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一般都会说到魏徵与唐太宗的故事，其实这句话的出处是更早时候的荀子。荀子在《王制》篇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人在国家富强长治久安中的作用，这里的人既包括老百姓，还包括士人和德才兼备的人。
荀子首先指出，政权要稳定，首先必须取信于民。他比喻道，马拉车时受惊，君子坐在马车里就不能安心。如果老百姓谈政色变，君子坐在朝堂上就无法安稳。马受惊以后，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安静下来；老百姓谈政色变，最好的办法是实施仁政，让老百姓感到受到爱护。
如果君主选拔出来的官员，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官员推荐的人才，都是忠厚恭敬的人，老百姓就会对朝廷有信心。同时，君主公卿士大夫带头倡导孝悌之风，民风就会和谐淳朴；孤儿寡母都能被接纳收养，生活贫困艰难的人能够及时得到补助，老百姓就会对君主心怀感恩之心。如此，老百姓就会安于时政了，君子们坐在朝堂上也就安稳了。
所以，古书上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主就像船，百姓就像水。水能把船浮起来，也能把船倾覆。
以人为核心，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大节”的理念。他说，坐在君主位置上的人，要想政权稳定，没有比有效治理、爱护百姓更好的办法了；要想荣耀，没有比推崇礼义、尊敬士人更好的办法了；要想成就功名伟业，没有比尚贤使能更好的办法了，这是作为君主的人的大节。
“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这三个大节做好了，其他事情没有不妥当的。这三个大节做不到位，那么即使其他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周全得当，对天下大治是没有裨益的。
孔子说：“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大节、小节都做对了，是上等的君主；大节做对了，小节偶有出错，是中等的君主；大节出问题了，就是小节做对了，其他方面都不需要看了，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大局肯定是不好的。
荀子举例说，卫成侯和卫嗣公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力都非常薄弱，他们都有自知之明，卫成侯主动将自己的爵位从公降为侯，卫嗣公则自行贬称号为君，他们都想国家富强，但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精打细算聚敛财富、充实国库这些事上，而没能赢得民心，因此卫成侯最后被魏惠王强行废除了君位，卫嗣公的领地最后仅存濮阳一城。
荀子说，郑国的子产赢得了民心，在他执政期间，郑国实现了中兴的局面。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但是荀子依然说：“（子产）未及为政也！”无独有偶，孟子在《离娄下》里也说子产“不知为政”，原文是这样的：“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用自己乘坐的马车帮助行人渡过溱水和洧水（用马车怎么渡河？不解）。孟子说：“子产这只是小恩惠而不懂得政治。要是在十一月份，搭好徒步行走的独木桥；在十二月份，建成可通行马车的大桥，百姓就不用操心怎么过河水了。君子如果能把政事治理好，哪怕外出时让行人回避也可以，又怎么需要一个个把行人渡过河呢？所以，治理政事，要让每个人都满意，时间也不够用啊。”
荀子批评子产，应该是说子产执政还不够完美，郑国确实变强大了，但还没有强大到征服天下的水平。所以，荀子说管仲是懂得“为政”的，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但荀子认为，管仲没有在礼治上下功夫，所以齐桓公也不能成为圣王。
通过这几个例子，荀子总结道，只有重视礼治才能成为圣王；善于处理政事的能使国家变得富强，能够赢得民心的，国家就会安定；只知道聚敛财物的，国家就会灭亡。
圣王的统治能让广大的老百姓富裕，霸主的统治能让士人以上都富裕起来，那些只能维持国家生存下去的君主，只能让官大夫富裕起来。
最后亡国的，则往往只是富了君王个人的口袋，只充实了宫室的府库，而老百姓却贫困了。就是上面富得流油，下面的百姓没有一点积蓄，都一点点漏光了。结果是，当需要用兵的时候，敌人来攻城了守不住，出兵打仗没有战斗力，这样的国家离倾覆灭亡也就不远了。
因为只会聚敛财物而走向灭亡，聚敛起来的财物正好送给敌国，使敌人变得强大。聚敛财物，招来敌寇，肥了敌国，亡了自己，英明的君主是不会走这种危害自身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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