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郑智化个人资料,被遗忘太久了_的人_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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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台文化无孔不入的浸入大陆生活,影视歌,各路明星,英姿绰约,百花齐放,偏偏有那么一位歌手,拄着双拐,其貌不扬但依旧红透了半边天。

1992到2017,25年的时间,经历着如此变幻莫测的时代与更迭不休的歌坛,偏偏还有那么一首歌,携着岁月,裹着风霜,唱起之时依旧能让你落下泪来。

那是个不良于行的男人,唱歌时却总是器宇轩昂的站着,他这样唱道: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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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郑智化凭借《水手》一炮而红,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会唱。

充满力量的词曲和郑智化略带哭腔的声音,给许多身处困境带着伤痛的的人们送去力量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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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讲了一个从童年到成年,总是受到磨难,感到痛苦但却一直怀着梦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人公像极了他本人。

郑智化三岁患上小儿麻痹,被病痛与药物折磨了四年之后在七岁时终于学会了拄拐,至此,他开始带着拐杖生活。

这注定不是个多舒适的童年,病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他的家庭。

遭受着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但年少时那些不辨善恶的伤害终是让他成长的更挺拔强大。

多年后他再谈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的表示,小时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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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郑智化从台北工专毕业,到了一个工程公司上班。

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烦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干了他的耐性。

23岁他辞职进了广告公司。

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广告,很大的跳跃,从门外汉到升职加薪获国际大奖,他将这份事业做的风生水起。

26岁时他做了第一首歌《给开心女孩》,因为这首歌与点将唱片的老板阿桂相识,然后出了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

1989年他27岁的时候正式离开了广告界,做起了歌手。

在歌坛打拼了十年,创作出数首经典歌曲,1999年,他结婚后退出歌坛。

对他处于事业高峰期时毅然退出,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一度有传闻传出,说郑智化是因为《大国民》这首抨击讽刺台湾政局的歌曲坐了牢。

但事实上,他只是转投了IT行业。

他在《私房话》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是个不称职的艺人。 我只想做一个埋首创作的词曲作家;或是一个专心演唱的歌者。 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处逢迎谄媚、汲名求利的小丑。”

之后一直到2005年,他才渐渐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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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随心所欲又满腹才气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这也正是他唱歌写歌的初衷。

最初点将唱片邀请他发唱片的时候,他还没有真的想成为一个歌手,他一直觉得歌手这个职业很“不入流”,但又对音乐真的感兴趣,所以“当时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这种心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我想写的题材,不管市场如何”。

于是他出了第一张唱片《老幺的故事》。那时正值台湾九份发生了两次大的矿难,郑智带化着一种“旁观者不明究里的悲天悯人”决定为此做些什么,先后两次造访九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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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凭着一股狂热,我来到的九份,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图发掘更多矿变发生后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事实。出乎我意料的,他们对问题的反应不是激动或悲绝,而是沈淀过的冷静,一种近乎认命的淡然。亲人的死去,固然令人伤痛,但是对矿工而言那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第二次造访九份,是个飘着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雾笼罩着……我想起一个阿婆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命哦……就像歌词的一段: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矿工不一定可怜,可怜的很可能是我们。”

这就是他“感兴趣”的题材,很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创作这样的作品,他用最贴近大众的眼睛看着这个世道,然后记录然后讽刺然后痛斥。

当时的台湾已经高速发展了十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所以他写出《老幺的故事》里生长于矿区,迷醉在城市的骄纵老幺,写出《中产阶级》里“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产阶级,写出《蜗牛的家》里无论如何打拼都赶不上飞涨房价的普通白领,写出《补习街》里想逃脱补习但无奈于现实的学生。甚至写《大国民》,用直白激烈的的歌词直指政局。

《堕落天使》是他根据现实中认识的一个风尘女子而写的。

这个女人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了本来很富裕的家庭,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两个人的生活。

他用这首歌为那些徘徊于社会底层,为生活无奈抗争的妇女们申诉,她们被压迫得太久,反抗而又没有出路,挣扎不出午夜情场的圈子。

在物质肉欲的社会里被无情地撕裂,堕落的人性,罪恶的兽欲,在奸邪中产生,在伦理中灭亡。

有趣的是,他着眼于90年代的台湾写下这些带着涩意的词曲,却让大陆人民在21世纪低头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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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更多的时候会写人,写像《小草》《游戏人间》《沉默的羔羊》里这些虽生活不易但依旧认真生活的的小人物,写《你的生日》里流浪街头的乞丐,也写《达奇达奇嘟》里阅读障碍的孩子。

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到《达奇达奇嘟》说道:“这是根据一个孩子的故事改编的,那时候我参加社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达奇这个小孩,他语言学习特别吃力,对我们来讲学习“嘟”这个单音很简单,他要花上一个礼拜。这首歌就是在关心这样的弱势群体。”

郑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故事里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生。

他的歌似坚硬也柔软,总能让听的人酸楚落泪,也总能让听得人心怀安慰。

他毫不留情的直指你最深的伤口,把没愈合的患处戳的再次鲜血淋淋,还要撒上一层细细的盐,在你痛的涕泗横流的时候又冲伤口轻轻地吹气,对你说,很疼吧,疼就对了,这就是现实啊,但那又怎样,站起来往前走吧,前面还有路的,你也还有梦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歌坛出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人文歌手的歌手,他们对自身对时代都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对社会和民生都充满关怀,郑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现如今,再没有哪些歌手被冠上“人文”二字,取代他们成为主导流行乐的,已经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精致的无懈可击的年轻偶像了,他们反复吟唱的,只剩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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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北京演唱会要结束时,郑智化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我的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我想应该不对,我的歌影响了一代跟我一样,对着生活无奈,失去目标理想的人,大家跟我一样,有点自卑,所以才有在我的歌里有感触。

从过去到现在,他写作,画画,做工程,做广告,唱歌,最后投身IT,从不因为身体和世俗限制自己的想法,也从不辜负岁月和才华。

时至今日,他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依旧做着他的企业,也偶尔会登台演出,岁月给他添上更多的风霜,但曾经那个孤傲叛逆却心怀家国的男人,眼神依旧清明,言辞依旧犀利。

像个在大海上漂泊已久的老水手。

今年夏天,“浪姐3”公演,将《星星点灯》中那句“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变成了“是晴朗的一片天,总能看得见”。

引来郑智化的质疑,他说,被乱改歌词一事,他感到震惊、愤怒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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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改编时常有的事,但对于郑智化本人来说,歌词太重要。

那是他坚持一生的事情。

曾经有许多人喜欢听郑智化,因为他给你力量,后来又有许多人听郑智化,因为他道尽现实。

生而为人,有许多无法言说的痛苦,郑智化真正懂得这些痛苦,他为那些千千万万终日为生命奔波,且无愧于生命的普通人们写下这些,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红尘味的,最普通不过的生活,最普通不过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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