁都可以为李陵辩解,唯独司马迁不行,他是无私也有私。事实上司马迁确实存在很大的私心,《史记》过度美化李广、李陵等人就是一个明证;

  • 5.拿李广利对照说事很不明智。司马迁的罪名有两个:一是替李陵游说,二是“诬罔”贰师将军。替李陵辩解其实并不是司马迁获罪的主因,导致司马迁悲剧的,重点就在这个“诬罔”罪。

可惜的是,史书对此记载很含糊,没有司马迁的原话: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也就是说,司马迁除了为李陵辩解外,口无遮拦,说到了贰师将军的功劳,还不如李陵。那么,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功是不是不如李陵呢?司马迁又为何这么说呢?

“夏,五月,遣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假司马陇西赵充国与士百馀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充国身被二十馀创。”

主力军李广三万人出击,虽然斩杀匈奴一万多人,但是自己也折损了近二万人,若不是赵充国救援,很可能就被敌人反吞了。对比李陵,五千人虽然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匈奴的折损远大于汉军。如此看来,司马迁也算不上“诬罔”李广利。

不过,历来对匈作战,汉军伤亡一直都非常大,即便常胜将军卫青亦是如此。比如漠北大战,汉军光战马就折损十几万匹。不过,从汉武帝的风格看,他不大看重自己损失有多大,更注重对方的损失,以及我方的“亮剑精神”。

事实上,汉武帝也并没有在意李陵的折损,心病仅仅是“投降”二字。这就是汉武帝不满司马迁的原因之一,两人关注点不一样,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是拿无关痛痒的事,混淆大是大非。

另外,司马迁反外戚的态度,也是汉武帝所不满意的。司马迁连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都看不起,何况李广利?可以想象,司马迁一定出于本能,把李广利揪出来跟李陵对比。

对汉武帝来说,李广利不光是外戚,也是他着重培养的第二个“卫青”。司马迁的态度,与其说是“诬罔”李广利,倒不如说是直接冒犯了汉武帝。

所以,客观地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有相当大私心成分,同时场合和方法也不恰当,硬是拖李广利下水,导致汉武帝情绪失控。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汉武帝处置李陵和司马迁的方法

李陵兵败投降后,汉武帝对李陵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反转:

  • 1.初次听到李陵兵败,以为李陵殉国,他抚恤了李家;

  • 2.得知李陵投降,勃然大怒,认为受到了愚弄;

  • 3.冷静下来,汉武帝又选择了体谅李陵,优待嘉奖了逃回的李陵部将,并让公孙贺去接应李陵回国;

  • 4.当得知李陵帮匈奴人训练士兵,对付汉军时,汉武帝立刻诛了李陵全族。

这个过程可见,汉武帝其实对李陵还是充满幻想的,也并不是不能原谅李陵,更不想失去一位希望之星。所以,首先我们不能因为汉武帝给李陵带来伤害,就否认了汉武帝的初衷。

汉武帝不妥当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皇权震怒之下不冷静;二是偏听偏信的草率决定。

汉武帝是个大独裁者,极度自信,也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得知李陵叛变,肯定会产生深深的刺伤感,进而导致不冷静的举动。尤其是最后诛杀李陵全族,让悲剧不可挽回,而事实上这是一次错误的情报。

对于司马迁的处置,汉武帝同样存在不冷静的成分,明显量刑过重。客观来讲,司马迁的辩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判刑不足为奇,只是死刑的量刑,显然是廷尉看汉武帝脸色行事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宫刑背后到底有没有政治阴谋

司马迁的《史记》,截止到巫蛊之祸前,对汉武帝后期的很多人物,《史记》没有传记,相关事件也因此出现了断档,所以,造成很多事件显得很扑朔迷离。

汉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谜团,集中在接班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卫氏集团、李氏(李广利)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民间产生一堆离奇的猜测,比如汉武帝想更立太子,汉武帝刻意打压卫氏集团,霍去病被汉武帝谋杀,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挑起,等等光怪陆离的说法。

司马迁宫刑背后所谓的阴谋,也是其中非主流“哥德巴赫猜想”。

宫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两汉时期非常盛行,汉武帝时期尤为突出,它针对的不是司马迁一个人。比如汉武帝时期,至少有李延年(李夫人的哥哥)、许广汉(汉宣帝的岳父)、张贺(汉宣帝的恩人)、黄门官赵氏(钩弋夫人的父亲),都受到过宫刑处罚。

汉武帝时期的刑罚很重,跟汉武帝个人的残暴有关系,也跟他的敛财手段有关,用重刑罚敲诈官员财富。当时的名将,几乎都受到过死刑判决,全部以金钱赎买。

按汉律,死刑可以五十万钱赎罪一等。即五十斤黄金可以减死罪,但不是全部免责。作为中央官员,一般情况下,拿出五十万斤黄金不成问题。司马迁应该是交足了这个数,但是仅能减罪一等,还得接受宫刑,除非他再拿出更多的钱!

再多的钱,司马迁无能为力了,所以他只能接受宫刑。按司马迁的刚烈,他应该接受去死,但《史记》尚未完成,他还得忍辱负重,承担比生命还要重要的重负。

司马迁本来在朝中,除了对外戚势力很鄙视,并无明显的政治势力偏向性,他本人也没有参与到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所以,司马迁受宫刑跟政治阴谋靠不上边。

其实朝中的利益关系很复杂,泾渭分明的派系斗争,很多时候并不存在。比如有人说卫青与李家关系不好,刻意打击李家。可是李家很多人,跟卫氏集团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被霍去病杀掉的李敢(李陵的叔叔),他有一个儿子是卫太子刘据的心腹,还有一个女儿,是卫太子的家人子。

《汉武大帝》上说,汉武帝看了司马迁的《史记》勃然大怒,可事实上,汉武帝从未看过这本书,也不存在报复的嫌疑。

所以,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值得赞赏,可是对问题严密论证,而不是捕风捉影,才更可贵。

司马迁遭宫刑,并不是汉武帝刻意为之,也看出有什么政治目的或阴谋。如果我们想编写一个文学作品,尽可以凭想象搭建种种设定的逻辑关系,跟历史真实要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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